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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香港政改未完待续——《香港政改观察》后记

——另附陈弘毅教授序文及目录

更新时间:2015-02-24 15:30:10
作者: 田飞龙 (进入专栏)  
“颜色革命”乃运动期间中央拔高定调,政治层面或有特别原由,但清场后的“后占中时代”,中央应由积极的“重建思维”取代单调的“斗争思维”,对回归历程的斗争技艺及其政治遗产之运用要保持适度节制,以充分自信与开放之心态面对第二轮政改咨询,和2017年之后香港的“继续民主”命题,让香港民主汇流入中国整体国家建构与民主转型的宏大进程之中,与香港人民一起共同谋划国家未来优良秩序。当然,这也需要香港反对派作出重大的反思和调整,视角内转,彻底摒弃“港独”想象和国际干预依赖症,逐步演变成忠诚反对派,也只有这样调整,才能真正赢得香港民意和中央基础性的政治信任。

      香港政改未完待续。中央在战略上宜更加明确香港的“治理特区”定位,以香港“循序渐进”的民主经验补益内地的“治理现代化”,而不仅仅将香港经验理解为纯粹的经济范畴。香港则需要抛却不切实际的港独论述和国际干预依赖症,勇敢而理智地实现“视角内转”,重建与中央的政治互信,在信任增加的条件下进一步争取更优普选框架,这一前景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唯一可欲的。舍此,则央港双方的内耗与对峙所造成的只能是“双输”格局,是整体中国人的悲剧与灾难。我们期待着后占中时代双方的相互调整与适应能够开创一个央港关系的新格局,能够为一个更富竞争力、公平性与长期幸福愿景的“新香港”的出现奠定扎实的精神基础与制度架构。

  

  

   本书布局

  

      本书正文凡九章布局。第一章从殖民史与回归史角度纵向考察香港普选的历史渊源与制度演化过程,为理解香港政改提供相对长距离时空背景。第二章解析基本法模式下的央港关系,说明中央调控香港对行政权的过度依赖及其法治转型的结构性困局,这亦可解释为何此轮政改中央紧抓特首忠诚问题不放。第三章专题讨论香港立法会的恶性拉布问题及其治理进路,而立法会内反对派议员从来都是香港政治生态的成熟领导力量,是占中运动的另一个“广场”,也是立法会政改方案闯关的否决权主体。政改成败或许不在学生现场占领,而恰恰在反对派议员的集体否决或超限度修正。前三章提供了理解香港政改格局的背景性知识,相当于本书“总论”,在此基础上即可深入本轮政改与占中运动的分论细节。从第四章到第九章分别讨论了“提名权之争”、“爱国爱港”、“白皮书与基本法法理学二元冲突”、“民意争夺战”、“占中过程分析”、“后占中管治与继续民主”等香港政改涉及的关键性主题。序言由笔者在香港大学的合作导师陈弘毅教授撰写,后记为笔者对全书的简要背景说明与总结提升。同时为便于读者理解占中运动,作者专门制作了“占中运动大事记”,作为本书附录。

      香港政改五部曲未竟,笔者有幸在最关键时期实地体验与观察。《香港政改观察》在本质上是献给包括香港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的一份答卷,是新生代宪法学人在自由价值与国家利益间的平衡而客观论述的积极理论尝试,但凭良知,不惧非议。香港政改未完待续,即使立法会闯关成功,亦有2017年之后的“继续民主”命题。作为深度接触过这一进程的观察者,跟进关注和分析,似乎不仅是兴趣,也是责任。而作者最关切之处,则在于是否能够为建立一种超越中央立场之国家主义,与本港立场之普通法自由主义之共和主义取向的“共识型基本法法理学”,略尽绵薄之力?当然,这肯定是一桩集体学术事业,本人当乐于其中矣。

  

  

   致谢与说明

  

      作为内地青年宪法学者,一年来的“港是港非”已然让自己大大开拓了政治观察的经验和视野,对一国两制与基本法有了更加深切的理解,甚至也不断提出并形成自身相对独立的,关于香港政改与占中运动的命题及看法。本书就是这一年实地观察与理论反思的结晶,其中个别篇章曾以评论或论文形式发表于《大公报》、《法制日报》、《法治周末》、《新产经》、《财经》、《中国评论》、中国法学会内参等刊物之上,但作为系统的观察与理论论述,本书具有大大超出上述单篇简单结合的篇幅规模与深广度。

      一年之访问研究源起于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陈弘毅教授的访问邀请。他是一个博学而热情的宪法学教授,帮助联系成功申请了香港大学法律学院中国法中心的访问学者基金,获聘为Leslie Wright Fellow,本书亦成为该访问基金项目的成果之一。笔者曾就书中涉及有关问题多次求教于陈教授,他每每诲人不倦,更可贵者,推荐本书至香港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并热情作序。如果没有他的前后联系、鼓励与实质性帮助,本书是不可能面世的。作为访学研究的合作导师,本书也算是献给他的一个成果或礼物。另外,本人的北大博士师弟曹旭东就职于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受其邀请和安排,亦有幸参与其中心资助的课题“香港立法会运作研究”,并有诸多机会相互讨论切磋,在此特别致谢。此外,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傅华伶教授与赵云教授、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朱国斌教授与林峰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端洪教授、北航高研院高全喜教授、深圳大学法学院邹平学教授、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刘迺强委员、中国法学会陈咏华副研究员、京港学术交流中心总裁助理陈锦云先生,以及因研讨原因接触的香港中联办法律部以及香港社会其他机构诸位朋友,都在一国两制与基本法题域内,给予重大鼓励、支持与启发,对本书之顺利成稿与成熟帮助很大。

      这一年于个人亦是一大挑战,第一次离家在天涯,在最自由的时刻也感受到了最孤独。成家如同立宪,不比青春烂漫,独步天下,自由不羁。于此,确实感受到任何青年运动都有其璀璨和质地空乏之双面形象。这一年中,妻子王又平女士独自照顾小儿皓轩,工作之余处理家务以及本人在北航的各种杂务,同时还需体贴照顾父母,协调孩子养育教训的各种安排,箇中辛苦,让人常感惭愧遗憾,无以相对。唯每每勤奋写作,以不废时光、学术精进而承担一个父亲、一个丈夫在此天涯海角的远距离责任。  

  

  

   田飞龙

   2015年1月8日

   于香港大学法律学院

  

  

   →附:陈弘毅教授序文

  

      2017年香港行政长官普选问题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最重大的政治争议,在2014年9月下旬到12月中旬的“占领”(“占中”或“雨伞”)运动又是“一国两制”实施以来面对的最严峻考验。如何理解这些现象,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是富有挑战性的课题。

  

      本书便是田飞龙博士就这个课题的研究成果。田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现在任教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田博士是在中国研究“政治宪法学”的知名学者,由于我自己也十分关注中国内地的政治宪法学研究,所以有机会在研讨会中认识田博士,并邀请他来港大法律学院当Leslie Wright基金访问学者,这是我的荣幸。

  

      田博士学贯中西,他的研究具有深度、广度、历史及文化维度和跨学科的学术视野,而且坚持学术研究的理性、客观性和独立精神,超越一般政治话语,这是我特别欣赏和敬佩的。虽然田博士是内地学者,但他对于香港社会及其文化和价值观有一种“同情的了解”;此外,他不单研究香港,更把在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置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来思考。本书中包含田博士对于“一国两制”和香港的民主发展的睿见,读者若能仔细阅读,必有丰富的收获。

  

      田博士在本书中提出的不少观点,都是我十分欣赏和认同的。田博士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人大“八三一决定”所提出的并“不是理想民主方案”,但如获立法会通过,将会是“香港历史上最重大的普选时刻”。其后,“在限制性框架下的特首普选中,最打动选民心理的竞选策略,是承诺带领香港人民‘继续民主’起来,接力追求‘真普选’”。中央将“继续作为香港民主发展‘循序渐进’的主导与调控性力量,但香港民主在民意推动下的‘继续民主’之路不可逆转。”港人应“勇敢而理智地实现‘视角内转’,重建与中央的政治互信,在信任增加的条件下进一步争取更优普选框架,这一前景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唯一可欲的。”

  

      反过来说,田博士语重心长地写道:如立法会否决2017年特首普选方案,“将是香港政改的重大挫折,导致政改‘原地踏步’。实际上不存在‘原地踏步’,而是‘不进则退’,若退下阵来,则香港社会将可能长期无法走出‘过度政治化’漩涡,无法通过‘视角内转’重建中央信任以获取更宽松的普选框架,更无法从容适应中国对新一轮区域经济整合的布局和安排,从而导致香港加速‘二线城市化’。果真如此,则香港作为‘东方之珠’势必黯淡无光,繁荣稳定成为过去时,一国两制之典范意义完全落空,仅靠澳门个案不足证明。如此前景,只是中国人内部的相互消耗和双输局面,央港双方应共同极力避免之。” “央港双方的内耗与对峙所造成的只能是‘双输’格局,是整体中国人的悲剧与灾难。”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香港人,我特别欣赏田博士关于香港对中国可能作出的贡献的观点:在“‘一国两制’宪制框架下”,香港的民主化乃“具有‘政治特区’属性的自治民主试验。其制度过程既是香港基本法秩序的民主改进,同时也是中国整体国家建构和政治民主转型的先导与示范。在此意义上,香港民主便具有了超越一城一地治理的普遍历史意义,而汇合入中国长时段的立宪民主进程之中,同时又在深圳河一侧构成与‘经济特区’之国家试验具有互补性的‘政治特区’优势。” “今日中央看待香港,除了继续巩固其金融中心和自由贸易港的经济地位之外,更应看到香港是一个高度发达和成熟的法治社会,以及一个在民主化进程上先于内地的政治社会,赋予香港民主法治更高程度发展以国家试验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阔意义。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更长周期里,….内地法治建设进程需要进一步汲取香港法治成熟经验,而内地民主建设进程亦需要认真对待和借鉴香港民主的可能经验。”

  

      田博士的这段文字令我想到,在邓小平当年的宏观构想中,“一国两制”不但有利于中国(包括港澳和台湾地区)的和平统一,而且有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到了今天,我仍然相信,“一国两制”的成功实施——包括香港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民生的改善和民主的发展,将是港人对中国的现代化和走向富强和民主的一点贡献。港人与内地的同胞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荣辱与共。香港在“一国两制”下逐步实现政制的民主化,实现《基本法》所规定的“普选”的最终目标,不单是香港的事,也是整个中国的事;不单对港人有意义,对整个中华民族也有意义。如果在香港实现行政长官由全体永久性居民一人一票普选产生,这无疑将是中国境内的一个壮举,香港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范围内第一个实现普选行政首长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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