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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红 龚维维:社群主义视角下的民族关系和谐研究——兼论“淡化民族意识”与“强化公民意识”

更新时间:2015-02-16 09:16:35
作者: 魏国红   龚维维  

   民族关系和谐要体现的是一种善的秩序,这是和谐社会的道德价值追求。在对道德价值的考量中,我们不能无视每一个个体所具有的条件而去讨论更广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因为这不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冷酷和对弱者的无视,也是和谐社会真正意义上的正义(公正)理念的缺位,要期望整个社会的民族团结就只能是缘木求鱼了。这并非危言耸听。所以,所谓的出于个人自由和平等的“淡化民族意识”、“淡化宗教意识”的提法不仅不会带来社会团结,还可能被一些民族群体尤其是与宗教有着密切联系的民族群体感到被挤压、排斥和歧视。

    

   四、社群主义视角下以民族为单元的小社会组织并不必然影响国家内聚力的强化

   没有了民族认同而只有国家认同,没有了民族意识而只有公民意识,弱化以民族为单元的社会组织而强化以国家为单位的大的社会组织,这真的可以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吗?这真的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实现所有民族团结的最佳选择吗?这种观点仍然可以从自由主义那里找到源头。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各个国家所面对的全球化,人们更多感受到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联系和温暖的包容,而是对个人利益的无限张扬和对群体利益的淡漠。个人的权利越来越得到强化和承认,集体的约束力和凝聚力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这正如美国学者、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菲利普·塞尔兹尼克描述美国的具有讽刺性的现状时所说的那样:“我们已经创造了一种更为同质和更加整合的民族社会(美利坚民族)的时候,共同体的联系已经被弱化。”[9]53在他看来,作为对现代性的回应,“现代性创造了新的联合来取代个体的联合。在这个进程中,世界变得越来越没有人情味,越来越易破碎”[9]55。

   社群主义看到了过度强化个人主义和个体权利所带来的后果,曾经极具吸引力的个人主义,因为个体间信任、依赖、尊严、情感等这些我们渴求的心理满足伴随着最触手可及的群体温暖的消失而失去了魅力,个人在融于大而无边的共同体(比如国家或超国家组织)时又因为个体差异,事实上可能越来越被边缘化、越来越无助。进入21世纪后,尽管新自由主义仍然有着强劲的影响力,但人们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结果已开始反思,这也使社群主义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得到了复兴和强调。因为人们发现,当自己转向于家族、民族群体、社区里的同一宗教社群等相对较小的社会组织中,并在这个组织中有着和其他成员共同的偏好和利益诉求时,他的个人生活也变得生动和丰富起来,在这个相对于大的社会组织(比如能容纳各不相同的利益诉求个体的国家)之下的小的社会组织(比如民族群体)中,他的努力有了意义,他的价值得到认可,他能够感受到来自熟悉的人的关心和慰藉,他的利益和一部分与他有相似性的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可以从这个群体共同的呼唤和维护中得以保全或申张。而这正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因为我们不能总是把每一点要求都向一个大得必须依赖一些机构来代理的政府(国家的体现)来表达,相比于能够进行日常交往和抚慰的小群体,服务于全体人的政府机构(大至国家)虽然可以提供最强有力的保护,但多少有些让人觉得太过遥远而不那么可亲。

   所以,社群主义者主张对集体的重视,强调集体中的公益。社群主义者也不认为普世价值是万能的,他们认为特殊性必须被眷顾,紧密的归属感才能让安全感更真实可感。当然这样的社群组织也强调责任和义务,道德和伦理。社群主义认为,那些曾经有的和依然存在的或大或小的社会组织如果不对统一和国家完整构成威胁,就都应当得到存续和呵护。因为这样可以让人感觉到自己置身其中,也被相同的人关注和信任,而这正是可贵的社会资本。这会使人们有效联合,会感觉到和他们有共同的理解、会接受共同的规则,并乐于彼此帮助[9]60。这些美德正是大的社会团结所需要的道德资本。公民身份自然地存在于多民族国家中的每一个人身上,因为人们都具有这样一种共有身份,无需刻意强化,尤其是不能和民族意识对立起来谈强化公民身份,否则这种自然存在的公民身份反而会被看作是对民族身份的威胁,反而会造成人们对这一身份的被强迫感,并产生敌意,而这无疑是有损民族关系和谐和大的社会团结的。

   国家这个大的共同体与以民族为单元的相对小的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就应当是大社会组织中的小社会组织,而且,“在联合的统一中,整体的内聚性承认并鼓励其基本的组成部分的延续和繁荣”[9]38。这种对基本社会单元内在价值的滋养和保护恰有助于强化大的社会组织的团结。

   综上所述,笔者从社群主义的视角出发,肯定了民族群体的内部和谐在营造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和谐上的路径选择。因此,无论是理论上提出“淡化民族意识”、“强化公民意识”,还是具体到实践上否定“民族识别”、取消民族区域自治,都可能会耗散掉已经存在于这些民族群体中的道德资本,而使人们在追求所谓的个体平等中变得迷惘和更追逐私利,这当然不利于民族关系和谐,这也不是我们研究民族和谐时应当得到鼓励的导向。

    

   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5期

    

   注释:

   ①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认为:要求得真正的正义,就得使每个人处于原初状态,并排除每个人的各种特殊偶然因素的影响,就要假定各方处在“无知之幕”之后,不知道各种选择会如何影响到各自的特殊情况,以达成一致同意的正义原则。参见约翰·罗尔斯著《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页。

    

   【参考文献】

   [1]钱彩平.民族关系研究文献概述——以CNKI(1992-2010)检索核心期刊为分析样本[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2(3).

   [2]马戎.中国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9).

   [3]马戎.全球化与民族关系研究[J].西北民族研究,2007(4).

   [4]杨同飞,逯修琪.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可行性分析——兼论淡化“民族意识”强化“公民意识”[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3(1).

   [5]马丁·N.麦格.族群社会学[M].祖力亚提·司马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6]纳日碧力戈.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民族关系研究:内视、自觉与正义[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6).

   [7]高永久,柳建文.多民族国家文化整合:历史经验与实践的再审视[J].南开学报,2011(4).

   [8]俞可平.社群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9]菲利普·塞尔兹尼克.社群主义的说服力[M].马洪,李清伟,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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