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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我与辅仁大学

更新时间:2015-02-13 13:45:00
作者: 启功 (进入专栏)  
王克敏先趴下,日本顾问被击中,倒在王克敏身上,王克敏算是躲过这一劫。日伪政权当然大为恼火,全城戒严,到处抓嫌疑犯,形势非常紧张。很多人受到牵连,如王光英先生就被抓进煤渣胡同的特务机关。当时我如坚持不去,也很容易被怀疑与此案有牵连。我母亲和姑姑也吓得束手无策,乱了方寸,都劝我说:“别惹事了,还是去吧,看看再说。”这样我就身不由己地干上了伪职。那个单位属于秘书厅下的一个科室,按职位排有科长、科员、助理员、书记,我作的是助理员,一个月能挣30元,勉强养家糊口。但幸好的是,机关里的工友听差还都叫我启先生。就这样我心神不宁地一直干到夏天。没想到这时我的救星又降临了――陈校长找到我,问:“你现在有事做没有?”我咬着后槽牙说:“没有。”“那好,真没事,九月份发聘书,你就回辅仁跟我教大一国文吧。”听到这个意外飞来的好消息,我高兴得简直要疯了。我本来就不愿干伪职,只是迫于生计和叔祖的好意,更不愿就此真的姓了金,正好像是在苦海里挣扎,这回总算是得到解救。我赶紧回家告诉母亲,激动地想起一句戏词,攥起双拳,仰天大叫:“没想到我王宝钏还有今日啊!”我的母亲和姑姑也都高兴得直哭。第二天我一早就到秘书厅找到负责人祝书原说:“我现在身体不好,老咳嗽,昨天我去看病,医生说我是肺病,我只能辞职了。”也不知他信不信我这套假话,反正他没强留我,只是问:“谁能接替你啊?”我说:“我们这儿比我位置低的只有那位书记,他可以。”祝书原就按我说的向上边打了报告,真的就这样定了。事后这位书记还常给我写信,很感激我对他的推荐,直到去年还给我来过信。可见人都是很善良的,为人家作了点好事,人家就会感激你,虽然我当初推荐的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无意中又得罪了那位科员,他知道后好一阵埋怨我不该推荐那位书记,原来他想把自己的人塞进来。就这样我于1938年9月第三次回到辅仁,直到今天,六十六年再也没离开过它。

  

   回想我一生,除了秘书厅这件事,我从没作过不清不白的事,1938年春夏之际的三个多月,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一个污点。解放后不久,曾发起“忠诚老实学习交代会”,我积极响应号召,真的十分忠诚老实,把干过几个月伪差的事原原本本向组织作了交代。当时开会的地方在女院(恭王府),散会后我就直奔南院校长办公室,找到陈校长,非常惶恐地向他说:“我报告老师,那年您找我,问我有没有事,我说没有,是我欺骗了您,当时我正作敌伪部门的一个助理员。我之所以说假话,是因为太想回到您身边了。”陈校长听了,楞了一会儿神,然后只对我说了一个字:“脏!”就这一个字,有如当头一棒,万雷轰顶,我要把它当作一字箴言,警戒终身――再不能染上任何污点了。

  

   二、 循循善诱与登堂入室

  

   这次回辅仁不但心情特别愉快,而且特别塌实。(图 启功在辅仁国文系工作时的两幅照片 见《启功画传》第40页)陈校长让我和其他几个人各教一个班的大一国文,而他自己也亲自担任一个班。他一边教他那班学生,还要带我们这“班”青年教师,我们可以在同一课程内直接向他请教,请他指点,这不是天赐良机吗?也可以说,陈校长为培养我们这些人,特意创造了一个可以手把手教我们的机会。他提携诱导年轻后学真是煞费苦心。他在开学之前又谆谆教导我说:“这次教大学生又和中学生不同。大学生知识多了,他们会提出很多问题,教一堂课一定要把有关的内容都预备到,要设想到学生会提出什么问题,免得到时被动。要善于疏通课堂空气,不要老是站在讲台上讲,要适当地到学生坐位中间走一走,一方面可以知道学生们在干什么,有没有偷懒、睡觉、看小说的?顺便看看自己板书的效果好不好,学生记下了没有,没有记下的就可顺便指点一下他们;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创造一个深入他们的气氛,创造一个平等和谐的环境,让学生们觉得你平易近人、可亲可敬。到了大学更要重视学生实际能力的提高,要多让学生写作,所以上好作文课是非常重要的,批改作文一定要恰到好处,少了,他们不会有真正的收获,多了,就成了你给他重作,最好的办法是面批,直接告诉他们优缺点在哪里,他们要有疑问,可以当面讲解,这样效果最好。要把发现的问题随时记在教课笔记上,以便以后随时举例,解决一些普遍性的问题。”

  

   陈校长在实际教学中也给我们作出了表率。我常去听陈校长的课,听了他的课,我更加深理解了老师为什么要选这篇作品,教授它的重点、难点、要求是什么。我不但为老校长精彩的讲解和渊博的学问所折服,也学到了很多教学经验。比如,最初我看他板书时每行(竖行)只写四个字,非常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你坐到教室最后一排就知道了。我一试,才明白写到第四字,最后一排恰巧能看清、看完整,再多写一个字,就被讲台挡住,学生只有站起来才能看得见。仅此一件小事,就能看出老师是多么用心,多么细致。

  

   除了我到陈校长课堂上现场取经外,陈校长还经常到我的课上把场传授。每次听完我的课都要指点一下,指点时照例以鼓励夸奖为主,一如他要求教师对学生的态度那样。对于问题,他总是用启发的口气同你商量,而且总是提一个头,不再多说,剩下的让你自己考虑,比如说:“这篇文章的时代背景很重要”。怎么重要呢?他点到为止,我下来就要仔细地查一查,而每到查完,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他还鼓励我们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比如,那时的大一国文都要开书法课,陈校长就建议我拿些帖拍成幻灯片,打出来给学生看。为了让学生看清楚,陈校长和我特意选择了辅仁大学东北角的阶梯教室。课由我讲,但指挥由陈校长担任,他用为上几何课预备的木尺敲桌子,每敲一下,管放映的人就放一张新幻灯片。这时课堂上就会爆发出一阵感慨声,看到好的,大家会由衷地表示赞叹,看到不怎么样的,如“龙门造像”中有的作品本来就很差,再一放大就更难看了,大家就会发出嘲笑声。等到感慨声稍微平静下来,我就给他们具体讲解这件书法作品的有关知识,并从用笔、结字、行气、篇章详细分析它的特点。讲得差不多了,陈校长就用尺子再敲一下桌子,于是又进入下一张的欣赏和讲解。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老校长当时敲桌子的神采,那微笑的神情分明是对我的鼓励,我讲起来也特别能放得开,准备的讲得很充分,没准备的即兴发挥得也很生动,我和老校长的合作犹如演出了一场“双簧拉洋片”,配合得格外默契,同学们听得也格外带劲,一堂课很快就结束了。就这样,这几节书法课使学生收益很大,每次课前课后都不断地有学生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还详细地与我进一步讨论这些碑帖,说明这些课确实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而这一切都是与陈校长的亲自设计与亲自指导分不开的,他非常注重教学的灵活性、生动性,并手把手地把有关方法传授给像我这样的年轻教师,而一旦他们能取得一些成绩,就和他们共同分享这份快乐,陶醉其中。

  

   陈校长非常注重写作训练,对作文课抓得非常严。当时学生的作文都用毛笔写在红格宣纸本上,他要求我们在批改时也要工工整整地用毛笔来写。陈校长还有一个高着儿――定期把学生的作文及老师的批改张贴在橱窗内,供大家参观评论,有时他还把自己的“程文”也张贴到橱窗内,供大家学习。每到展出时,我们都格外用心,因为我们知道,这不但是学生间的一个小型的作文竞赛,而且也是老师间的一次相互观摩,所以我在批改学生作文时,总是提起十二分的警惕,拿出十二分的用心,不管是天头的顶批,还是最后的总批,每处都兢兢业业地写。每当展出时,看到我的字确实不至落在学生后面时,心里就感到一丝欣慰,这也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教学相长。而陈校长的这种做法也大大地促进了我的书艺,特别是小楷,他虽然没有直接教我书法,但他这种办法无疑是对我的极大促进,使我长年坚持练习,一点不敢马虎,而且一定要写得规规矩矩,不敢以求有金石气、有个性,而把字写得歪歪扭扭、怪了怪气,更不敢用这种书法来冒充什么现代派。

  

   说到展出的橱窗,还有一点顺便的补充。这些橱窗平时是为贴告示用的,如哪位老师生病请假,就事先公布在橱窗内。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如果某一个老师长期“请病假”,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明白此人必定出事了,而出事又不能明说,结论只有一个――被日本人抓走了。学校也可以通过这种默契的方式向大家公告不好公告的消息,据说整个沦陷时期,辅仁大约有十来人被捕过。当然,一旦有人被捕,大家都会尽力援救。这里应该提一提曹汝霖。“五四”运动后,他在大家眼中成了汉奸,他自己为了表白自己,坚决杜门不出,既不与人来往,也不写文章。他七十多岁生了一个女儿叫曹庆稀,在我教的这个班上念书。当很多辅仁的老师被捕后,有人找到曹汝霖请求他出面保释,这虽与他长期的处世态度不合,但他仍勉为其难,真的找日本人斡旋干预,最终很多人都获救释放了,看来对一个人的历史评价是件很麻烦、很复杂的事。

  

   大一国文课各班的课本是统一的,选哪些作品,为什么选它,它的重点是什么,通过对它的讲授要达到什么目的,陈校长在事前都有周密的考虑,并向我们这些年青的老师讲解清楚。学年末全校的大一国文课要统一“会考”,由陈校长自己出题,统一评定分数,这既考了学生,也考了老师,很有“竞争”的味道,大大调动了我们的积极性,每到这时,我总是加班加点地为学生辅导,所幸我在历次会考中成绩都不错,没有辜负老师对我的期望。

  

   陈校长不但教我们怎样教书,而且教我们怎样读书做学问。陈校长做学问非常严谨,他强调治史学在史料的搜集和使用时,来不得半点马虎,一定要使用第一手材料,搜集材料时一定要“竭泽而渔”。竭泽而渔并不是指写文章时要把这些材料都用进去,而是要熟悉全部相关的材料,做到心中有数。对老师的这种治学方法我有两次亲身的体会。一是老师家中有三部佛教的《大藏经》和一部道教的《道臧经》,他开玩笑说:“唐三藏不希奇,我有四藏。”但我每到他家,看到这“四藏”,心里总会浮现这样一个问题:这么多的经典老师都翻看过吗?不久得到了回答:一次老师在古物陈列所发现了一部嘉兴地方刻的《大藏经》,立刻告诉我们这里面有哪些种是别处没有的,有什么用处,之后又带着我们去抄出许多本,摘录若干条。怎么能知道哪些种是别处没有的呢?当然熟悉目录是主要的,但仅查目录,怎能知道那些有什么用处呢?我这才“考证”出老师藏的“四藏”并不是陈列品,而是曾一一过目,心中了然的。二是为查历史年月,他得知日本御府图书寮编了一种《三正综览》,就花了200银圆托朋友在日本抄出副本,自己又逐月逐年地编排演算,最后写成《中西回史日历》。编到清朝的历史朔闰,老师就到故宫文献馆中查校保存下来的清朝每年的“皇历”。后来我买了一本印出的《三正综览》,不但发现它的编排远远不如老师所编的醒目,而且清朝部分与老师的多有不同,就拿去请教老师。老师自信地说:“清朝部分是我在文献馆中校对了清朝每年的‘皇历’,自以我的为确。人不能什么事都自负,但这件事我可以自负,我也有把握自负。”只有亲手占领了第一手资料,才敢有这样自信的宣言。

  

老师见了我们这些后学晚辈多数情况下并不急于考问我们读什么书,写什么文章,而总是在闲谈中抓住一两个具体问题进行指点。比如老师的家里总挂些名人字画,案头或沙发前总放着画卷和书册,谈话的内容往往就从这里入手。比如他曾用三十元买了一幅章学诚的字,字写得十分拙劣,他只是为聊备一格挂在客厅里,我们这些门生去了,他会指着它问:“这个人你知道吗?”如果知道,而且能说出一些相关的问题,他必定大为高兴,连带地给你讲出更多的内容,特别是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趣闻,全是即兴讲解,而且十分生动,如果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很有意思的学术札记。可惜,我那时手懒,没记下更多的内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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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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