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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胜军:全球气候政治的变革与中国面临的三角难题

更新时间:2015-02-20 20:23:13
作者: 张胜军  

   后哥本哈根时代的气候政治将向何种方向演变? 作者通过对气候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回顾, 探讨了气候变化作为自变量影响气候政治演变的特点和方向。随着气候变化的恶果不断显现, 地缘政治大国气候博弈的合法性正在丧失, 减排与发展的矛盾的重要性也要逐步让位于气候问题解决的迫切性, 并且可能从根本上推动全球建立一套具有实质约束力的全球“深度”治理机制。针对《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地缘政治的僵局,作者分别探讨了三类国家即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大国的代表中国所面临的三角难题, 指出只有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才能破解当下气候政治面临的多重难题, 然后从“内政协调”的理论视角探讨了全球气候治理制度所可能取得的进展, 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调整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看法和建议。

  

   在中国崛起的长期过程中, 气候变暖及其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难题很有可能将中国抛向风口浪尖, 给中国带来实质性危害。在当前, 中国如何最大限度地破解难题、化解危机, 不仅是考验中国外交的试金石, 而且关乎中国未来的发展和崛起。本文分析了全球气候政治的变革方向, 并将气候变化作为自变量, 分析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中国气候政治中的三角难题, 试图从中寻求一种均衡性方案。

  

   一、  作为自变量的气候变化与全球政治的变革

  

   自2005年2月《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 气候变化的国际争论逐步演变为地缘政治大国(或国家集团)的气候政治博弈, 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在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 各国由于在气候保护的责任、资金和技术的共享、减排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而削弱了相互合作的政治意愿, 地缘政治大国甚至就各自的战略利益和气候政治话语权进行了激烈争夺。然而, 气候变化不会因为大国争执不休而中止。随着气候变化带来更多更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地缘性气候政治博弈将逐渐失去合法性。可以预见, 后哥本哈根时代, 地缘政治大国将面临着打破僵局、达成有约束力协议的巨大压力。如果气候变化真的成为促使世界治理体系变革的最后一根稻草, 甚至进而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气候政治制度, 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进行前瞻性的分析,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气候变化及其后果作为一个自变量来探讨全球环境治理的合作机制及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气候问题从产生到实质性地影响、介入和主导人类的政治生活已经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类对气候变暖的科学认知。在该阶段, 随着人们对人类活动影响气候变化的认识逐步加深, 气候变暖从一个科学问题逐渐成为各国国内的公共问题,并向国际蔓延。第二个阶段是气候政治的产生, 也就是世界各国开始围绕气候问题进行密切的政治协商并试图协调行动, 因此出现了各种利益碰撞, 导致气候政治的产生,因而是气候政治作为因变量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后哥本哈根时代, 气候政治对各国家行为体的行为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从而进入气候变化作为自变量的政治时代。在这个阶段, 气候已经成为政治问题的前提, 是气候决定政治,而不是政治决定气候。

  

   (一)人类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

  

   人类的工业活动会极大地影响地球气候的观点是瑞典科学家斯文特. 阿列纽斯(Svante Arrhenius)首次提出的。1895年, 斯文特.阿列纽斯研究出计算二氧化碳对地球温度影响的理论模型。他得出的结论是: 如果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CO2)含量减少约40%,温度就会下降4℃ -5℃, 并可引发一个新的冰川期。同理, 如果二氧化碳的含量翻番, 温度就会上升5℃-6℃ 。[2]他所观察到的现象就是科学家考察了近一百年来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与气温上升相关性而提出的“温室效应”。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称为“温室气体”, 其中最主要的是二氧化碳。

  

   除了人类活动如排放温室气体、砍伐原始森林等而引起气候变暖之外, 引起气候变暖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自然波动, 包括太阳辐射的变化、火山爆发等。通过观察太阳活动对地球气温的影响, 科学家们发现, 太阳黑子多的时候, 太阳活动剧烈。虽然目前尚不清楚太阳活动对地球气候变暖究竟产生多大影响, 但地面获得的探测信息也显示, 太阳活动强弱变化引起的太阳辐射能量变化幅度仅为0.1% , 如此微小的变化似乎不足以对气候造成太大影响。[3]至于火山接连大爆发排放大量二氧化碳的说法, 显然更是无法解释工业革命之后二氧化碳含量的直线上升。自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大量燃烧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树木, 产生了大量二氧化碳和甲烷进入大气层, 由温室效应导致的全球变暖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问题。因此, 尽管全球变暖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但对于目前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和全球温度正迅速增加以及温室气体增加会造成全球变暖的原理, 却是没有争论的事实。

  

   (二)气候变化作为因变量的政治

  

   1987年, 联合国、加拿大和世界气象组织发起召开了一次会议, 46个国家的330位科学家和决策人聚集在一起, 最后发表一个声明敦促发达国家立即采取行动, 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1988年, 联合国第43次大会首次讨论了气候变化问题。同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提出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到2005年减少20%, 到2050年减少50%。1990年, 联合国正式决定发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 并成立政府间谈判委员会。气候由此开始介入人类的政治生活, 并上升为政府对政府间的谈判议题。然而, 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 气候变化的趋势反而受制于国际政治的博弈结果。

  

   1997年12月,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谈判达成《京都议定书》, 首次定量确定发达国家排放温室气体的限额(2008-2012年平均排放量比1990年下降5.2%)。《京都议定书》反映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也提出了帮助发达国家以较低成本实现减控排放目标的“灵活机制”, 即排放权交易机制(ET)、联合履约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京都议定书》是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中最重要的成果,但也因此而形成了多方制衡, 微妙影响国际气候的政治格局。由于各谈判国家集团之间存在种种分歧, 谈判曾几度遭受重大挫折。从199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一次缔约方大会到1997年达成《京都议定书》花了两年的时间, 而从议定书达成到2005年2月16日生效则花费了八年的时间。其间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 俄罗斯犹豫不决, 致使国际谈判进程步履蹒跚。

  

   后京都谈判于2006年正式启动, 其任务主要是一方面在《京都议定书》下成立特设工作组, 谈判发达国家2012年后(第二承诺期)的减排义务; 另一方面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开展“不具约束力的对话”, 围绕可持续发展、适应、技术和市场四个关键问题, 鼓励所有缔约方和非政府组织观察机构就如何加强公约的执行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开展广泛的讨论。然而, 从《蒙特利尔议定书》到“巴厘路线图”, 再到哥本哈根气候峰会, 围绕气候变化出现的分歧已经把193个国家主要分化为几大阵营,形成了欧盟、美国和中国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要求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排放量较大且增长较快、人口较多的国家承担减排温室气体义务, 而发展中国家担心减排承诺对发展的约束, 要求延续《京都议定书》中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发展中国家优先发展的内容, 不同意做出具有刚性约束的减排承诺。欧盟与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组成的“伞形集团”[5]之间则在减排模式上针锋相对。欧盟国家认同总量控制加排放贸易的减排模式, 美国则于2002年提出碳强度减排方案, 其目标是将每百万美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未来10年(2002-2012年)里削减18% , 从2002年的每百万美元国内生产总值排放183吨下降到2012年的151吨。在理念上, 美国提出了“自下而上”的模式, 希望在《京都议定书》以外建立由美国主导的新的应对模式。新模式反对定量减排并设定时间表、主张市场机制、要求把发展中国家纳入减排体系、用科技减排, 不能影响经济发展。可以说, 三方在政治上能否达成协议决定着全球气候变化。

  

   (三)气候变化作为自变量的政治

  

   后京都谈判充斥着国与国之间的争执、交换、妥协、纠葛, 充斥着合纵连横的权谋,[6]究其实质则不过是争夺发展空间, 争取经济利益。然而, 此种争夺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现实条件下发生的, 它不可能无休止地博弈下去, 也不可能成为气候政治的终点。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 气候政治的内容和实质必将随之发生变化。不少学者认为, 在气候治理这样的国际合作中必然出现集体行动的困境。拉塞尔.哈丁(Russell Hardin)认为, 在国际合作过程中, 许多国家一方面不断权衡自身的利益, 另一方面又追求集体产品, 但对自身利益的过度重视通常会损害集体行动的成效。[7] 奥兰.扬( Oran R.Young )指出, 在缺乏有效治理或者社会制约的情况下, 理性和自利的国家很难实现集体行动。[8]然而, 集体行动困境既非不可破解的难题,[9]也不是当前气候政治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实际上, 现阶段气候政治僵局的症结仍在于国家间不能就气候变化过程、后果和应对措施中存在的大量问题达成共识, 特别是由于还存在温室气体(C02)滞后效应、[10]历史责任、减排与发展的矛盾以及科学不确定性等一系列问题,不少国家尤其是大国认为它们有理由将本国利益置于首位而不肯轻易做出让步。因此, 上述不确定因素和问题的排除和解决、大国政治意愿的加强和公正灵活的制度建设才是打破当前气候政治僵局的根本出路, 它们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不断加剧的气候灾难而发生转变。

  

   首先, 地缘政治大国气候博弈的合法性正在丧失。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标志着地缘政治在气候变化面前失灵。哥本哈根会议后,各国民众对于一些国家以气候之名,行多国相互权力博弈之实的政治操作的不满已经达到了极限。瑞士德语大报《新苏黎世报》(NZZ)这样评价哥本哈根气候大会: 希望签署“首个真正全球化的、所有,肇事者−都参与的环保协议的雄心大志”,就这样失败了。[11]在2009年9月举办的全球暖化世界公民高峰会(World Wide Views on Global Warming)上, 全球38个国家、4000多位公民表达了对于全球制定一个符合公平正义的新气候公约的期待。哥本哈根会议虽然失败了, 但它所制造的政治动能将推动建立起一套新的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全球治理制度。

  

   在后哥本哈根时代, 地缘政治大国继续操弄合纵连横式的博弈显然已难以为继,关注气候变暖议题的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媒体、企业和社会公众必然会向各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 监督和推动各国的气候政策和国际气候谈判立场, 促使各国的谈判代表协调立场,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其次, 随着气候变化的恶果不断显现, 上述制约全球共同行动的因素如科学不确定性、滞后效应、历史责任等因素将会受到更大制约和克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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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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