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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飞:2020 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与挑战

更新时间:2015-02-16 23:46:06
作者: 张飞  

   2015年2月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北京举办以“2020: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与挑战——建言‘十三五’”为主题的改革形势分析会。来自中央编办、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科院、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清华大学等机构的领导、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2020: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年

   1、“十三五”是经济转型升级的最后“窗口期”。中改院院长迟福林指出,一是国内经济矛盾与风险增大倒逼经济转型;二是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催促经济转型;三是对我国的经济转型升级来说,2020年确实是个坎:化解短期增长压力的希望在2020,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在2020;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节点在2020。如果谋划好、把握好2020这个“中期”,就能奠定未来10~20年公平可持续增长的坚实基础;如果错失2020“中期”这个重要历史机遇期,就会失去经济转型与改革的主动权,从而带来系统性的经济风险。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认为,经济转型升级是形成经济新常态的核心与本质,“十三五”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最关键的时期。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认为,“十三五”我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发展进入停滞阶段,与落后国家相比,资源和劳动力优势逐步消失,与发达国家相比,创新优势又没有,面临双重压力。

   2、经济转型升级要解决的要害是“往哪转”。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魏礼群认为,制定“十三五”规划要有全球眼光、战略思维和历史的跨度,不仅仅考虑“十三五”,还要考虑到2030年。目前经济转型升级要害在于往哪转:一是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二是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三是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四是由守旧型向创新型转变;五是由增长型向惠民型转变;六是由干预型向市场型转变。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王金祥认为,要把转型升级看作是一个过程,永远在转型、永远在升级,不能停顿;由于各地省情不同,转型升级要差别化,让各地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发展重点和发展方向。

   迟福林指出,“十三五”我国面临三大转型:即工业转型升级大趋势——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城镇化转型升级大趋势——从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大趋势——从物质型消费走向服务型消费。从三大转型升级的大趋势看,2020年我国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的客观基础正在形成。实现这一转型,既可以在结构升级的基础上形成7%左右的经济增长新常态,又能够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创造有利条件。

   3、“三力共振”对转型产生重大影响。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未来三力共振会对经济转型产生重大影响。一是经济转型的压力,当前面临四个难以为继:低成本出口战略难以为继;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资源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使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难以为继;二是经济增长动能的乏力,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主要是经济增长的动能出现了乏力,靠传统的投资很难再拉动经济增长;三是改革的阻力,主要是利益格局的扭曲,如果不通过反腐破除改革的阻力,改革很难继续下去。

   4、经济转型升级重在突破“三个路径依赖”。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指出,转型升级的关键是如何突破“三个路径依赖”: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合作关系要突破,从政府市场的合作模式转向市场政府的合作模式,发挥市场很强的自我组织功能;二是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过去长期是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现在应该以城镇化带动工业化、带动产业转型升级;三是以经济转型推动社会转型转为以社会转型推动经济转型。

   以加快结构调整推进发展方式转变

   1、结构调整决定“十三五”增长前景。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结构变动时期,面临非常多的结构性挑战,不确定性因素非常大。一是如果结构性问题不解决,经济增长会继续走低、疲软,中高速就很难保住,甚至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二是可通过结构调整走出经济增长下滑的困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隆国强认为,从全球视野来看我国,短期是缓解产能过剩问题,中期看就是结构升级问题,尤其是制造业的升级。

   2、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迟福林认为,实现中国智造是工业转型升级的总目标。“十三五”是我国从工业化中后期走向工业化后期的关键5年,需要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信息化推动工业的转型升级,重点是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

   隆国强认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要有全球视野。从我国现实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都有很大的升级空间,不能简单地丢掉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制造业,而去追求那些短时期还很难形成优势的制造业。“十三五”,从劳动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升级到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如果把这个升级做到位,增长空间就很大。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宋立认为,三大产业的比例关系很重要,“十三五”重心要放在产业内部的升级改造上,通过创新改造传统产业,让它有竞争力去跟外国竞争。

   汪玉凯强调,转型升级一定要树立互联网的思维,由网络大国走向网络强国,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要用互联网的思维来改造传统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3、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魏礼群认为,“十三五”结构调整要往服务业方向发展,要提高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隆国强认为,不能简单地说服务业比重高了,结构就优化了,服务业内部千差万别,有高端也有低端。推动服务业升级更多地是强调高生产效率的服务业,而不能笼统地说服务业占比高了结构就优化,需要对服务业进行细分。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认为,我国现在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农民,人均实际收入水平仅为1000美元左右,这样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离服务业主导还有相当长的时间。而要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首先就要实现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人口城市化,使服务型消费成为消费的主体。

   4、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迟福林认为,我国投资消费结构不匹配的矛盾突出,投资消费失衡成为经济风险的主要来源。例如,投资与消费的不匹配带来产能严重过剩和供给短缺的同时并存,导致投资整体效益的下降;投资消费失衡、投资过快扩张推高了债务危机风险。为此,“十三五”要加快消费导向的投资转型,调整投资结构,使投资与消费相匹配。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认为,抑制消费最重要的因素有三个:一是我们现在恩格尔系数比较高;二是居住模式,例如东京的住房,土地价格和建安成本是1:4,而我国北京正好是颠倒过来4:1,这与土地制度有关;三是社会保障存在制度分割的问题。

   王小鲁认为,当前经济增长疲软,说到底还是需求不足的问题,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消费拉动有限,造成结构错位。如果把结构调过来,那么经济增长必然得到更有利的支撑。为此,“十三五”消费要承担更重要的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

   5、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迟福林认为,从经济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与时间空间约束看,“十三五”结构性矛盾不解决,不仅转方式、调结构很难有实质性突破,而且很可能增大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风险。为此,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推进财政、税收、金融、教育等结构性改革,成为经济转型升级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张占斌认为,“十三五”结构性改革要有新的突破。一是通过金融的结构性调整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二是教育的结构性调整,我国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需要有高水平的人力资源作支撑,高等教育要与产业、职业教育更好的结合,使社会流动进一步加快;三是国企的结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在建立混合所有制的同时,让一些股权能够流动起来,形成更大的市场机制。

   以城镇化转型带动经济结构升级

   1、“十三五”结构调整的核心任务是推动城镇化。王建认为,“十三五”我国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是将大量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将农民工转化成市民,让近3亿农民工真正变成市民,由此带动服务业加快发展。

   迟福林认为,“十三五”要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一是基本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退出历史;二是城乡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到2020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要成为历史;三是加大中小城镇的公共资源配置,初步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

   2、人口城镇化释放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巨大空间。迟福林指出,“十三五”我国城镇化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历史关节点,由于城镇化仍处于较快发展阶段,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城镇化仍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带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提高0.77个百分点。以此估算,到2020年即使人口城镇化率仅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也有可能带动服务业比重提高7-8个百分点。

   3、就近城镇化与异地城镇化并举。刘尚希认为,城镇化离不开产业,产业不一定是工业,农业也可以作为城镇化的一个基础,尤其是高附加值的农业。所以在城镇化的发展中,就近和就地城镇化应该成为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方式,而不是完全异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可以降低成本,而异地城镇化的成本相当高,在现行体制下,就近城镇化与异地城镇化应该并举。

   4、城镇化要通过工业升级创造新的需求。宋立认为,城镇化主要靠两个驱动,一是内生工业化的驱动,例如过去长三角的小城镇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人作为劳动力加入工业化,作为消费者实现城镇化;二是全球化带来的外生工业化,因为我们劳动力成本低,加入全球分工体系后,嵌入到全球体系,如果劳动力成本抬高,就不一定能嵌入这个体系。因此,未来城镇化最根本的是要通过工业转型升级创造新的需求,从而为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他们的收入,成为城镇的消费者。

   5、城镇化转型重点在两头。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认为,新型城镇化的一头是城镇,如果我们在1.94万个县市镇挑选一部分大镇做到县城镇的水平,就能够提高很多镇的城镇化水平;另一头是农村,一是村里要有产业;二是城市公共服务要向农村延伸,尤其是好的学校、好的医院等公共资源要向农村延伸。

   6、关键在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党国英指出,农民住房现在卡得很死,农民住房是财产权,但宅基地不能买卖,农民的承包地也不能流转。所以说,土地制度改革对克服农民消费抑制能发挥根本性作用,现在如果把机制理顺,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加快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既能有效保护好农地,又能搞活地方土地管理,提高土地的科学规划管理水平。

   经济下行背景下更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1、到2020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关键在于深化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政府改革。迟福林认为,能否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线实现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质性突破,这既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挑战,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十三五”重点是:全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实现行政审批与市场监管职能的严格分离,建立统一、有效的市场监管体制;全面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的社会化、市场化;推动政府职能法定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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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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