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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景明:“中国研究的麦加”是怎样建成的

更新时间:2015-02-09 10:55:39
作者: 熊景明  

    

   【编者的话】1963年成立于香港的“大学服务中心”,专门为冷战期间从海外到香港来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服务。1988年中心加入香港中文大学,更名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拥有当代中国国情研究最齐全的图书馆,被称为“中国研究的麦加”。2015年1月,中心举办50周年研讨会,傅高义、马若德等多位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泰斗齐聚一堂,回忆他们与中心的交往故事。FT中文网获得授权,刊发一组来自研讨会的回忆文章。自1988年至2007年间主持中心工作的中国问题专家、作家熊景明女士在本文中,描绘了中心成长为海内外中国研究者大本营的的轨迹。

   1979年秋某一天,按报上两寸见方的小广告指示,我找到九龙亚街老街155号时,已近黄昏。这是一座别致的两层楼住宅,园中草地足够打羽毛球。典型英式建筑,八边形主房窗外,一丛棕榈郁郁葱葱。沿墙一排树木,紫荆、木棉、白兰花…… 门口没有招牌,大铁门关,小门不锁,推门可入。院中停放着一张小面包车,车身上写着:“大学服务中心”,便是这个机构的名称。

   我就这样走进命运为我安排的归宿,至今未曾完全离开。半个世纪以来,这个机构几度易主、搬迁,而将自己视为中心一员的海内外学子,不知几多。中心以举世无双的当代中国研究资料收藏著称,而众多学者对中心的归属感,中心的学术交流与研究的气氛,才是它的独特之处,也是它的无形资产。2004年参加中心40周年庆典及研讨会的学者,可称为中国研究领域点将集会。研讨会论文集《中外著名学者论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可谓研究方法及论文写作的范本。

   2015年1月,中心举办50周年研讨会,邀请到中国研究领域的四位学术泰斗: 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Ezra Vogel(傅高义)教授, Lucien Bianco(毕仰高)教授, Jerome Cohen(孔杰荣)教授及 Roderick MacFarquhar(马若德)教授。非常之巧, 他们同时出生于1930年,依然思维敏捷,活跃在学术界。已是杰出学者的他们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连同来参加中心第十五届国际研讨班的在校博士生,汇集成四代同堂的中国研究盛会。

   会上宣读论文者,都曾到中心做过研究。我与他们每个人相知相识,都在中心。70年代末我来到时,中心鼎盛时期已经过去,而且正面对生存危机。中国大门渐自打开,香港已经不是无可选择下的选择,学者越来越少,我成了最后留下的一名研究助理。到1981年,只有半份研究助理的事可做,才到图书馆工作。中心成立以来,分别向多个美国私人基金会筹款,包括卡耐基、福特、米兰、鲁斯、全国人文基金。而今向基金会申请经费的理由不在,不知道明年的经费是否有着落,员工随主任一道发愁。

   此时,命运来敲门了。一家国营的图书进出口公司,从全国各地收集到一套始于50年代初的中央及地方报纸,征求买家。1963年成立以来,中国研究者依靠的中文资料主要是附近友联研究所的制作的剪报汇编,英文资料有英美出版的大陆传媒资讯翻译,以及驻港美国领事馆负责翻译的大陆报刊摘编。说起来很难相信,除了人民日报海外版,所有大陆报纸在1966 – 1977年间都禁止流传到海外 (有点像北朝鲜)。因此可以想象,得到这套报纸简直令人不敢相信。80年代,内地报刊的出版如雨后春笋,到1988年并入香港中文大学前,中心订阅了所有能够订到的内地杂志,共400多份,报纸50多份,超过当时香港各大学同类订购的总和。时任中心主任John Dolfen的先见之明,加上机遇,奠定了中心作为一流的中国研究图书馆的基础。

   与中心结缘的人非常幸运,这不是一般的图书馆,也不是一般的研究中心。多年后,高华写了一篇文章,将中心称为“学术家园”。家园的风格在这个小院子养成。主任以中心为家,几乎都第一个来到,最后一个离开。从筹款,到接机送机,研究咨询,清洁及花园草木,事事操心。他优雅的台湾妻子和一对可爱的儿女经常在中心出入, 和大家都熟络。近60岁的管家兼厨师余先生来自上海。每天中午,所有人围坐在长条餐桌边吃饭,聊天。学者离开之前,通常做一次演讲,这便是中心持续至今的午餐研讨会由来。四菜一汤,职工餐费港币四元,学者六元。可口的饭菜,Dolfen每天脱口秀一般的席间谈,令人难忘。余先生的助手姚妈妈年近70,总是笑眯眯的,喜欢和人“聊天”。鬼佬,鬼妹听不懂她的吴侬口音,对她点头微笑。

   来中心常待的学者,大部分是做博士论文研究。访问从大陆来港的人,一待便半年一载,有的一住几年。对他们而言,这里是离家者的家,“中国”是聊不完的共同的话题。从1963年中心成立以来,中国发生多少震惊世界的事。文革中涌到香港的难民带来的故事,其悲惨、荒谬,自由世界长大的西方人,闻所未闻。当年的博士生得到的研究经费,可以让他们聘请研究助理。其中有些冒险游泳到来的偷渡客。这些故国情怀颇重的年轻人,利用地点的方便,办了一份杂志《黄河》。

   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中国变了。80年代,铁幕变竹幕,天天有重大新闻透过来。西方记者也来凑热闹,带来各种小道消息。今天的大学建制下,社会科学内部不同的学系相隔,学者去到异地开会,才会见到国外同行。到中心来的学者大部分来自美国,也有欧洲、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及本港学者,还有人来自日本、印度、菲律宾。不同学科,不同国家的学者聚在一道,以中心为“家”,夸学科之间交流,在此结成友谊,不仅是中心的特色,也影响到一代人的中国研究。

   因为年轻,因为他乡遇之音,友谊和爱情容易滋生。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傅高仪教授曾在中心遇到他的夫人,一位人类学家。小楼里,丘比特的箭乱射,偶尔中的。一天晚上,有个德国女学者试图推脱恋上她的男助手。她冲进我的房间来: “How to say ‘Leave me alone’”. “别烦我”。我整晚的工作被她不停打断,一点不烦。曾有一位美籍华裔女博士,穿着布料少得不能再少的衣服,在中心晃荡了一个夏天,不知有无收获。

   这里,无论职位高低,年长年轻,彼此都直呼其名。后来我到中文大学,在中心早就熟知的Tony,Peter须称呼做X教授,X博士。彼此如何称呼,界定相互的关系,就是文化。 “没老没小”显然是美国文化。来到中心不同背景的人,都在这里播下某种与文化相关的种子,我自己也不例外。中午休息,我在天台上,教两位来自法国及香港的女学者跳云南民族舞,觉得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春天,木棉盛开,二楼阳台上铺满落英。我拾起花朵,看到有人进来,便大喝一声:“接住”,将花抛下。并非人人理解这个玩笑,以致后来必须去纠正“文化差异”造成的误会。

   当时最令我肃然起敬的是学者的勤奋和专注。从清晨到深夜,都听得到老式打字机叭叭作响。余先生早上7:30开门,晚上不知何时锁门。我到中心替Jean Oi做研究助理时,下午去,十点离开,一定不是最后一个走的。1981年夏天我回昆明,被有关部门请去,客客气气地问我中心的事:什么样的人在中心做研究,都做些什么。我一一如实告知。末了,我说:国内大约没有人这么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农村问题、教育问题…… 中国人应当感谢他们。那绝对是我真实的想法。后来在不少场合下,我被问及中、西方学者的不同。我认识的学者,有一类对研究有真诚而浓厚的兴趣,付出是自愿,探究真相是乐趣。这不算是西方与内地学者的区别,而显然在西方更为普遍。

   1988年春末夏初,中心的主管部门,美国学者联合会委员会,与香港中文大学达成协议,中心移交大学,大学承诺保持其馆藏及收藏方向,并永久对国际学者开放。余先生为中心的惜别会准备了美味食物,孩子们在花园里追逐玩耍,我十岁的女儿在内。她从一岁多就常跟随妈妈来上班,在这里度过许多快乐时光。拍合照时,我忽然十分伤感。照片的背景是成堆的纸箱。我完全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我将负责将这些纸箱打开,为中心另外布置一个“家”。

   没有过硬的资历,我在旁人鼓励下去申请中心执行主任的位置。最后得到,非常意外,只想努力不辜负信任我的人。图书馆搬迁的麻烦,不足为外人道。当时第一批内地到中大来的访问学者,成了助我的天兵天将。每小时20港币对他们是高薪。我和20多位年轻人一起动手,周末将女儿也带来。虽然没有规定的开门日期,我们则像被人鞭赶一般工作。春节,大学食堂不开,从超市买来食物和这些“搬运工”一道在中心聚餐。我像一个严厉的监工,甚至开除了两位上夜班打扑克的人。回想起来,实在过份。

中心开张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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