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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川:近五十年文学语言研究札记

更新时间:2005-08-27 19:06:19
作者: 王一川  

  「内容提要」近五十年中国当代文学语言呈现四种演化形态:50年代至70年代的大众群言;在80年代前期出现的精英独白;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形成的奇语喧哗;而从90年代中期至今则显露出多语混成新景观。俗化和雅化语言都体现整合特点,而多元化则意味着由合到分,碎片拼贴显示出分裂中的新聚合。由这条语言演化轨迹可以窥见近五十年文学演化的轨迹。

  在回顾1949年至今整整五十年间中国当代文学历程时,语言状况是需要认真关注的。因为,正是在这五十年里,文学中的语言经历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变化,而这些新变化既构成了这个时期文学变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在基础层次上给予这种文学变化以深刻影响。所以,要了解这时期文学发展状况,其语言状况是不能不了解的。我想在这里概略地描述近五十年文学中语言的发展演变状况,以便从这个特定角度去接近这时期文学的总体风貌。为简便起见,我的讨论将纵向地展开。在我看来,这五十年文学在语言上呈现大致四种演化形态:大众群言(1949—1977)、精英独白(1978—1984)、奇语喧哗(1985—1995)和多语混成(1996年至今)。这里拟依次讨论。而在讨论时则不是仅仅在文学内部谈论语言,而是从文化语境状况去说明一般语言状况进而阐释文学语言状况。文化语境是指影响语言变化的特定时代总体文化氛围,包括时代精神、知识范型、价值体系等,这种氛围总是产生一种特殊需要或压力,规定着一般语言的角色。一般语言是特定时期的普遍性语言状况,不仅包括文学中的语言,而且还包括其他各种语言如政府语言、新闻语言、学术语言和民间语言等。这种一般语言状况既是文化语境压力的结果,又与文学中的语言状况具有直接关联:作家对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受制于当时一般语言状况的总体语境。而一般语言状况又从深层显示出文化语境的制约。文化语境、一般语言和文学语言,这三者相互渗透和共生,从而可以作相互阐释。而“文学语言”一词在语言学界通常指书面语的标准语形态,而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往往不仅包括这种“文学语言”,而且还包括口头语言、方言、政府语言、新闻语言和学术语言等,不过,是这些语言的新的组合形态,所以常称“艺术语言”。这里为着论述方便,还是把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一律简称为文学语言。

  

  一、政治整合、语言俗化与大众群言

  

  考察50年代至70年代文学中语言状况,不能不看到,这种语言状况与伴随建国而出现的政治整合需要密切相关。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整个国家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文化现代性建构时期。这种文化现代性建构的迫切任务之一,是找到并确立一种能整合全国亿万各阶层民众的思想和行动的统一的基本形式。这就产生了一种全体民众的政治整合需要。政治整合的目的是使过去彼此疏离、涣散的各阶层民众,能一律自觉地按一个统一意志去思想和行动。而语言正是这种政治整合的有力和有效“工具”。这就陆续发生了一系列语言变革,如确立新的政府语言、新闻语言、学术语言、教育语言和文学语言等。而统一的汉字简化方案、汉语拼音方案、横排书写规定、标点符号方案等也正是这种语言变革过程的一部分。

  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它的语言历来被认为是最有典范性、最完美和最具感染力的语言形态,因而自然成为语言变革的重镇,承担起政治整合的大任。先后于1949年7月和1953年9月召开的第一、二次全国文代会,标志着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艺语言大军在新的政治整合旗帜下走向统一。这种统一在语言上的标志,就是逐渐探索并形成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它应能适应服务于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大众”这一目标。这种大众的初等或初等以下文化程度决定了新的文学语言的一条重要标准:非文人化或非知识分子化,为工农兵大众所喜闻乐见。为达到这一标准,就需要对以前的文学语言传统来一次新的整合:语言俗化,也就是语言的大众化或通俗化。

  这种语言俗化进程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三条原则来进行的。这三条原则就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份。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注: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37—838页。)这语言三条实际上代表了新的文学语言所据以建构的三个方位:第一是要向“下”吸收,即不是向上层文人或知识分子吸收过分精致的、脱离实际生活的文人化语言,而是向下层工农兵大众吸收“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语言,如大众口头语,这意味着排除以知识分子或文人语汇为资源的可能性,而明确地以大众语汇为基本标准;第二是要向“外”吸收,即吸收西方先进的语汇、语法和逻辑等现代语言规范,坚持汉语现代性方向,反对恢复以文言文为代表的古典性传统;第三是要向“古”吸收,但决不是古典文言文传统,而是“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即古代白话中保存的活的语言传统。

  可以说,有如下六类语言资源可供上述整合:1.“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来成为主流的现代白话文。这种语言是根据人们生活中日常采用的通行白话或口头语并参酌外来语(如西方现代语言)而形成的,符合第一、二个方位。由于如此,它不无道理地成为新的文学语言赖以建立的基础范式,因为这种新的文学语言不可能脱离这个现代基础范式而退回到已经衰落并失势的古典文言文基础上去。运用现代白话去表达新的生活体验,显然被认为是有利于面向工农兵大众的,属于或接近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语言,而文言文却似乎只能背向或拒绝他们。2.以俄苏文学语言为主的外国语言。在当时与欧美交恶而与苏联交好的特定条件下,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3.大众活的口头语和方言。这种“活的语言”更能“表现”工农兵大众在特定地域的“实际生活”,显然符合第一个方位,因而必然受到推崇,如老舍的北京口语,赵树理的山西方言等。4.下层民间文学语言,这种文学语言总是以“说唱文学”的形式活跃在下层大众(尤其是农民)之中,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为他们所“喜闻乐见”,也符合第一个方位,所以必然要被吸收进新的文学语言中。5.古典白话。这种古典白话是保存在古典白话文(如白话长篇小说)之中的,为现代人(无论工农大众还是文化人)所雅俗共赏,合于第三个方位(“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因而有理由整合进来。6.解放区“革命文学”的大众语实践。自1928年“革命文学”兴起以来,尤其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导下,革命作家一直在努力探索新的既适应革命的政治整合需要又为大众所喜爱的大众化文学语言形态即“大众语”,如《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和《漳河水》等的语言。这应当说是统合上述四种语言而获得的成果,体现了上述三个方位的整合,具有未来整合化语言的“样板”性质。而相比之下,一些此前曾活跃过的文学语言状态,如以沈从文、巴金、曹禺、林语堂和穆旦等为代表的文人化语言,及张恨水为代表的都市通俗文学语言,由于主要体现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趣味,与来自农村的工农兵大众的文学旨趣有相当距离,不符合上述语言三条,因而只能被排斥(如坚守文人语言旨趣的沈从文则从此停止了歌唱)。

  这样,上述六类语言资源就按语言三条而被整合到新的文学语言之中,呈现出大众群言这一语言新状态。具体说来,第一类成为新的文学语言的基础范式或总体框架,第二类符合第二条,即“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第三类是新的文学语言的活的资源,第四、五类是它的传统资源,第六类则是它的可供仿效的样板形式。由这六类语言资源综合而成的新型文学语言形态,可以尝试地称为大众群言。大众群言,就是脱离了上层文人或知识分子旨趣的、符合工农兵大众群体审美旨趣的文学语言状况。这不再是文人的“一言堂”,而似乎成了大众的“群言堂”。在这里,判定作家的语言是否美的基本标准,就是看是否“大众化”。

  为了达到这种大众群言状况,作家在写作中总是力求抛弃自己的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文人化语言或“欧化语言”,而精心选择日常的通俗语言或大众化语言。来自国统区的老舍就竭力清理和抛弃“五四”以来的文化语言。有人向老舍提问:“‘五四’运动以后的作品——包括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在内——一般工农看不懂、不习惯,这问题怎么看?”老舍一面肯定“五四”以来向西方学习这一方向及其成果,一面又明确地指出:“‘五四’运动对语言问题上是有偏差的”。这主要体现在片面崇拜欧美语言的“复杂”和“精密”,而轻视中国语言的“简炼”,形成一种盲目的“欧化”偏向,致使原本简洁明了的中国话变成了“罗哩罗嗦的东西”。为纠正这种偏向,他认为作家应当学习“人民的语言”,“创作还是应该以老百姓的话为主”,“从人民口头中,学习简炼、干净的语言,不应当多用欧化的语法”(注:老舍:《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出口成章》,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第76页。)。这些话集中地显示了他与自己过去的文人语言传统诀别而走向大众群言的努力。

  然而,这种大众群言的目标,并不直接地指向大众的日常生存方式的本相,而是要以他们能理解的程度去“整合”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曹禺对此说得很明白:“我们不是为兴趣而写作的。我们写诗歌,写小说,写剧本,是为革命,为人民的利益。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主张以‘文’来载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道’的。语言是手段,不是目的。”(注:曹禺:《语言学习杂感》,《红旗》1962年第14期。)他认识到,作家决不应再为自己的文人“兴趣”而写作,从而必须放弃文人化语言,这意味着语言不再是表现的目的本身,而只能是表现其他外在目的的手段或工具——这种外在目的正是要使大众在政治上实现整合。所以,作家要竭力创造大众化语言,以此种语言去“载道”,达到使工农兵大众走向政治整合的目的。这样,大众群言似乎是要以满足工农兵大众的旨趣为最高目标,但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这种目标却容易变形:大众的群言往往变为没有大众旨趣的统一意志的代言,如此,大众“群言堂”实际地变易为领导“一言堂”。这决不只是理论推导的逻辑结果,而根本上是当代文学史发展的实际情形。按照老舍和曹禺的上述构想去写,是否实际地创造了美的语言呢?当年不少优秀作家,除了老舍和曹禺外,还有巴金、艾青和郭沫若等,都竭力清算自身的文人旨趣而寻求大众化,但实际收效甚微。老舍的《茶馆》是不错的,但它是否就来自这种大众化呢?而曹禺越想写好反倒越是事与愿违,没有再写出一部堪与《雷雨》和《北京人》媲美的佳作。其他作家也远未有达到自己过去曾达到过的语言美学高度。这表明,标举大众化语言固然有其文化与历史合理性,但绝对抛弃文人化语言传统却往往违背文学语言发展规律,丧失语言与美学合理性。文学语言既有向大众吸收的必要,但更有文人加以整理、提炼和创造的必要即文人化的必要。忽视后者必然付出沉重的美学代价:当文学语言一味迁就而不是提升大众、完全变成“载道”工具时,就越来越不“美”且不“活”了。

  

  二、思想解放、语言雅化与精英独白

  

  自“文革”结束和“新时期”开始,文学被纳入到一种新的文化轨道中:“思想解放”。思想解放,就是思想上的启蒙或觉悟。这样,不再是被动地顺应大众的政治整合、而是主动地提升大众的思想解放,成了文学界的一项新的紧迫任务。要完成这项思想启蒙任务,就需要首先清理和扬弃大众群言,因为它必然地为着顺应大众旨趣而压抑住文人自己的高雅或精致语言,这样,思想解放在文学语言上首先就表现为对语言俗化或大众化的一种反拨——语言的文人化或语言雅化。作家作为社会的“精英”,应当以属于自身的高雅语言去启蒙大众,把他们从愚昧或蒙昧境地提升到文明的或理性的高度。与前面的语言俗化过程包含六种语言资源不同,这次语言雅化过程涉及如下一些语言资源:1.“五四”以来的文人化语言传统。这一传统自1949年起已被迫中断,需要重新嫁接起来,于是以沈从文、钱钟书和“九叶诗人”等的陆续“重新发现”为标志,中断已久的现代文人化语言传统重新激活。2.“五四”以来欧美语言影响的复活。走出俄苏语言城堡,人们从重新开放的欧美古典文学传统和新引进的现代主义文学原野上发现了新的语言生机(这种复活的火焰最初由文学青年们对被禁的“欧美资产阶级内部读物”的偷读中点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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