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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志强:《诗经》中的“黄鸟”意象与流寓群体

更新时间:2015-02-09 21:44:58
作者: 郑志强  
其中《周南•葛藟》1处;《邶风•凯风》1处;《邶风•旄丘》1处(用“流离”);《秦风•黄鸟》3处;《豳风•七月》1处(用“仓庚”);《豳风•东山》1处(用“仓庚”);《小雅•绵蛮》3处;《小雅•黄鸟》6处。这8首诗中,直接以“黄鸟”为诗歌标题者分别为《秦风•黄鸟》和《小雅•黄鸟》。由此可见,“黄鸟”在《诗经》时代已有固定意象和特指意蕴。另外,《小雅•桑扈》中“有莺其羽”中用“莺”,只是为了说明“桑扈”羽毛虽似莺羽之色,却不是莺;属于非流寓题材而是写出征还归的“劳还率”之《小雅•出车》中又有“仓庚喈喈,采蘩祁祁”。通篇诗使用“引用”手法颇多,其“仓庚喈喈”的整体意境亦有久出而还悲喜交集之意,虽属于“引用”笔法,却并未失去“黄鸟”所固有之“悲哀感伤”的基础性含义。

  

   从人类发展史的宏观视野看,一方面,“流寓”自始就是人类生存、开拓、发展与交流融合的一种必然现象,且随着历史的演进呈现着越来越广泛频繁的发展态势,已从社会生活的一个特殊样态演进成一种普遍样态,“全球化”浪潮正在促进这种样态的迅猛发展。生活在今天的现代人,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升,交通、通讯的高度发达,流寓异地发展,也许更多是出于一种主动的选择,因为异地的生活与发展的条件可能比本地更好更有利。但是,在《诗经》三百篇自创生到结集定型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社会的交通、通讯乃至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已开发、半开发和未开发地区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及可生存环境等均存在极大差异。“安土重迁”正说明人们在熟悉的旧环境中更易适应;而迁入新地,由“外地人”的身份进入当地的社会结构之中,彼此间的陌生感,语言差异,思维、劳动和生活方式差异,生产生活资源与社会角色共同分享的不易认同以及风俗习惯等差异,在“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多会产生隔膜甚至碰撞,其磨合的过程是艰苦的,结果也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因此,从《诗经》中所描述的多数流寓者看,那个时代离开故居迁居异乡,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常常产生对异乡的不适应症和悲愁、思乡、思归的情绪。《诗经》中13首以流寓者为主角的诗篇中频繁使用“黄鸟”、“流离之子”的意象不是偶然的,它是流寓群体现实感受与历史经验形象化积淀的产物。扼要分析起来,这些诗作中抒写出流寓者在流寓过程中遇到的命运和机缘以及由此产生的悲喜离合之情可分为六个类型:

   (1)流寓有遇型。以《小雅•都人士之什•绵蛮》为代表。从“都人士”一语所作的限定看,诗中的流寓者原本属于“士”阶层人物。诗中直接以“黄鸟”指代流离者,并描写了一个“失家”流离者引起当地主人翁同情而被热心收留的故事:

   “绵蛮黄鸟,止于丘阿;道之云远,我劳如何?”“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命彼后车,谓之载之。”

   关于这首诗,《毛诗序》讲“《绵蛮》,微臣刺乱也。大臣不用仁心,遗忘微贱,不肯饮之教载之,故作是诗也”(17)。《毛诗序》讲“微臣刺乱”,也明言流寓者属于“微臣”阶层的“士”。郑玄《笺》补充说是“幽王之时国乱,礼废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贱,故本其乱而刺之”(18)。显然,幽王导致的“国乱”使此诗中的主角微臣“士”被主子“大臣”遗弃而离开故园流落异乡,幸而被异乡有德者收留。这类历史故事,我们在《左传》中能看到很多。如蔡国大夫公孙归生与楚国令尹子木所谈“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中所列举的“(楚)子仪之乱,析公奔晋。晋人置诸戎车之殿,以为谋主”,“雍子奔晋,晋人与之鄐,以为谋主”,“子灵奔晋,晋人与之邢,以为谋主”,“贲皇奔晋,晋人与之苗,以为谋主”(19)等等,皆是流寓有遇的典型。

   (2)流寓遇阻型。对于疲困无助的流浪者来讲,在流落路上被善良的当地强者收留,应是很幸运的人了。但并非所有的流寓者都有这样的幸运,相反,他们往往受到当地人的冷遇甚或排斥,难以久存。如《王风•葛藟》里的描述,就与《小雅•绵蛮》中的情况大相异趣。这首诗的主人公属于投亲流寓:

   緜緜葛藟,在河之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

   关于这首诗,朱熹《诗集传》谓:“世衰民散,有去其乡里家族而流离失所者,作此诗以自叹。”(20)《葛藟》中的流寓者应属于流落他乡的破落贵族。因为《左传》中有多处关于“葛藟犹能护本根”(21)的阐述,由此“葛藟”就成了贵族疏远支脉、下级士阶层的代名词。“作诗自叹”者认人作亲属的“寄子”或“寄女”身份比较明显:为求在新居之地受到接纳与帮助,似乎向本地强者认了干亲——有干爹、干娘及干兄干弟。但尽管如此,他遇到的依旧是冷漠,因“其穷也甚矣”而“作此诗以自叹”。当然,在此诗中,作者虽身处异乡自叹其穷,但尚未遇到在异乡被排斥而难以自存之境地。《小雅•黄鸟》中的情况,则进一步恶化:

   “黄鸟,黄鸟!无集于榖,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毂。言旋言归,复我邦族。”

   “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与明;言旋言归,复我诸兄。”

   “黄鸟,黄鸟!无集于栩,无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

   细考全诗用辞,这是一首甲国贵族中人在乙国仕宦遇阻者的感伤之歌。古代作官食俸以“粟”、“帛”为主要俸禄形式之一。集“桑”啄“粟”,含义为做言食俸。从“复我邦族”、“复我诸兄”、“复我诸父”反观,作诗者原初的阶级地位很高。所谓“邦族”特指建邦统邦之族,“诸兄”、“诸父”亦指建邦统邦宗族中的长者。诗中的流寓者有“邦族”和“诸兄”、“诸父”,则其“公子”、“公孙”的原初身份当确切无疑。细绎诗意,他流寓异国后原初得到了当地国君信任,获得了官职,但却遭到国君同族的强烈排斥,认为他占了自己的位子,抢了自己的饭碗,必欲赶走而后快。流寓者难以立足,于是“言旋言归”成了他的主体情绪。像此类流寓异地为官遭到本土豪强排斥的历史人物,《史记》、《左传》记载得很多,如商鞅、吴起、伍子胥等都是典型例子。《小雅•黄鸟》中的主人公,堪称他们的先驱。

   (3)流寓不适型。这种类型主要因为“合二姓之好”政治性联姻,而被迫离家移居于他乡,由此产生明显不适应的“伤悲”与“思归”情绪。这以《周南•葛覃》、《豳风•七月》中的女子为代表。

   先看《周南•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綌,服之无厌。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

   再看《豳风•七月》第二章: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关于《葛覃》,历代诠释岐义纷纭。《毛诗序》谓“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工之事;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朱熹《诗集传》又说“此后妃所自作”。但反对者认为“后即节俭,亦不至归宁尚服澣衣。纵或有之,亦属矫强,非情之正”(22);清代学者马瑞辰亦反驳云:“是此诗污私澣衣皆未嫁时之事。”(23)应当说,后代学者对《毛诗序》和《诗集传》诠释的质疑是尖锐的,但同样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因为从《葛覃》的整体表述看,它与《豳风•七月》第二章所述内容大体相近:它们均与西周“公室”乃至“公子”选后妃有关,但两诗中的女子显然此时还与“后”或“妃”的身份差之甚远。说准确一点,她们均是由于某种政治性的强制因素被征调到贵族之家的“秀女”或“淑女”之流。因那个时代贵族已实行一夫多妻制,所以妻妾成群并分为级差相当大的许多层次,处于最下层者与女仆并无太大差异。关于这一点,《礼记》有明确记载:“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24)不仅这些正式妻妾有极大等级差别,而且上述这些众多妻子之下,更有许多服侍性质的“邦之媛”及“内人”、“外工”等更多“淑女”或“秀女”,这些被选入宫的“秀女”之流,“王室”、“公室”或卿大夫“家室”相比有极大的阶级差别,以至于她们的身份与处境要用“葛覃”施(移)于“中谷”来形容。正如马瑞辰所言:“葛出于山,不水生,殆移易谷旁多石之地。”(25)“黄鸟”“集于灌木”、“仓庚”发出“喈喈”哀鸣以及“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皆说明,此时的这些少女被强行征调入公或卿大夫之室,有出嫁之名而无出嫁之实,尚处于“入选待聘”的“留寓”阶段,不仅要“遵彼微行,爰求柔桑”,“采蘩祁祁”,还要干其他各种身份低下的杂活以致“薄污我私”。所以她们内心的“殆及公子同归”的伤感哀愁乃至思念父母要“归宁父母”的要求是明显和强烈的。因为在此时她们心中,自己这种“葛覃”尚未遇“樛木”,只是被移于“中谷”而已,“既嫁不答,为我心忧”,并没有享受丝毫为“后”为“妃”的自豪感,甚至连自己未来命运究竟如何都难以预料,所谓的“夫君”是什么模样尚不可知,身为媵嫁美女,其实不过是前途未卜、身份待定的“寄人篱下”、“移居他乡者”而已。

   (4)由流寓而渐入没落型。以《邶风》之《旄丘》、《式微》,《小雅》之《绵蛮》、《黄鸟》、《我行其野》为代表。

   关于《邶风》之《旄丘》和《式微》这两首诗的可靠史实背景,《毛诗序》和郑《笺》均有较具体记载。《毛诗序》谓:“《旄丘》,责卫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流)寓于卫。卫不能修方伯连率之职,黎之臣子以责于卫也”(26);“《式微》,黎侯(流)寓于卫,卫处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归而不归,故其臣劝之”(27)。与《邶风》之《旄丘》与《式微》相关联的史实,《左传》和《史记》均无详细记载,考卫国君称“伯”,在卫康叔之子“康伯”至“贞伯”时期,其间经过了五代称“伯”的强盛阶段;而此时期的“黎国”,为周时期大规模分封异姓诸侯之时所选尧后裔耆氏封于黎地的侯爵国,地处卫国东北部边邻。(28)黎国国君本是周王朝封的侯爵国君,其国被外敌“狄人”侵略,侯爵黎氏举族流亡到卫国救助,希望身为“州伯”的“卫伯”能出兵击退入侵的“狄人”而还其旧国。卫伯虽然客气地答应了,并将黎侯礼貌地安置在卫国的两座“邑”即小镇子里作为暂时寄身之地,但是后来就若无其事地不管了。“黎侯”身为黎国族邦领袖,其阶级身份贵为“侯爵”,原本属于国家统治者,但由于无能力抵御外敌入侵,被迫“流寓”异国,渐受异国冷遇,自然转入没落。所以《旄丘》焦急地发出牢骚:

   旄丘之葛兮,何诞之节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狐裘蒙戎,匪车不东。叔兮伯兮,靡所与同。“琐兮尾兮,流离之子!”叔兮伯兮,裦如充耳!

   由此种境遇引发了黎侯的随行臣子大夫们作《式微》一诗对黎侯讽劝: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

   堂堂黎侯啊,你这个流离之子,长期留居异地,被人家看得越来越无足轻重了!难道你就安心一辈子老死在卫国的两个小镇子里么?为何不谋划归国的大事啊?还不赶快想办法回国啊?所以《毛诗•式微》言:“《式微》,黎侯寓于卫,其臣劝以归也。”郑玄《笺》:“寓,寄也。黎侯为狄人所逐,弃其国而寄于卫。卫处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归而不归,故其臣劝之。”(29)文士大夫与近卫武士随君主左右出行,这是那个时代的制度性习惯,所以作诗者为黎国“国老”级别的大夫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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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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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南京)2012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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