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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杰荣:USC:中国研究往事

更新时间:2015-02-10 09:33:59
作者: 孔杰荣  

    

   【编者的话】1963年成立于香港的“大学服务中心”(USC,University Service Centre),在冷战时期是西方中国研究者的大本营。1988年中心并入香港中文大学,更名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拥有当代中国国情研究最齐全的图书馆,被称为“中国研究的麦加”。2015年1月,中心举办50周年研讨会,傅高义、马若德等多位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泰斗齐聚一堂,回忆他们与中心的交往故事。FT中文网获得授权,刊发一组来自研讨会的回忆文章,让读者得以一窥自上世纪60年代起西方学者探究“竹幕”背后的共产中国的不懈努力,以及香港在中西意识形态交锋中的独特地位。本文作者为中心首位主任、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Jerome A. Cohen)。

    

   我仅代表最初受益于“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又称为USC或“中心”)屈指可数的几位学者,提交这篇关于中心创始的简短回忆录,与我们的“革命接班人”分享。很遗憾我不能亲临现场,但我相信,中心成立之时同在“创世纪”现场的我杰出的同事和友人傅高义(Ezra Vogel)能就当时的氛围、愿景与成就,以及我们早年为研究“新中国”的发展所作出的尝试,提供更多的信息。

    

   香港殖民地落脚记

   在那遥远的年代,学者们在香港访学要面对各种日常挑战。1963年夏,因为当时还没有类似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机构可以提供帮助,像我这样一个访问学者,要在香港为一家五口寻找住处,还要为中国研究找一个研究场所,都非常困难。而且,因为我所感兴趣的内地刑事司法制度在当时就已经是极度政治敏感的课题,情况就更严峻了。

   当务之急是解决住房问题。我们无处求助。我当时是一名年轻的美国法学教授,希望能借这一年在香港发展我的学术网络,但当时却没有任何一家香港大学设立了法学院。我们只有靠自己。我本来听说纽约卡耐基基金会打算在机场附近的九龙地区建立一个办事机构,为像我这样的研究当代中国的访问学者提供办公场所和用于研究的图书馆,但令我失望的是,据说基金会在创办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以办事机构尚未开张。

   找房期间,为了安抚我三个精力充沛的儿子,让他们也忙碌充实,我们在香港岛颇为典雅的影湾园酒店下榻,而没有住在更方便的港岛中环区或九龙。最开始,能找到合适住房的希望并不大。

   但我是幸运的。我们很快就结识了一位年轻的、专门从事中国和日本研究的哈佛社会学家Ezra Vogel(傅高义),他当时刚好跟妻儿来到香港,打算做一年研究。Ezra跟我年纪相当,为人非常友善。他说他们在分割九龙与新界的界限街附近新开发的 “又一村”一带找到了公寓。我们幸运地在他们家马路对面找到了一套类似的一楼公寓。那一区环境宜人,没有高层建筑,都是些低层住宅楼,大多数小区居民都是本地人、中产阶级广东人(部分会说英文),还混居了一些外国人。

   问题是,那一区离大多数外交人员、英美官员、外国记者和中外国际商人驻扎的港岛很远。我们自己没有车,公共交通也不发达,连出租车都很难招到。而且,当年还不像现在这样,有隧道和桥梁连接九龙和港岛。所以,我们只好依赖轮渡往返于九龙和港岛之间,虽然风光旖旎,但多少有些不便。

   找好了住处后,我们开始寻找家政帮手。经新结交的朋友介绍,我们认识了一对上海夫妇。Xu是个能讲一些英文的好厨师,而他太太Wu(她并不会说英文)则负责清洁、照顾孩子们和打理其他家务,非常精明能干又心地善良。我们非常喜欢他俩,大多数时候也能够用普通话跟他们交流。

   下一个挑战就是孩子们的教育。我们已经六岁半的长子Peter在九龙一个不错的公立学校成功入学。但Seth才四岁,而Ethan仅仅两岁半,刚开始说话。把他俩送去一个当地全广东话教学的幼儿园学前班待了一天以后(我们没人会说广东话),我们意识到得找个更国际化的环境。所幸,我太太Joan Lebold Cohen听说有一位叫Mrs. Foster的英国军官太太就近在九龙一条街上的自家公寓开办了一个非正式的学校,但却没有人知道那儿的地址。后来,Joan通过观察家长们和私家出租车早上把孩子们送到哪里,从而找到了这个地方。Mrs. Foster对孩子们管得很严,但孩子们还是开开心心地在那里度过了一整个学年。

    

   访谈难民

   当我们有了稳定的住处,孩子们在学校和课后都有人照顾之后,Joan和我开始将重心转向我们自己的兴趣领域。她找到了一份教难民孩子英语的工作,这个差事虽然让人应接不暇,但也很激发人的兴趣。这些孩子住在附近一幢简陋的七层楼廉租房里。内地的“大跃进”运动失败而导致饥荒,迫使中国大陆的很多家庭像洪水一般逃亡涌入香港,这座楼是政府为安置这些难民而新建的众多廉租房之一。虽然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他们清楚知道,比起那些在周边山丘上的破烂棚户房里落脚,没有供水或基本厕所设施的众多其他难民,自己的境况要好得多了。

   我的工作也涉及中国难民,但都是些非常特殊的人。我决定写一本关于中国刑事司法的书。来香港前,我曾在美国首府华盛顿特区任联邦检察官,后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伯豪(Boalt Hall)法学院任教时,刑法就是我第一年教过的科目之一。而且,有关中国刑事司法的资料比其他的当代中国法律相关材料要更充足,所以,刑事司法似乎是我做共产主义中国法律研究最好的起点。但即便如此,当时已公开发行的出版材料对于我的研究来说还是远远不够。在1963年,新中国成立了14年之后,政府发布的法规法条仍然寥寥无几。而且法院的判决书也不会向社会公开,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当代法律的评论更是少之又少,既没有相关书籍,也没有法律期刊文章。

   我在伯克利大学的同事Franz Schurmann是一位优秀的社会学家,他说服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要真正了解中国司法制度的运作,与中国难民进行访谈必不可少。于是这便成为我决心在香港期间完成的重要任务。我决定对三类难民进行访谈。

   第一类人,也是最容易找到的,便是与刑事司法制度没有任何具体接触的普通公民。他们可以帮助我了解当代中国社会民情、民众对法律的态度,和他们自己对法律制度所发挥的作用的认识,以及当一个政府不强调法律形式时,又是什么在代替正规法律制度发挥作用。

   第二类访谈对象是那些作为被打击对象、经历整个刑事司法过程的人——也就是那些被政府追诉的人。我将我的目标采访对象定义为曾经被这个政权制裁过的人,不论他们受到的惩罚是否被贴上“刑事处罚”的标签。简单而言,这个群体包括那些接受“劳动教养”的人,也包括其他接受所谓 “非刑事处罚”措施的人,尽管惩罚名称五花八门,但是非常明显,都是某种形式的监禁。

   第三类人最重要,但也是最难找的,广义上说,是那些参与刑事司法执法过程的人。我需要认识警察、检察官、法官和其他相关官员,以及参与刑事司法执法过程的律师。对于一个既在当地没有人脉,又不会讲当地方言(粤语)的美国学者来说,这是一项尤其艰巨的任务。与此同时,也没有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帮我联系或介绍访谈对象,助我一臂之力。

   但我到达香港的时机很好。我在1963年8月初到达,而就在1962年春,大概有6周的时间,中国忽然放松了禁止大陆公民偷渡逃往香港的限制措施。这样一来,大约6万多名想要逃离由于“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和其它一系列灾难的大陆民众,都向广东省和香港交界处聚集,从而进入香港。英国政府虽未明确授权他们入港,却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若不是因为香港殖民地由于担忧灾民泛滥会让香港公共设施无力承载而关闭了边界,本来会有更多中国人逃离到香港。

   虽然这些新来的居民大多是农村人,而且与我的研究项目无直接关联,但当我到达香港的时候,很多能言善辩且受过高等文化教育的城市居民已经开始融入当地生活,在香港崭露头角。当我广泛结交官员、学者和商界人士时候,我也逐渐开始认识一些聪明的新移民,他们会和我讲述他们在中国的生活,以及在哪些情况下法律似乎发挥了作用。他们有时候会轮流给我介绍与我的研究更加相关的人,比如那些曾经被体制视为打击对象的人。

   这一类人中最有意思也最可悲的是第二类人——那些长期遭受“劳动教育”(劳教)的人,他们通常被监禁在偏远的农村地区的劳改营,这和被称为“劳改”(劳动改造)的刑事惩罚措施并无实际区别。事实上,在那个年代,这两个不同类别的群体经常被关在一起。

   很多遭到“劳教”的是那些1957到1958年期间在臭名昭著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的人。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政府诱使这些人公开发表对共产党政府的批评意见。他们向我述说了因为共产党和公安的劳教,他们的生活与职业生涯具毁的悲惨经历,而且在整个过程中政府完全无视他们言论自由的权利,也没有公正的程序让他们在面对不公正的指控时有机会自我辩护,这让我直观地感受到现实的冷酷和严峻。

   刑事司法体制里的执法者更难找到。但只要找到一个,对我而言就着实像找到宝藏一样。我的第一个宝贵的采访对象是美国总领事馆工作人员们介绍给我的。他们的任务便是去采访难民,了解当时中国国内的状况,因为中国对美国人和美国政府依然封锁信息。尽管英国政府通过在北京的大使馆享有有限的外交信息渠道,但他们在香港也组织实施了一个重要的政府访谈项目,因为在香港跟当地居民的联络比在内地相对来讲容易多了。

    

   无比重要的前公安干警

   英国和美国官员经常共享具有特别价值的难民信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Eddie Chan (他的名字用广东话读作Chan Chungman)应该是第一个被英国人发现的消息提供者。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极好的信息来源。他不仅曾在五十年代初作为一名年轻的警官在广州市公安局任职,而且后来在五十年代中期成为打击对象,并被送往劳改营接受短期惩罚,这种惩罚措施自1957年起被正式命名为“劳教”。

   Eddie 是在香港出生长大的,他的母亲是共产党员,而当时大陆还处于蒋介石统治之下。他的父母离异,父亲在蒋介石的军队中效力。当共产党在1949年成功“解放”中国之时,他的父亲离开了中国大陆,17岁的Eddie和母亲搬迁到广州。尽管他年纪很轻,还是还是找到了一份当警察的工作。最后,他被分派到一个调查和监管宗教组织的部门。但是他逐渐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性质产生一些怀疑。1955年时,他的言行引起了他的上级对他的怀疑,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们发现了Eddie写的一部小说,内容关于一个中国士兵在1950-53年抗美援朝期间娶了一名韩国妻子。Eddie在1962年大迁移前从广东突破重险,泅水逃港。

尽管Eddie从未接受过大学教育,但我非常喜欢和他交谈。他很聪明、客观,能够全面地阐述自己对问题的看法,而且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还有着非常好的幽默感,带一点讽刺。他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了早期的中国公安体系以及那些身处体制之中的人的想法。我非常欣赏Eddie,还跟Ezra Vogel谈起他,并且把他介绍给了Ezra,结果Ezra发现Eddie对他更有帮助,因为他恰好在进行一项针对广州市的广泛研究,最终出版了一本名为《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东》的书。在Ezra的帮助下,Eddie最终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并在美国当老师,走上长长的教职生涯,直至2014年11月逝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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