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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志强:《诗经》中的“黄鸟”意象与流寓群体

更新时间:2015-02-09 21:44:58
作者: 郑志强  

   “流寓”,是人类社会自始就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样态。从“地球村”整体演进史的宏观视野俯瞰,在农业社会中,一方面,流寓者离开本土到他乡谋生,往往由某种被迫因素促成,在正常的社会秩序里,他们与处于乡土社会里稳定型生活的人群相比,属于非主流群体;另一方面,这一非主流社会群体,对“安土重迁”的“乡土型”超稳定社会生活,多少起到了某种“激活剂”的作用,因为外来的“流寓者”到本地后或多或少会产生一种“鲇鱼效应”①。到了“工业化”时代,“流寓”群体随着机器的轰鸣变得越来越庞大,成为工商业生产力的主流。进入“信息化”和贸易全球化的今天,“流寓”已然演化成“自由王国”性质的主动的和主流的生活形态之一,并成为传统“乡土型”、“家族型”“固化”社会生活样态的“消解剂”,流寓正在变成越来越多的人向往的生活样态。既然“流寓型”社会生活样态已发展到空前的规模,那么对流寓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就变得越来越有意义。虽然当代的“流寓”生活与古代有极大差异,不可同日而语,但从百变的差异背后,亦有可能找到一些古今类同的现象、经验与启示,这正是研究《诗经》流寓群体的价值所在。

   在古代的词汇中,“流寓”与“留寓”、“寄寓”、“寄居”、“流离”、“流落”、“流播”、“流亡”、“流移”、“流徙”、“迁徙”、“迁居”、“迁移”乃至“漂泊”、“羁旅”、“旅居”等词的含义多有相近或交叉之处。细考“流寓”这一概念,其字面核心含义,原本指人离开本土故园而寄居异国他乡。如《后汉书•廉范传》:“范父遭丧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②《周书•庾信传》:“南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国”,“信及褒并留而不遣,寻征为司宗中大夫”③。古代的流寓者,极易将寄居之地与故乡进行比较,进而产生诸多乡关悲愁之思。这些情愫发酵成为诗赋,就形成了一条情调特异的文学风景线。如庾信《哀江南赋》之“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④;再如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⑤流寓异乡的人亦常易产生依附别人不能独立之感。如《红楼梦》第九十回:“想起邢岫烟住在贾府园中,终是寄人篱下。”

   在中国文学史上,《诗经》是现存最早收录表现“流寓者”生活状况、境遇和思想情感的经典诗集。虽然“三百篇”中还没有直接出现“流寓”这个名词,但《邶风•旄丘》中已有“琐兮尾兮,流离之子”,《大雅•召旻》中也有“瘨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及《大雅•公刘》中的“于时庐旅”、“于豳斯馆”、“止旅乃密”这些同义、近义词句。据本文统计,在《诗经》中,至少有13篇诗歌主要表现“流寓者”或涉及流寓内容,从而成为我国流寓题材文学作品的最早范式,同时也成为研究我国流寓文化的元典性文学标本。这些诗作分别是:《周南•葛覃》、《王风•葛藟》、《秦风•黄鸟》、《邶风•旄丘》、《邶风•式微》、《邶风•凯风》、《豳风•七月》、《豳风•东山》、《小雅•绵蛮》、《小雅•我行其野》、《小雅•黄鸟》、《大雅•公刘》和《大雅•绵》。在这13篇诗作中,从流寓主人公的身份上看,上到君主、公卿,下到大夫、士等;从流寓者的性别上看,有男性,亦有女性;从流寓动因上看,有避侵、避难、投亲、仕宦、婚嫁乃至失家等;从流寓规模上看,有个体流寓,亦有群体流寓。从流寓者所抒发的感情色彩上观照,则充满着悲欢离合的七彩情调,从而组成我国诗歌史上一簇色彩斑斓的奇葩。

  

   《诗经》中这簇以流寓为题材的奇葩里,出现了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在上述诗歌的绝大多数篇章里,均出现了“黄鸟”(或“仓庚”)意象。在诗经学史上,一个一直争议不休且令人困惑的问题是:“黄鸟”在《诗经》中有无特殊意蕴?换句话说,《诗经》中的“黄鸟”仅仅是一种由诗人随目而见、信手拈来的因“兴”而起的泛泛无实指的自然之象,还是由诗人特意选择出来的具有特殊蕴含的“意象”?本文认为,“黄鸟”属于一种“意象”,这一意象在特定的诗作中出现绝非偶然,它是诗人为流寓者“美丽与哀愁”人生精心选择的象征物。通过它,我们可以把握大多数流寓者命运的色彩与基调,同时也能够辨识出诗人的同情倾向之所在。

   现存最早具有权威性的《毛诗诂训传》在《邶风•旄丘》的诠释中留下了一则有价值的信息:“流离,鸟也,少好长丑,始而愉乐,终以微弱。”《群经评议》进一步阐释:“流离之子,诗人以自喻。流离即仓庚,一名黄流离者。”⑥但由于这种诠释过于简略,后代学者大多不明其真正内涵。无论是唐代著名《诗经》学家孔颖达、宋代《诗经》研究大家朱熹、清代的著名《诗经》学家方玉润,还是日本汉学家冈元凤等,均未对“黄鸟”在诗中的内在特指含义作出确切的诠释。就连在《诗经》研究上用力颇深的现代诗经学家闻一多,也只是在《流离》研究专文中说:“《传》:‘少好长丑,始而愉乐,终以微弱。’此以其声言。愉乐微弱,分释好丑之义,谓少时鸣声悦耳,长而微弱不能成声也。……陆(玑)以‘长丑’为长,还食其母,不知既云微弱,即不为母所食,焉得反食其母哉?甚矣其谬也。”⑦闻一多只提出了疑议,但终未能对“黄鸟”的意象内涵作出正面诠释。

   《诗经》中的“黄鸟”到底应是什么鸟,《本草纲目》记载:

   [释名]黄鸟(《诗经》)、黄鹂(《说文》)、黧黄(《尔雅》)、仓庚(《月令》、《尔雅》作商庚)、青鸟(《左传》)、黄伯劳。时珍曰:禽经云‘鸎鸣嘤嘤’,故名。或云鸎项有文……或作莺,鸟羽有文也。诗云‘有莺其羽’是矣。其色黄而带黧,故有黄鹂诸名。陆玑云:齐人谓之抟黍,周人谓之楚雀,幽州谓之黄莺,秦人谓之黄鹂鶹,淮人谓之黄伯劳,唐玄宗呼为金衣公子,或谓之黄袍。

   [集解]时珍曰:莺处处有之。大于鸜鹆,雌雄双飞,体毛黄色,羽及尾有黑色相间,黑眉尖嘴,青脚。立春后即鸣,麦黄椹熟时尤甚,其音圆滑,如织机声,乃应节趋时之鸟也。《月令》云:仲春仓庚鸣。《说文》云:仓庚鸣则蚕生。冬月则藏蛰,入田塘中,以泥自裹如卵,至春始出。

   [发明]颖曰:此鸟感春阳先鸣,所以补人。⑧

   当代诗经学者向熹认为,黄鸟包括“黄鹂”和“黄雀”两种鸟。⑨然而现代科学研究者胡淼依据世界通行的鸟分类法,将《诗经》中所言“黄鸟”可能所指的鸟划定在以下三种鸟:(1)“金翅雀(Carduelis sinica L.),主要特征是翅部有大块金斑(饰羽),鸣叫也很动听”;“金翅雀为留鸟”。(2)“黄雀(Carduelis spinus L.),在黄河流域是冬候鸟,夏季一带在我国冬北至西伯利亚一带繁殖。”(3)“黑枕黄鹂(Oriolus chinensis diffusus Sharpe)”,“几乎通体鲜黄色,自两嘴角至头后枕有一黑环,翅及尾大部分黑色。鸣声清亮悦耳如箫”,“形态美丽,鸣声动听”;“黄鹂为夏候鸟,5~7月在黄河流域繁殖”。由此,胡淼先生认为,《诗经》中的“黄鸟”应定为“黑枕黄鹂”。⑩

   综合上述资料,则“黄雀”(Cardueles spinus L;又称“芦花黄雀”)应被排除于《诗经》“黄鸟”之外。“黄雀”是“冬候鸟”,夏季不在中原一带,不符合古人对它的描述,况且详考《诗经》中用“鹊”6处,用“雀”1处,分指喜鹊与麻雀,无指“黄雀”者。从《本草纲目》中对“仓庚”在四季中的表现看,它应是“留鸟”,冬天是不走的,只不过是可怜兮兮地把自己“以泥自裹如卵”,“入田塘中”,“至春始出”。结合“金翅雀为留鸟”、“黄鹂为夏候鸟”的科学描述进行综合分析,所谓“仓庚”当为“金翅雀”。“黄鹂”既然冬天会飞到别处过冬,那就是“候鸟”,有“流寓”本能。由此可见,《诗经》中所指的“黄鸟”,应当包含金翅雀和黑枕黄鹂两小类黄色鸟。

   那么,在《诗经》中,诗人使用“黄鸟”意象,是“盖以黄鸟之有好音,兴贤女之德音”(11),或者因“国中通以报春代充黄鸟,取其音圆活,亦可贵”(12),或因其“羽色美丽,鸣声也比金翅雀更嘹亮动听”(13)吗?据对《诗经》8篇有“黄鸟”意象的诗篇考察,恰恰相反:所取“黄鸟”之鸣的声音情调色彩是“哀鸣”而不是欢快悦耳。如《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繁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声音情调和色彩倒与东汉科学家张衡《归田赋》的描写相一致: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

   在张衡的笔下,鸧鹒的“嘤嘤”之声是“哀鸣”。这当然与马瑞辰所谓“黄鸟之有好音,兴贤女之有德音”和日本人将“黄鸟”视为“报春鸟”和“取其音圆活,亦可贵”的喜祥意蕴相异趣。

   应当指出,东汉的诗人将“黄鸟”意象设定为一种“因忧愁自我命运而哀鸣”的特指意蕴,并非来自个人的任意赋予,而是有着更久远的文化传承。如在西汉焦延寿《焦氏易林》中,对“黄鸟”的“悲哀”性鸣叫已有较为明白的确认:

   如《易林•乾之噬嗑》:

   噬嗑:坚冰黄鸟,终日悲号。不见白粒,但见黎蒿。数惊鸷鸟,为我心忧。(14)

   再如《易林•解之夬》:

   夬:坚冰黄鸟,终日悲号。不见白粒,但观蓬蒿。数惊鸷鸟,为我心忧。(15)

   又如《易林•益之大过》:

   大过:坚冰黄鸟,常哀悲愁。不见白粒,但睹黎蒿。数惊鸷鸟,为我心忧。(16)

   我们知道,西汉中期的焦延寿所撰四言诗巨著《焦氏易林》是对先秦易学思想系统的集大成之作,对先秦及以前的易学文化有着毋庸置疑的传承性质。这当然也包括了对“黄鸟”意象的特指意蕴的传承。

   综括各经典描述,用当代诠释学知识深入、系统分析不难发现,“黄鸟”意象正是打开《诗经》流寓题材诗歌主题情调和特殊意蕴的一把钥匙,是大多数流寓者动荡怀忧命运的一个象征。“黄鸟”的确是“春气发则已先至”的“报春鸟”,“立春后即鸣”,“感春阳先鸣”,以美丽动听的声音向世人宣告春天来了。然而,此时的“黄鸟”却并不能得到什么奖赏。因为初春的大地上“坚冰”仍在在皆是,却并没有什么“白粒”——各种植物还正在长苗,离种子成熟还远着呢!“黄鸟”为找不着粮食而叫,内心充满着“饥馑之忧”与“数惊鸷鸟”之“命运堪忧”。

由此可知,在我国古代先民心中,尤其在《诗经》中,“黄鸟”自始就被赋予了为“命运之忧”而“哀鸣”的基本寓意,而这种“哀鸣”又多属于离开家园、流寓异地难以适应而生出的忧虑与哀愁。从《诗经》“黄鸟”意象所意指的人群看,无论有何个体身份差异,但离开父母之邦、祖居家园而流寓异地,其客居异乡为异客的“流离之子”这一性质是共通的;从“黄鸟”的群体形象看,它们总是美丽的、善鸣的;但诗人们总是引导读者换一种设身处地式的视角去看“黄鸟”,这样一来,它们的飞与鸣,总是充满着命运之忧而多含哀愁的。“美丽”与“哀愁”的奇异结合,构成了《诗经》时代“黄鸟”这一特殊意象的感伤情调,同时也看到了诗人对流寓者不测命运所体现出的深深同情。所以在《诗经》中,凡有“黄鸟”(或仓庚、流离)意象出现的地方,一定伴随着哀伤而少有欢乐——这应是《诗经》“黄鸟”意象特定的文化寓意。在上述所列《诗经》以流寓者生活、情志及命运为题材的13首诗中,共有8首16处出现过“黄鸟”或“仓庚”、“流离”意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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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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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南京)2012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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