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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川:近五十年文学语言研究札记

更新时间:2005-08-27 19:06:19
作者: 王一川  

  后来引爆了以语言革命为标志的“朦胧诗”运动)。3.新的以“思想解放”为主导的语言实践。这一其时正进行的语言实践,力图发掘蕴含在文人化语言中的理性因子,去消除“文革”政治蒙昧给大众造成的内外创伤。

  于是,我们在这时期文学中看到的,就是一种渗透了浓重的文人或精英人物语调的语言形态,这不妨称作精英独白。这是语言雅化的必然结果。这种精英独白典范地表现为,作家或诗人以精英姿态居高临下地向大众说话。本来,理想的情形应是精英和大众形成平等的对话,但在当时文化语境中,精英往往被推崇为理性的化身或真理的代言人,因而享有主动者或导师的崇高权威;而大众由于是愚昧或蒙昧的人群,所以是被动的听众,属于学生。精英总位居光芒四射的中心,而大众则置于冥暗的边缘,从而形成一种明显的语言等级制。这在短篇小说《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里表现得十分突出:面对“文革”这一文化浩劫造成的蒙昧局面,中学教师张俊石以精英姿态去对学生说话。他的面前是两类学生:一类是宋宝琦(无知识,即相信“读书无用”、不懂知识的力量)和谢惠敏(反知识,即听从“四人帮”的蒙昧宣传,把优秀知识视为“毒草”),他们代表着冥顽不化而需要反复启蒙的一群。而另一类是石红等,他们是启蒙者满意的那种善于豁然开朗的理想听众(例如,在石红家张俊石被学生们簇拥在中心的场面)。在无论哪种情况下,只存在这位精英老师的自主性话语,而学生听众则是被动的,并没有真正获得发言权。作者刘心武还在其他小说中体现了同样的启蒙音调(如《醒来吧,弟弟》中作为中学教师的“我”以启蒙者姿态对蒙昧的弟弟展开启蒙攻势)。

  同样,在“朦胧诗”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精英们对于政治专制的坚决的抵抗吁求和对个体自由的激烈呐喊。这种吁求和呐喊是如此具有震撼力,以致大众就极可能在强烈的共鸣中被唤醒,并不知不觉地把这种精英独白当做自己本来的话语。例如《你好,百花山》这首诗中写道:“琴声飘忽不定,/捧在手中的雪花微微震颤。/当阵阵迷雾退去,/显出旋律般起伏的山峦。//我收集过四季的遗产,/山谷里,没有人烟。/采摘下的野花继续生长/开放,那是死亡的时间。//沿着原始森林的小路,/绿色的阳光在缝隙里流窜。/一只红褐色的苍鹰,/用鸟语翻译这山中的恐怖的谣传。//我猛地喊了一声:/‘你好,百——花——山——’/‘你好,孩——子——’/回音来自遥远的瀑涧。//那是风中之风,/使万物应和,骚动不安。/我喃喃低语,/手中的雪花飘进深渊。”在这首由五节组成的诗中,前三节展示了蒙昧的自然世界:充满“迷雾”、“恐怖的摇传”和“死亡”气息,“没有人烟”,“阳光”只是“绿色”的而且只在绿色“缝隙”中“流窜”。面对这片蒙昧和沉寂,“我”的突然呐喊立时展现巨大威力,唤醒沉睡而无语的自然界,引起生命的复苏和积极的“回音”。“我”于是不禁回头对自己声音的启蒙威力充满自豪:这是能“使万物应和”的神奇的“风中之风”。“我”与自然的关系不妨看作精英与大众的语言等级关系的一种寓言性显示。

  在“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和“反思文学”中,作为当然主角的中心典型们,如改革英雄李向南、科学家陈景润、知识分子张俊石和章永嶙等,往往就是精英人物的化身,代表精英向读者大众展开启蒙性讲演。这样,精英对大众的讲话就总是表现为精英自己的“单一”语言的“独白”,而过去那种“大众群言”情形则隐匿不见了。不妨来重温张承志中篇名作《北方的河》(《十月》1984年第1期)关于黄河的倾诉:“黄河正在他的全部视野中急驶而下,满河映着红色。黄河烧起来啦,他想。沉入陕北高原侧后的夕阳先点燃了一条长云,红霞又撒向河谷。整条黄河都变红啦,它烧起来啦。他想,没准这是在为我而燃烧。……我的父亲,他迷醉地望着黄河站立着,你正在向我流露真情”。“……黄河又燃烧起来了。赤铜色的浪头缓缓地扬起着,整个一条大川长峡此刻全部熔入了那片激动的火焰。……这是我的黄河父亲在呼唤我”。这样的语言显然是典型的精英独白。这种精英独白场面的极致,恐怕要数“研究生”的如下话语行动了:“他举起自己的诗稿,在粗厉的风啸声中朗读起来。他读着,激动地挥着手臂。狂风卷起雪雾,把他的诗句远远抛向河心。他读着,觉得自己幼稚的诗句正在胸膛里升华,在朗诵中完美,象一支支烈焰熊熊的火箭镞,猛烈地朝着那冰河射去”。于是,在他的诗朗诵声中,一个神奇的景象出现了:刹那间一声巨响,大地震颤,雪原复苏,冰河解冻,春水奔腾,万象更新……诗的诵读竟然能立即让大自然冰化雪消,这种精英独白的神奇魔力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这种精英独白是一种单语独白,即是精英人物的单一语言的独白。单语,在这里主要有两层意思。首先,从叙述声音看,叙述人在叙述中总是向读者发出“全知全能”的声音,似乎自己可以认识和解决世界的一切问题,从而对自己讲述故事的能力和驾驭世界的能力都体现出高度乐观和自信,而这在现在看来是难免简单化的。其次,从语言资源和表现力方面看,这时的文学语言刚刚或正在从大众化语言的僵化模式中挣脱,还无法充分地向古代文学语言、本世纪前期文学语言和西方文学语言吸取养料,从而显得语汇和表现力都相对单一、单调和贫乏。这种叙述声音简单化和语言资源及表现力的单调化,使文学语言仿佛总是回荡着精英人物的单一而单调的独白声。这种单语独白情形的造成,是与当时的文化语境紧密相关的:人们相信凭借精英人物的特殊力量能在短时间内很快地实现“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和“振兴中华”的宏伟蓝图;而精英人物也确实具有和改造世界的高度理性主义、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自信,从而难免偏爱自己的单语独白,并在其中有意无意地灌注进某种绝对化倾向。

  

  三、文化认同、语言多元化与奇语喧哗

  

  1984年所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使得初步开放的知识分子心灵进一步活跃起来,在文化领域激发起新的“寻根”冲动:越出单纯的思想启蒙视野,向着更广和更深的文化根基进发。这场兴盛于80年代中期的遍及哲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学、音乐、绘画和电影等文化领域的“文化寻根”热潮(注:有关80年代中期中国文艺界的文化寻根热潮,可参见拙著《张艺谋神话的终结》第三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6—136页。),说到底是一种文化认同行动。文化认同就是对文化的原初根基或身份的追究。人们反省到,此前的政治整合在突出群体和统一意志时以牺牲个体和多样性为巨大代价,违背了马克思所规定的“一切属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的人”的目标,因而有必要寻求“人性的全面复归”,这就引申出人性认同任务。而接下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主要是致力于政治上“拨乱反正”的紧迫任务,还没有来得及把人性认同提到议事日程。而人性认同是必然地与对社会心理、道德规范、价值体系、习俗、语言和审美方式等文化状况的深切反思和探索紧密相连的。因此,人性认同需要沉落为更具体而更根本的文化认同。经历艰难曲折的中国现代化,应当向何种方向实现认同?这里呈现出三个方位:一是向时间上的过去寻求,从而现代文化受到质疑而原始文化成为认同对象;二是向空间上的边缘寻求,于是都市中心文化被反省而边缘文化成为热点;三是向人性的深层寻求,必然地人的自然本能就成为探索的焦点。这时期文化认同正是按这三个方位演进的,而这三个方位的分别正决定了文化认同不可能朝一元化方向发展,而不得不呈现出多元选择的态势。

  文化认同的多元化,在文学语言方面就必然表现为对于此前的语言俗化和语言雅化的反拨性举动——语言不再是确信无疑的和一成不变的,而成了需要探索和选择的新焦点。因为,如同维特根斯坦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一样(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汤潮、范光棣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5页。),人们也可以说,选择一种语言就意味着选择一种文化价值。正是语言包含着文化的深层奥秘,体现着文化的基本精神。对文化的重视必然具体化为对语言的重视。由于如此,作家们纷纷把文学变革的冲动不再仅仅停留于思想解放层面(如“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等所做的那样),而是具体化为语言变革的冲动。沉寂多年而复出的老作家汪曾祺在1987年说的一番话颇具代表性:“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使读者受到感染,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注:汪曾祺:《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1987),《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这段话似乎是那时期中国作家从思想层面复归语言或汉语层面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宣言,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他认为中国作家现在已“很重视”语言,这宣告了片面重视思想而轻视语言的传统的结束和新的语言变革时刻的到来;第二,他进而指出语言在文学中不仅是形式而且也是内容,这突破了语言即工具的传统看法,赋予语言以中心的或实质性的地位;第三,他强调语言与内容或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这抛弃了过去关于语言仅仅是内容的外壳或修饰的看法,提出了语言与内容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并且相互共生而不可分离的思想;第四,他进一步主张语言是文学(小说)的本体,这就把语言置放到文学的根本地位上,表明中国作家进军语言的坚强决心;第五,他提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口号,真正地体现了一种以语言为文学的“第一要素”的明确姿态。

  对这些创作观念获得解放的作家来说,如果每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语言观,那么,语言选择就必然地表现出多元化趋势。文化多元化在这里沉落为语言多元化。与语言俗化和语言雅化分别选择了符合各自需要的一元化语言规范不同,这里却是要突破“俗”与“雅”之间的非此即彼对立格局,实现由“一”向“多”的复杂演变,寻求新的多元化语言并存的格局。于是,就出现了语言多元化情形。语言多元化,在这里指的是多种异质性语言相互共存而争鸣的格局。在这之前,无论语言俗化和大众群言、还是语言雅化和精英独白,都只是从文化的单一层面吸取语言泉源,而没有从文化的广袤而丰饶的原野吸取更多和更丰富的语言素养。正是新的文化认同状况,为语言多元化提供了合适的文化语境。可以说,构成这种语言多元化的有如下几种语言资源:1.古代汉语传统,2.当代市民口语(如调侃等),3.下层民间语言(包括脏话),4.现代文学语言中与“大说”(grand narrative )相对的“小说”(smallnarrative )传统(如鲁迅、沈从文和萧红等的语言),5.欧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语言,6.欧美现代语言理论(如索绪尔、海德格尔、列维一斯特劳斯和巴尔特等)。应当看到,这些语言资源是彼此异质的和难以统合的,确实呈现多元化格局,不可能再度复归于过去曾经有过的那种大众群言或精英独白的整合状况。如此,这时期文学终于出现了一种多元化语言格局——我尝试把它称为奇语喧哗(注:有关上述七种语言的分析详见拙著《中国形象诗学》第二章,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到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后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小说”和“新写实”等文学新潮向人们展示了现代汉语的奇语喧哗景观。奇语喧哗,是我借鉴苏联批评家巴赫金的“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 ,中译或作“杂语喧哗”或“杂语”)创用的。“众声喧哗”原指异质的、杂多的语言的竞相齐鸣情形,或者说社会语言的多样化、多元化状况(注:巴赫金的理论及有关讨论,可参阅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及主编序言《理论是可以长青的——论巴赫金的意义》,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9页。)。与巴赫金用“众声喧哗”强调语言的异质和杂多不同,我们这里的奇语喧哗更突出语言的奇异、新奇特点,即它们不同于以往大众群言和精英独白的奇异或新奇风貌。这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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