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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路路:制度转型与阶层化机制的变迁——从“间接再生产”到“间接与直接再生产”并存

更新时间:2005-08-24 19:33:46
作者: 李路路  

  父代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对于子代管理人员地位和个体自雇佣者的地位则没有显著关系。

  2.在改革开放前,父代专业技术人员地位对于子代的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和管理人员地位没有任何显著影响,但是,对于子代获得专业技术人员地位则有显著影响。在改革开放后,专业技术人员这种显著的代际继承关系依然保持下来;而不同于改革之前的是,父代专业技术人员地位对于子代获得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和管理人员地位也产生了显著影响。

  3.在改革开放前,父代一般管理人员地位对于子代获得权力优势阶层地位、专业技术人员地位和管理人员地位都不具有显著影响。改革开放后,父代的这一地位对子代获得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和专业技术人员地位依然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子代继承管理人员地位则产生了显著性影响。

  4.在改革开放前,父代自雇佣者地位对子代成为权力优势阶层有显著影响。这是一个意外的结果。出现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可用于分析的样本过少。在改革开放前,城市中的自雇佣者是非常少的。还有一种可能是受访者理解上的偏误,即将小业主作为了单位负责人。除此之外,无论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对于子代其他社会地位的获得都不具有显著性影响。

  5.无论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受访者本人的教育水平对于其获得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和专业技术人员地位都具有强烈的影响作用,而且改革后的影响都强于改革前;对于本人获得管理人员地位来说,受教育水平在改革前不具有显著影响,但改革后则表现出显著性影响,尽管其影响作用低于对获得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和专业技术人员地位的影响。因而可以说,本人教育水平对于其地位获得来说,在改革前后一直是一个具有显著作用的因素;并且,在改革后作用更强于改革前。

  6.本人中共党员身份的影响作用情况比较复杂。第一,对于受访者获得权力优势阶层地位来说,党员的作用在改革前后都是一个影响显著的因素;但是,其影响强度在改革后要低于改革前,改革前具有党员身份获得权力优势阶层地位的可能性要比改革后高出018倍。第二,对于受访者获得专业技术人员地位来说,党员身份在改革前还具有显著影响,但改革后则丧失了显著影响;这种变化表明,政治身份在行政精英的选择过程中的影响没有根本性变化,但是,在没有权威的技术精英的选择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沃尔德,19961995)。另外,党员身份对于获得一般管理人员地位来说,在改革前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改革后类似于教育的影响,成为一个具有显著影响作用的因素。

  7.在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于代际关系方面,存在一个明显的界限,即与那些代际间具有明显继承关系不同的是,在脑力和体力劳动者的绝大多数代际地位间,不仅不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关系,并且有些还是反向的关系。

  上述分析结果揭示出在制度转型前后的不同时期有关结构化机制变化的基本信息:

  改革开放前,在阶层地位的获得中,父代的阶层地位除专业技术人员地位外,对于子代的地位获得并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特别是父代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并没有能够直接显著影响到子代获得权力阶层地位,甚至对子代管理人员地位也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在制度转型之后,不仅专业技术人员地位的代际影响加大,而且父代地位对于某些子代地位的获得也产生了显著影响。

  受访者本人的教育在改革前后都对其社会地位的获得具有显著影响,而且在改革后这种影响的范围和程度都有所增加。

  政治身份对于不同时期的受访者来说,都是获得权力优势阶层地位的显著机制之一,但是,影响作用在减低。对于专业技术人员来说,改革后党员身份已不再是地位获得的机制之一,即丧失了影响力;但是,对于一般管理人员地位来说,党员身份则成为其地位获得的重要机制之一。

  上述结果显现出另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在社会地位获得的过程中,父代地位、教育和政治身份的显著影响作用基本上发生在脑力劳动者范畴中,而对于自雇佣者阶层影响很小,或表现出反向特征。上述基本信息显示出一种看似复杂的变化趋势: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凸现了父代地位的影响(即凸现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再生产特征);同时,保持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教育的作用。政治身份的作用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我们看到:一方面,制度转型带来的预期变化,即政治身份作用的下降;另一方面,代际继承性在市场机制发展过程中的增长;同时,教育在两种体制中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为了进一步厘清上述分析遗留下来的问题,下面我们将对于教育、政治身份的获得与父代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以期对上述分析的结果给出统一的解释,从而回答在本文开始所提出的问题。

  

  (二)教育获得

  

  “教育”在再分配体制中和在市场体制中,对于人们获得某些社会地位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过去和现在的很多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Parkin,1969;Giddens ,1973;Zhou,Moen&Tuma,1998)。因而,将教育的意义仅仅定位于对市场刺激的反应,是一种简单的做法。本文更为关注的是,教育作为一个在制度转型过程中没有发生变化的机制,与父代地位有什么样的联系?分析这种联系有可能对于地位获得模式的变化提供解释。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必须考虑到社会环境、教育资源分布、特别是家庭环境对教育机会获得、教育过程、教育结果的影响。无论是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还是在再分配经济社会中,相当多的教育资源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不同社会群体政治经济利益的影响。因此,在对教育变量进行解释时,应该持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

  布劳-邓肯的经典研究揭示了随着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在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过程中,本人的教育将成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是,家庭背景的影响作用没有完全消除:一方面,父代地位对子代地位的获得依然保持着直接影响;另一方面,虽然子代教育水平对子代地位获得具有更重要的影响,但子代教育的获得又受到父代地位的强烈影响,从而对子代地位具有间接影响。这意味着,家庭已经没有很大可能将自身地位直接传递给子代,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自致性因素在人们地位获得中已经占有主导地位。但是,父代地位可以对子代的教育水平产生相当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代际间地位的继承性虽然不再是直接的,但可以通过教育为中介在相当程度上传递给子代(Blau&Duncan,1967)。因此,个人教育水平的重要性并非意味着家庭在子代地位获得过程中不起作用。实际上,一系列对美国和其他工业化社会的后续研究也证明了,父代地位对于下一代的地位还是保持着较为显著的直接影响的(转自Bian&Logan ,1996)。

  有研究指出,即使在传统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中,由于这些社会的工业化过程,教育业已成为地位获得和代际继承的重要机制,其意义甚至超过了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Parkin,1969;Giddens ,1973:231-232,236-237)。有关中国的研究也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证明,虽然个人教育在地位获得中具有重要影响作用,但在家庭背景和子女的教育水平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显著联系(Lin &Bian,1991;李春玲,1997:135;许欣欣,2000:278)。

  本文通过一个有关教育获得的简约模型,对于前面分析中提出的问题给出了某种解释。当然,一个简约的模型势必会忽略很多可能是有价值的信息,这可以在其他的分析中弥补。有关受访者教育获得的简约模型的自变量包括父代社会地位和地点控制变量;因变量为子代受教育年限,这是一个间距变量,因此该模型为线性回归模型:

  

  其中,yi为第i 个子代的受教育年限。xik 是影响第i 个子代的受教育年限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下标k (=1,2,3,4)分别与父亲社会地位为“单位负责人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虚拟变量、“专业技术人员”的虚拟变量、“一般管理人员”的虚拟变量、“自雇佣者”的虚拟变量相对应,下标k (=5,6)分别与北京城市控制虚拟变量、无锡城市控制虚拟变量相对应。α,βk 为回归系数,下标k (=1,2,3,4,5,6,7)是回归系数的序号。将有关数据代入这一模型,得到如下结果(见表2):

  对比表2所显示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受访者教育获得的模型,可看到:

  1.无论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受访者的教育获得与父代地位之间都具有显著的联系,父代地位对子代的教育获得保持了一种恒定的正向显著影响。由此可以合理地进行推论,对改革后的代际再生产和教育的恒定作用之间的关系给出一个解释。首先,在改革开放前,社会地位的获得就具有代际再生产的性质,作者以前对于改革前后阶层间相对关系模式的分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本文的分析表明,在改革前,由于再分配体制中较为强烈的政治和政策的影响作用,以及国家对于资源分配的集中控制,这种代际再生产是以教育为中介进行的。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教育还具有代际再生产的中介作用;另一方面,代际再生产具有一种从“间接到直接”的转变。

  

  2.改革前后,权力、专业技术和一般管理人员三个阶层对子代教育获得影响的相对强度有所变化。从标准回归系数看,1979年前,父代一般管理人员地位对于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最强,专业技术人员地位影响最弱,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影响居中。1979年后,父代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对子代教育获得影响变得最强,专业技术人员地位次之,一般管理人员地位的影响变得最弱。由此可见,父代的不同地位对子代教育影响的强弱模式在改革开放前后发生了明显改变。形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在改革开放前,国家对于受教育机会保持着较强的干预程度。出于政治意识形态和特定价值观的考虑,国家在社会成员受教育机会的平等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以保证那些在权力和资源占有方面不占有优势的阶层的子女享有受教育的机会,这种情况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都存在。但是,即使如此,由于中国社会中所存在的城乡以及身份之间的制度性分割,教育机会的分布仍然出现了阶层化的趋势。当教育机会的分配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市场化时,阶层地位的优势就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

  

  (三)政治身份(党员)

  在再分配体制中,政治忠诚和政治身份是获得权力以及其他地位的重要因素。那些在再分配体制中占有优势地位的人,为了维持自身社会地位的再生产,会有更多的动力帮助、支持乃至干预其子代获得党员身份;而那些处于劣势的社会群体为了改变社会地位的状况,也会争取获得党员身份,但与那些优势群体相比较,他们在这种影响力竞争中可能处于劣势。一种特殊的情况是:对于技术精英来说,政治身份常常是地位获得的因素之一,而不是惟一重要的因素;他们的专业、技能和教育可能也是重要的,甚至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前面有关的地位获得模型显示出(见表1):在由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政治身份对子代阶层地位获得的影响力下降是一个重要的趋势,但应对这种变化的意义给予更清楚的界定。如果说教育获得在很大程度上与父代地位有显著的关联性,那么,党员作为影响受访者地位获得的因素,它在制度转型过程中的变化主要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例如,与父代地位、经济机制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本文的重点是探讨这一身份与父代地位之间的关系。为了达到上述分析目的,本文同样建立一个检验父代地位与子代党员身份之间关系的简约模型,其中,解释变量包括父代地位、时间和地点控制变量;因变量为子代是否获得党员身份的二分类变量(dichotomousvariable ),因此该模型为二项选择Logistic回归模型:

  

  其中,pi为第i 个子代获得党员身份的概率。xik 是影响第i 个子代获得党员身份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下标k (=1,2,3,4)分别与父亲社会地位为“单位负责人”的虚拟变量、“专业技术人员”的虚拟变量、“一般管理人员”的虚拟变量、“个体或自雇佣者”的虚拟变量相对应,下标k (=5,6,7)分别与“79年以后”时间控制虚拟变量、北京城市控制虚拟变量、无锡城市控制虚拟变量相对应。α,βk 回归系数,下标k (=1,2,3,4,5,6,7)是回归系数的序号。有关子代党员身份获得的分析结果如下(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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