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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传才:21世纪诗经学展望

更新时间:2015-02-09 22:41:54
作者: 夏传才  

   20世纪的《诗经》研究,经历着由传统诗经学到现代诗经学的重大变革和划时代的进步。诗经学是世界性的学术,中国诗经学的进步变革就具有世界意义,世界各国的诗经学也在变革和进步。

   在中国,尽管在艰难的发展过程中曲折前进,中国学术界战胜了封建传统观念、“全盘西化”思潮,克服了庸俗社会学和狭隘保守的自我封闭状态,确立了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民族的、大众的现代诗经学。只要把20世纪初国学大师们的《诗经》著述与当代学者的论著相比较,就会明显地看到这巨大变革的意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起,中国现代诗经学进入兴旺发展的新时期,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大致在90年代中期左右的时间,又进入新的转型期。

   我在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会议的开幕词中,对这个刚开始的转型期基本特征,概括地提出如下的认识:

   这个转型期的基本特征,现在看得非常明显了。简略地说,就是多元化,即以多种多样的方法论和研究模式向前发展,开展全方位、多层面、多角度、多学科、多文化和跨文化的研究;既继承传统诗经学和现代诗经学优良的传统,又借鉴西方的新观念、新方法论及其优秀的成果;既注意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又重视加强基础研究。

   任何学术研究,必然是对传统研究的继承、革新和创造性发展。21世纪的诗经学必然首先是20世纪末开始的这个转型期的延续、深入和拓展。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强调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历史赋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光荣任务。诗经学是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中国的《诗经》学者也承担着这个使命。

   《诗经》不单纯是一部古老的诗集,更重要的,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元典,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表。诗经学具有多学科的性质。它是文学作品,需要进行文学、文学史和文艺学的研究;它是历史资料,需要进行历史、文献学和考古学研究;它是先秦汉语的主要代表,需要进行文字、词汇、音韵及探讨其演变的汉语史研究;它的博物记载,又可以进行博物史的研究;它记录的社会生活属于社会学、民俗学的研究;它丰富的文化内涵,已经引起文化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热潮。这样多学科的研究,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批判地继承其优良的成分,对于促进多学科的研究,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承认学术研究的多元化,也就是承认我们不能只有一种方法论。在当前,这首先关系一个敏感的问题,即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理论,几十年来为我们真诚地接受,并且在革命实践中改造了中国的面貌,在学术研究中指导了科学的进步。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人类理论思维一切优秀成果在19世纪中叶的科学总结和创造性的发展,它的基本原理是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反映,确实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不能因为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曾经泛滥一时,而怀疑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基本原理的真理性,因为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恰恰都是地地道道的反马克思主义。我们反对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正是维护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的是一般原理,即认识的共同规律,而各门学科又有其独立的发展道路,有其发展过程中积累的资料、课题和发展的具体规律。我们必须尊重各门学科的特质及其具体规律,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研究对象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并未对各个实际中的具体问题作出现成的结论,把它生搬硬套到研究具体的问题上来,只能产生令人啼笑皆非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不能不引以为戒。

   新世纪的《诗经》研究,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诗经学的具体材料,解决具体问题。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我们的指导理论不会“过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19世纪人类理论思维所达到的高度,一百多年来,人类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继续进步,较马克思主义时代都有丰富和发展,因而马克思主义也要丰富和发展,防止僵化。对有关《诗经》研究来说,20世纪西方相继兴起的历史语言考证、实证主义、比较文学研究、意象研究、原型研究、帕利——劳德理论、文化人类学研究等新观念、新方法论,也传入中国,进入中国现代诗经学。认为只有这些新方法论才能发展现代诗经学,当然是错误的;视之为“旁门左道”,予以排斥,也与多元化的格局不合。其实,古今中外每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论,都有其研究的层面和内容,对其研究对象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正确或接近正确的认识,有其科学价值。台湾学者继承乾嘉学派的方法论,在诗经学的古文字研究、历史语言考证以及辨伪、辑佚、文献整理等领域,也取得重要的、乃至突破性的成果。西方学者的各种新方法论,都拓展了诗经学领域,丰富了对《诗经》的认识。一切有科学价值的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无矛盾,其科学原理是相通的。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借鉴各具体研究领域的方法论,有何不好?

   多方法论、多学科、多层面的研究,必然要求研究模式多样化。模式是表现形式,首先由所要表达的内容来决定。从传统的注疏型、考据型、点评型、问答型、辨说型,到现代的译注型、分析鉴赏型、专题论说型、综合评述型、札记随笔型,等等,每种模式都有其研究的层面和内涵,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这些年到处是长篇大论,文章越做越长,于是,把本来单薄的内容加水稀释,迫使读者读许多早已熟知的叙述,得到的新见解只有那么一点点。这种文风源于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我们主张该长则长,该短则短,价值不在长短,一字一词的正诂、言之确凿的一得之见,都是学术贡献,写好一篇有科学性和可读性的鉴赏分析,又谈何容易?现代化加快了生活和工作节奏,时间更加珍贵,我们继续提倡实事求是的文风,新世纪将更加欢迎提出新见的短小精悍的文章。让作者根据自己研究的内容选择表现的模式吧!当然,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原有的模式可以革新,传统与现代化结合,也会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

   多方法论、多层面、多学科的研究,拓展了诗经学研究领域,也将更加突出诗经学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诗经学的词语训诂、诗旨、名物考证、韵读、异文、辨伪、辑佚以及诗经学基本问题、学术史和古籍文献整理,都存在许多难题、公案和空阙。有人说诗经学基础研究已被前人做完,是一种无知的误解。即使只从诗经小学而言,乾嘉学派及其继承者也还留下一些他们争论难决和未曾发现的问题,20世纪学者又继续做了一百年,能说完全搞清楚了吗?随着研究向深度和广度进展,文本研究更加重要,并提出更高的要求。试想一下,如果误解文本,以此为材料而构筑的华厦怎能牢靠?外国学者的文化人类学《诗经》研究所常常发生的失误,就在于他们对《诗经》文本的误读和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误解。现在,大家的认识已经一致:没有基础研究,便没有后劲,没有开拓和创新。

   20世纪的古文字研究领域硕果累累,解读了清代学者见不到的许多金文、甲骨文资料,考古发掘还提供了古代残简、残本、敦煌卷子、实物等新材料,以后还会出现。我们已经开始把这些材料应用于诗经学。我们解读的古文字和获得的新资料都会增多,在21世纪中必将继续研究。

   就以上而言,21世纪的诗经学是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学者们通力合作,分工协作,通过学会组织、年会、通讯和出版会刊,把研究工作组织起来,加强学术交流,沟通研究信息,实行学术民主,开展百家争鸣,当前,整个学术环境很好。孙行者头上的紧箍咒拿掉了,任凭腾云驾雾遨游四海,这个孙行者做了“万斗胜佛”。让我们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并通过学术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把21世纪诗经学向前推进。

   《诗经》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诗经学是世界性的学术。从中古时期开始,东亚汉字文化圈各国的诗经学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历代不衰。从18世纪开始,诗经学又是西方各国汉学的热点,迄今也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世界各国都有众多《诗经》的译本、论著和名家。他们对《诗经》进行的异文化、跨文化研究,确有不少创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当代学者与各国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和相互交往。中国诗经学会与日本诗经学会、韩国诗经学会以及越南、蒙古、新加坡、澳大利亚、南洋和欧美各国的学者建立了经常联系和良好的友谊;与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学者建立了同胞兄弟的情谊。学术无国界,学术无政治界限,任何学者的科学成果都属于全世界。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全世界范围内的诗经学将趋向一体。从这个实际出发,中国学者应该面向世界。

   面向世界,就要加强与世界各国学者的学术交流,扩大友好联系,译介他们创造性的成果,借鉴他们有科学价值的观念和方法,取长补短,继续拓展研究领域,促进研究的深化。同时,也把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出去,推向世界,在全世界的诗经学进展中发挥《诗经》祖国的学者的积极作用。在相互交往交流中,我们既不骄傲自大,也不妄自菲薄;以平等友好的态度与他们共同研讨问题。

   面向世界,就要研究《诗经》在各国传播与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对人家的情况不了解,如何深入地交流呢?进一步还要与他们一起,总结各国诗经学的发展过程,推进诗经学在世界的发展。这一方面,我们现在只是刚刚起步,确实有许多工作在21世纪要做。面向世界,还要加强与各国学者的合作。1997年在桂林举行的第三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中国诗经学会和日本诗经学会共同发起并成功举行的。各国的学会会刊、文集也互相发表论文,双向译介出版论著。中国诗经学者组织的首次研究成果评奖,有几个国家的学者参评并获奖;这个活动得到新加坡学者的经济支持。在中国诗经学会支持下,山西大学出资出人建立了诗经研究资料中心,面向国内外服务。我们计划与各国合作,继续组织国际性的阶段性的学术评奖,并规划和组织各国学者参加的合作研究项目。这些活动将在21世纪逐步展开。

   面向世界,又必须立足于自己的民族,“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是一句很好的名言。我们是向世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所以必须尊重我们民族文化的特点,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传统,保持自己的特色,才能在世界多元化的文化中有自己存在的价值。21世纪的科学仍将飞速发展,中国学者不能总在后面追赶。尖端科技是这样,人文社会科学也是这样。《诗经》是中国文化的元典,有两千多年的研究史,在资料上,在对《诗经》内涵的了解上,较之别国学者都有优越条件,起跑线是不同的。面向未来,中国学者的研究应该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面向未来,首先要看到日益增长的社会文化需求和人们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使《诗经》的精神财富,更普遍地为广大人民所有,运用各种手段如电视、电子图书、普及性出版物、讲座、音乐等,使之广泛传播。这是诗经学术持续兴盛发展的千年大计。我们要创造性地编撰《诗经》文本的各种选本、全本、译本。作为新世纪的读本,它应该在词语注释、解析和译文各方面,集中吸取古今的科学性研究成果,科学性、艺术性并重,创造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进《诗经》的传播。我们应该制定一个新世纪的发展规划,这个规划除了上面所说的内容外,要进行的大型工程至少要包括以下项目:

   一、与普及型的《诗经》读本不同,需要编纂以《诗经》文本为基础的三百篇逐篇注释与题解的“资料长编”,供研究者使用。从历代文献资料中选择、比较、验证,求其正,黜其非,存其疑,既不是“有闻必录”,又把具有科学价值的和可备一说的成果汇集起来,作为继续研究的起点。

   二、《诗经》资料浩若烟海,分散各地,世界上哪个大图书馆也藏不全,哪个学者也找不齐、读不完,所以有必要编选《诗经要籍集成》,附各书的提要,为研究者提供方便。这项工程,中国诗经学会本来已与出版社签约,现在一半稿子还压在出版社,进度因出版费用而搁浅。

三、在第四届国际会议上,几位学者建立编纂《诗经研究全书》,汇总历代有价值的研究文献,就各学科、各课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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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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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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