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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可拉斯·德克斯:公立大学的理想主义过去与未来

更新时间:2015-02-19 20:53:32
作者: 尼可拉斯·德克斯  
值此艰难的时世——经济动荡、政府负债、针对众多公立机构的幻灭情绪在不断增长,我们所提供的教育也在接受前所未有的检验。在高等教育费用持续攀升的情况下,这种检验不仅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必要的。

   我刚才所主张的观点有一个前提,即应该首先保证我们所有的青年都有适当渠道获得大学教育,让他们对负担得起学院的费用没有后顾之忧。当学生们背负着债务,又面对着不确定的工作前景从学校毕业时,也难怪我们被要求去评估一个学位实在的价值几何——能否找到工作,薪水多少。博雅教育如今时常像是一项只有精英们才负担得起的奢侈之物,甚至连精英们对此也持怀疑态度。然而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却关系重大,正如同民主自身的未来、公共领域的特性、我们想象力的广度,也同样面临严峻的挑战。上述列举的问题事实上都不是奢侈之物,无论是追求美好的生活、公正的社会,还是创造一个高效生产的经济、运转良好的政治体系,甚至一个可持续的星球,它们都是最基本的条件。

   如果我们不能想方设法捍卫我们的公共责任和知识使命,我们就不能获得足够的资源来保护我们的大学,也不能从州政府那里,从校友和捐助者那里获取更多的资助(我想明确一下,这几者必须齐头并进,不可偏废)。我们决不能将精力耗费在内部的争吵上,以致失掉了主张。我们必须以新的方式讲述我们的故事,并向世人证明一所公立机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赢得大家的信任。当然,在我看来,我们必须把本科教育放在我们研究型大学的中心位置。

   为此,我们将全力以赴为我们的本科生创造绝佳的机会。我们不应忘记一个振奋人心的事实,那就是伯克利学生中获得佩尔助学金(Pellgrant)的人数几乎等于常春藤大学获该奖学金人数的总和。但这当然还不够,我们必须通过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更好的咨询和能够服务更多学生的配套建设,以支持和扩大(学生社会阶层)的多样性。我们也将继续对本科课程保持持续和全面的关注,因为课程是博雅教育的核心,也是全体教员和大学最重要的职责。我们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为学生提供更加广泛的获取学术资源的机会,同时也在学生和教师、和担负起督导角色的研究生之间创造更加密切的联系。

   我们本科教育的成功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上:包括我们的“新生研讨会”(freshmanandsophomoreseminars),我们的“大创意”课程(BigIdeascourses),也包括诸如“伯克利联结项目”(BerkeleyConnectprogram)、让研究生参与到教学中的“学生导师项目”(SMART)等一系列创新行动计划。我们需要确保我们所有的学生都有机会参与到实验室和图书馆的研究工作中来,参与到覆盖广泛的、包括在国内和国外进行的研究项目中来,正如我过去求学时曾经历过的那样。

  

   六、核心战略之二:全球型大学

  

   长久以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都是一所面向世界开放的学府,无论是在其学术志趣、其联系网络、其教学模式还是其奖学金的开放方面都是如此。早在1872年,受惠于爱德华·汤普金斯(EdwardTompkins)的捐助,伯克利设立的首个讲座教席就是以“阿加西斯”(AgassizProfessorship)命名的东方语言文学教席。伯克利是全美首批致力于发展南亚研究和教学的大学之一,该学科的创立也使我后来追求这个领域的教育和学术生涯成为可能。我们对于开展全球研究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不仅如此,我们对于开创一个新的全球生态系统,实现与世界更加广泛的合作,也有着独特的优势。随着全球各地区之间彼此联系的速度不断加快,融合的程度越来越高,这一使命也变得如此重要。除此对全球性知识持续增长的需求之外,因为全球化无远弗届的影响波及职业和生活领域,我们也需要对学生展开针对性的教育,让他们做好迎接未来挑战的准备。

   凭借着全球性的知识体系和创造美好世界的坚定决心,伯克利拥有他人所难以匹敌的优势,去做出具有世界意义的贡献。我们拥有跨学科的哲学教育,为我们应对最复杂的全球问题——包括贫穷、不平等、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可持续的能源、有关文化和政治冲突的理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所列举的这些挑战具有超越国家边界的特征,也只能通过没有边界的学术研究来加以解决。

   当前,美国正在对由教育和科研所代表的公共和私人物品(publicandprivategood)表示质疑,而世界上的许多人,无论在亚洲还是全球的其他角落,却在寻求同美国大学建立伙伴关系,希望通过借鉴我们的成功模式,以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教育基础。我们既不能放弃世人所公认的我们标志性的长处,也不能坐失良机,辜负了这个时代。

   身处伯克利,我们已整装待发,去推动新的以全球为基础的合作项目与行动计划:从我们分别与上海和新加坡开展的联合项目,到巴基斯坦行动计划,再到我们通过布鲁姆发展经济中心(BlumCenterforDevelopingEconomies)所开展的工作。当然,建立全球型大学任重而道远,我们还计划在全球的重点地区建立一系列类似于“驻外领馆”(consular)的办公室,通过这些办公室,在我们的师生、校友、职员与新的全球活动、网络和项目之间搭建桥梁。

   我们还将商讨和辩论一系列对于提升21世纪的全球合作极为重要的议题,包括不同国家环境所带来的种种挑战,其中涉及学术自由、政治权利及人权,重新思考大学有关学术与学科组织结构的需要,网络教育的角色,合作的性质,著作权与机构的隶属关系,掌握多种语言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同加州的关系,等诸多议题。总而言之,我们将在全球的层面上努力创造更多的福祉,并使之惠及全球的公众。

  

   七、核心战略之三:研究领域跨学科的创新

  

   一直以来,伯克利都是基础和应用科学研究领域最具创新精神的重镇之一。我们建立了位于西半球的第一个地震监测站,发展了流感疫苗和核子医学,分离出了脊髓灰质炎病毒,创立了世界上第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组装了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发现了新的行星和新的元素,还证实了宇宙正在加速扩张。

   伯克利的教师在大型合作计划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譬如在土木工程方面围绕桥梁、大坝和楼房建设的合作,又如在物理学领域、以欧内斯特·劳伦斯(ErnestLawrence)制造第一个回旋加速器为代表的工作,此外在诸如古生物学,语言学,分子进化以及基因组等领域,伯克利的研究人员也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目前在信息处理、纳米科学、能源生物科学以及大数据技术等领域所开展的工作,一如既往地延续了我们在创新和研究中的领先地位,从而在理论和应用之间、同时也在多个学科之间搭建了桥梁,此外我们正在酝酿启动一项新的雄心勃勃的神经科学的计划。我们的创新传统同样植根于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例如“新历史主义”(newhistoricism)正是在伯克利发展起来,并最早透过《表述》(Representations)杂志而得到传播的。另外,在横跨医疗人类学到行为经济学,从表演艺术到应用社会科学的广阔领域里,伯克利的教授们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当然,我们不仅需要正视来自州政府的研究资助不断缩减的后果,同时还要面对联邦和基金预算不断增加的压力,特别是在基础研究领域。但我们都知道,基础研究往往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推动医药或科技的进步,而应用研究则反过来促进我们对新的概念的理解。我们也知道目前募集经费的环境事与愿违,会反过来阻碍创新,也会以牺牲合作为代价。我将努力寻找新的支持形式,以鼓励在各个学科和领域之间持续不断的创新,并确保良好的研究环境能够在大学中不同单位之间搭建桥梁,这种合作关系将不仅针对基础科学广阔领域内的工作,也将发生在从工程到艺术、从自然资源到信息科学、从商学到社会福利的广阔领域。

   我们的研究生对于我们履行研究使命至关重要,我将竭我所能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支持。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确保,将研究整合到我们所有的本科生——无论他参与的项目为何,他的专业为何——的教育中,从而使在一所研究型大学中求学的价值得以真正体现,也使从事深入研究的能力成为我们所授予的不同层次学位的共同特点。

  

   八、行动计划

  

   为了让我们的大学以充分地准备迎接一个神奇的新世界,我刚刚已经勾勒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几项挑战。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将宣布、并启动一系列全校范围的行动计划,以在校园内外推动以上工作。我将牵头组建一个有关本科教育的工作组,并重点关注三个方面:我们如何巩固和扩展我们在学生多样性上的已有成果,我们如何评估和加强我们的本科课程,以及我们如何更加全面地支持学生的生活。

   我将和我们广大的校园共同体成员一道采取措施,设计一项针对大学的新的全球计划。同时,在与共同体致力于提升和支持创新研究的过程中,我将高度重视发挥新建的里士满湾校区(RichmondBayCampus)的作用,以便为新的发展、新的合作关系与新的机遇提供空间。

   事实上,我计划采取的一揽子行动计划,绝不限于此前描述的三大核心战略。例如,我将召集组建一个全校层面的委员会,为伯克利的艺术教育谋划新的远景,以保证我们的全体学生都能获得基础扎实的艺术体验。

   众所周知,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将科技手段应用于教育的新纪元。为此,我将整合校园内已有的优秀资源和行动计划,让我们的共同体就下列问题展开思考: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大家需要的,有关新技术运用的机遇与风险,以及围绕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的种种议题。

   最后,我们的时代还目睹了优先照顾行动[20](affirmativeaction)面临的挑战正在上升,而由于公投和法庭的挑战,为确保生源多样性而付出的努力也被削弱。鉴于伯克利的校园文化体现着我们州在伦理、种族、文化以及社会经济上丰富多彩的特征——我们师生中有非洲裔美国人、土生土长的原住民、拉美裔美国人,持有合法签证的学生以及非法移民学生,等等——我将促使我们的学校采取措施,努力在校园的各个层次和部分,巩固和发展这一特色。

  

   九、结语

  

   不久前,我们刚刚庆祝了我们的第2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诞生,来自细胞生物学教授兰迪·谢克曼(RandySchekman),他也是我们首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教授。他的工作既是基础研究重要性的生动写照,同时也表明这样的研究能够应用于拯救生命。兰迪最近宣布,他将捐出他的诺贝尔奖金用于在癌症研究领域设立一个教授讲席。在我们这所优秀大学里有着为数众多的公民,他们一次次地证明了他们贡献于卓越的决心,而兰迪正是其中的一位。

   同样坐在今天的台下的,还有我们伯克利的学生、教师和行政人员,在你们身上体现了伯克利的精神气质。这其中有罗斯玛丽·华(RosemaryHua),我们的一位本科生,同非洲加纳的同事们合作建立了一个志愿者项目,让伯克利的学生前往当地参与学校建设;有菲尔明·雷加达斯(FerminReygadas),一名博士生,通过将紫外线水处理技术应用于墨西哥当地的家庭,赢得了“大创意”奖(BigIdeasaward);有洛伦纳·瓦尔德斯(LorenaValdez),她是家中的第一代大学生,父母都是来自墨西哥的移民。毕业后她留下来,尽其所能回报社会。今天,她指导着由她创立的、具有开创性的“转学学生服务项目”(TransferStudentServicesprogram),帮助和支持了伯克利校园内数以千计的转学学生。苏孟(MengSo),另一位伯克利校友,重返校园成为我们非法移民学生项目(undocumentedstudentprogram)的第一位协调员;他从红色高棉的种族清洗中逃出来,以非法移民的身份进入美国,并在此状态下度过了最初的12年。如今,孟的项目已经成为了全国的榜样,他今天未能到场,因为他正在密歇根大学同非法移民学生分享他的工作经验。

   当然,在伯克利的教室里,还有不计其数的人在求解知识和道德的难题,为的只是在离开这里之后,能够践行自己改变世界的承诺。

   这就是我之所以对未来充满热情的原因。我们不仅要铭记和捍卫伯克利满载硕果的过去,更重要的是我们同舟共济,创造更多的辉煌,在座各位,我相信现在正是千载难逢的时刻。

   我们才华横溢、硕果累累的教师们,我们天资聪颖、意志坚定的学生们,我们勤勉忠诚、兢兢业业的职员们,以及我们为之骄傲的杰出校友们,在你们身上体现了加州人民的精神与眼界,你们憧憬着一所伟大的公立大学那高远浪漫的理想(theutopianideal)。

   现在,我邀请你们和我一起,同心同德,去开创这所伟大的大学全新的未来。挑战固然艰巨,希望同样鼓舞人心。让我们携手保卫民主的价值,维护公共产品的理想,提升和支持知识和道德的罗盘,让它引领我们未来的方向——这就是我们理想的目标。此时,此地,我们都是梦想家。FiatLux!

   (此为尼可拉斯·德克斯在就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第十任校长典礼上的演讲。原题为“Utopianpastsandfuturesofthepublicuniversity”。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韩笑译)

  

   本文原载于《战略与管理》杂志,在线浏览地址http://www.cssm.org.cn/zazhi/  投稿邮箱:zlygl@css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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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战略与管理》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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