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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康之:论权利观念的历史性

更新时间:2015-02-09 13:32:41
作者: 张康之  
的确,虽然权利的观念没有能够对权威造成根本性的冲击,也没能从根本上遏制权威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增强,却在改造权威的性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起码在抑制权威形式上的非正义方面作出了贡献。由于权利观念的生成以及为人们普遍接受,把国家中的人民从臣民的地位中解脱了出来,改造成了公民。权利的观念造就了公民,反过来,公民的权利要求又得到相应的尊重。正是这一点,对权威中非正义的方面产生了抑制作用。这也就是权利观念发挥作用的机制。它表明,权利的概念与权威中的非正义因素是联系在一起的,权威中的非正义因素是权利概念存在的前提。当权威中的非正义因素消减的时候,权利观念也就会相应地弱化。同样,当权威能够由其他途径来遏制其非正义因素的存在和增长,权利的观念也会失去存在的价值。我们相信历史的进步趋势,也就意味着我们相信权威的形态和性质都会发生改变,特别是当权利观念被用来抑制权威的政治实践经历了几个世纪却没有给我们指出乐观的方向时,我们相信通过其他途径抑制权威和改造权威是完全可能的,相信会有更积极的方案被提出来。因而,我们也就不再愿意朝着编造权利神话的方向迅跑。

   对于人的社会生活来说,权力是人的依赖或依附关系的基础,而权利则使人处于竞争和冲突的状态中。然而,后工业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则要求人们更多地关注共在共生的环境。因而,要求人们通过合作的方式去开展共同行动。也就是说,在后工业社会的人们共同行动中,合作的理念是凝聚共识和融合人际、群际关系的基本理念,是整合人们的能力去应对复杂的和不确定的环境的必要前提。所以,无论是权力观念还是权利观念,在后工业社会中都会更多地表现出消极的一面,只有合作理念才是能够适应后工业社会要求的正确观念。

   三、基于权利的政府与法制

   社会契约论认为政府及其权力来源于人们的协议,是公民权利的让渡。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人们在结合成联合体时,各自放弃单独行使的权利,交由他们中间指定的人行使。“这就是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原始权利和这两者之所以产生的缘由,政府和社会本身的起源也在于此。”人们之所以自愿放弃一些权利,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身的安全、财产和自由。“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4] (P78、77)

   在康德的一项循环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共性、权利与正义之间的关系如果仅仅在形式上加以理解是非常困难的。康德说:“从公共权利的全部质料之中(就国家之内人与人的或者还有各个国家相互之间各种不同的由经验所给定的关系)进行抽象,那么我就只剩下公共性这一形式;这种可能性是每一项权利要求中都包含着的,因为没有它就不会有正义(正义是只能被想象为可以公开宣告的),因而也就不会有权利,权利仅仅是由正义所授予的。”[5] (P139)在这里,康德把公共性作为权利的抽象形态,在公共性的基础上,产生了社会治理的正义,而正义又反过来授予人们以权利。究竟是谁产生了谁,就只能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所谓“辩证法”来提供辩护了。

   其实,在康德这里,权利、公共性和正义都是形式上的,是丧失了质的纯形式,都是关于现实的抽象表达。如果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显而易见了。权利的观念是产生于近代工业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的要求,是对这个陌生人社会实施治理的抽象前提,它所提供的是陌生人中共同的惟一性的普遍法则,至于陌生人之间在实质上有着什么样的差别,是不予考虑的。到了政府这里,权利的概念转化为“公共性”,或者说,权利对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有着普适性的特征。当它存在于公共领域中的时候以及在公共领域作用于私人领域的过程中,需要以公共性的形式出现。所以,政府的公共性无非是权利这一普遍设定在公共领域中的特殊形式。

   至于康德所说的正义,则是就公共性的抽象功用而言的,是在公共性反过来维护权利、支持权利的时候所应具有的理想状态。在这里,同样的问题是,正义也是一种没有了质的正义,是一种抽象了的和形式化了的正义。特别是考虑到近代社会的所谓权利首先应当落实到财产权上的话,就会清楚地看到,因为拥有财产的不平等而造成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不平等是一个基本事实,对权利的维护恰恰是要维护这种不平等,公共性在维护和支持权利的时候,在实质上正是维护社会的不平等。就正义是在公共性维护和支持权利过程中的表现而言,恰恰是公共性的不公正性,因而也恰恰是不正义。可见,一旦涉及到实质的方面,包括康德在内的近代以来的思想家们所谈论的公共性、正义等,都是虚假的理论建构,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的实际。

   同政府一样,近代社会的法制是在所谓“天赋人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作为天赋人权基本内容的自由却表现出了与法制的冲突。因为,作为法制构成要件的法律本身就是一个限制自由的设置,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可以说英国人一般是自由的话,那么他们的自由就不是法律的赐予,而是反对法律的结果”。[6] (P704)也就是说,法律意味着一种限制,人必须把自己置于法律的约束范围之内,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开展行动。美国学者博登海默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说:“规范性制度的存在以及对该规范性制度的严格遵守,乃是在社会中推行法治所必须依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7] (P239)至于道德,就完全不同了。因为,道德恰恰是以自由为前提,以突破一切外在的限制为前提。道德所反映的是人的自由意志,一切道德行为都是建立在人的道德自由意志的基础上的,是人的自觉、自愿的行为。因而,基于道德的社会治理与基于法律的社会治理会有着根本性的不同,道德的治理不仅不会表现出对人的行为的限制,反而恰恰是建立在人的行为自由和自主行动的前提下的。

   法制与政府的结合,是以所谓“法治”的治理形式出现的。然而,法治的优越性只是在把它与两种治理形态加以比较的时候才会体现出来:一种是与集权的治理相比较,另一种是与无政府状态相比较。如果考虑集权的治理也比无政府状态要好的话,那么法治就只是与集权的治理相比较时才是一种较好的治理。但是,法治决不会成为人类最为理想的治理方式,法治只是人类社会治理发展史上的一个必经的阶段,在对更为优越的社会治理方式的追寻中,必然会实现对法治的超越。当然,有人认为“法治是不可能的”,[8]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基于一些经验事实而提出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法律的抽象性和模糊性而作出的判断,是用法律的模糊性来判断法治的不可能性。实际上,法治是不能归结为法律的,法治是一种社会治理模式,法律只是这种社会治理模式赖以展开的手段之一,最为根本的是要看这种社会治理模式能够依据法的精神而展开。在我们看来,如果不是对法治作出完美性的苛求,法治并不存在着不可能性的问题。只要一个社会依据法的精神而开展治理的话,那么它就是法治的。但是,又的确存在着一个“法治不可能的”问题,只是这种“法治的不可能性”是一个法治的历史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基于天赋人权的法制及其法治,都是与特定的历史阶段联系在一起的,当包含着权利观念的法的精神失去了历史合理性的时候,法制的合理性也就丧失了,法治也就是不可能的了。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进程中,法的精神的历史合理性就显示出了逐渐式微的趋势,而伦理精神的合理性则不断地张扬了出来。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法治只是人类社会治理的一种历史形态,它必将为“德治”所取代。可见,我们并不否认工业社会法制的合理性和法治的现实性,我们只是在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去把握德治替代法治的可能性。

   总之,近代社会关于权利的设定是服务于社会治理体系建构的目的的。有鉴于农业社会权力治理的不稳定性,卢梭指出:“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因为,“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9] (P76)但是,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人们再一次地发现,仅仅出于个人权利的考虑,并不能实现有效的治理,治理体系依然会陷入失灵的状态,依然会因为回应性的不足而受到怀疑。所以,社会治理中的“权力本位”在近代社会失去了合理性和合法性,而近代社会的“权利本位”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也同样会失去合理性和合法性。历史在进步,我们不能不顾这一点而恪守权利的观念不变。

   事实上,工业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在生产的意义上把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在生产活动之外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依存与分离同时存在,而且由于权利观念的提出以及根据权利观念作出的法律制度安排,把人们之间相互依存的主观内容几乎完全抹杀了,使人们在心灵上变得相互隔离了。也就是说,工业社会虽然在物质的意义上使人们之间的依存性增强了,而在心理上则让人完全丧失了相互依存的需要。因而,在行为上,人们往往用个人利益的效用最大化标准来取舍与他们发生关系的内容。结果,人们之间的合作就完全成了工具。在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历史转型期中,各种迹象表明,工业社会在生产领域中的以及生活必需品获得方面的社会依存性,正在从经验性的层面转向实质性的层面,特别是社会生活中依存与分离的矛盾越来越为依存性的增强所取代。在这种条件下,自觉地增强社会依存性的制度安排由于适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变得非常显著和具有现实意义。而且,这种制度安排的直接结果就是普遍合作行为的出现。对于一个合作的社会而不是竞争的社会来说,一切关于权利的宣示都会变得多余,因而,权利的观念也会走向消解。

  

   参考文献:

   [1]梁慧星. 中国物权法研究(上)[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2]安东尼·德·雅赛. 重申自由主义[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2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洛克. 政府论[M]. 下篇.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5]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7]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8]T. A. O. 恩迪科特. 论法治的不可能性[J]. 牛津法律研究(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 1999, (19).

   [9]让·雅克·卢梭. 社会契约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NU1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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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京)2007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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