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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学 何诗海:简谈文学史史料的发掘和处理

更新时间:2015-02-12 21:21:20
作者: 吴承学 (进入专栏)   何诗海  
凡二十一篇”(卷六十上);蔡邕“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艺》、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卷六十下)。问题在于,《后汉书》著录的这些文体是不是范晔按南朝人的分类去著录的。

   刘师培曾指出:“文章各体,至东汉大备。汉魏之际,文家承其体式,其说不淆。”(《中古文学史讲义》)从现有文献看,《后汉书》著录的绝大多数文体,在汉代时已经存在了。《后汉书》著录传主著述,有一个稳定的体例,即能归类的,列出类名;不能归类的,则列出篇名。崔駰《七依》、张衡《七辨》、傅毅《七激》等作品在魏晋以后已归入“七”体,但在《后汉书》中,都是以未归类的篇名出现的。又如班固的《典引》在《文选》归入“符命”类,《文心雕龙》归入“封禅”类,《宾戏》在《文选》归入“设论”类,《文心雕龙》归入《杂文》类,而《后汉书》也只列篇名。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此外,《后汉书》著录的七言、六言、自序等文体,不见于晋宋以后的著录。其原因可能是这些文体在汉代曾经流行,汉以后逐渐淘汰并失传了。自序在南朝虽然常见,但任昉、刘勰、萧统等的著作中并没有归为一种文体。可见,范晔撰《后汉书》时,主观意图还是要保存后汉时代的文章原貌,而不是按“晋宋以后的归纳和命名”来著录的。但是确有个别比较复杂的情况。比如该书所载有“连珠”,从现有文献看,似乎是晋以后才明确作为一种文体的,但是关于连珠体的起源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由于文献所限,我们一时也难以断定东汉时代是否已出现连珠这样的文体分类。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后汉书》虽然写于南朝,但作为研究汉代文体学的旁证史料,仍然具有较高的价值。

   那么研究汉代文体史,如果用汉人的著作是不是就可以不加分辨呢?其实,这仍然有一个对史料的合理释读和适度阐释的问题。比如上举《说文解字》,释义一般都是释其造字的本义,同时还结合古文字的字形,加以分析,可以说它们反映了汉代人所理解的各种文体的原始意义,而不是对汉代文体的解释。刘熙《释名》一书,虽然涉及不少与文体相关的词语,在阐释时也不免反映出汉代人的观念,但是作者的本意并非要研究汉代的文体,而在于追寻词语的本义,是语源学的研究。如果我们不加区分认为它们是对汉代文体的解释,可能就与作者的原意不符(《说文解字》与《释名》提到汉代特有的文体或某些文体在汉代特殊体制时一般会加以特别说明。)总之,无论对什么史料,我们都有必要根据其具体语境先弄清其原意再进行阐释,而且要避免过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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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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