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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永亮:《诗经》弃妇诗分类考述

更新时间:2015-02-08 22:22:18
作者: 尚永亮  
将此二诗与上述古之治诗者所指庄姜本事分离开来,按近今不少论者的意见,视之为表现普通夫妻关系的作品,那么,也很难说它们就是弃妇诗。这是因为:在《日月》诗中,由其“日居月诸,胡迭而微”的开篇,固然可以得出“《国风》中凡妇人之诗而言日月者,皆以喻其夫”的结论[11],但其主要文字却是“乃如之人兮,逝不古处。胡能有定,宁不我顾”诸句的反复回环,其最严厉的指斥言语也只是“德音无良”一句,而仅凭此数点,尚难以作出女子被弃离家的判断。所以一些较严谨的诗评家多谓其诗乃“妇人受丈夫虐待唱出的沉痛歌声”、“丈夫别有所欢而冷落她”、“是一首怨妇诗”④,而不轻易许以弃妇之名。至于《终风》一诗,既写了对那位“谑浪笑敖”者“中心是悼”的悲情,又写了对他“寤言不寐,愿言则怀”的思念,从中看不出夫妻关系,更看不出弃妇的口吻和被弃的情节,因而,论者或谓其为“妇女受调戏欺侮而无法抗拒或避开”,“女子受男子玩弄,心悲伤,老想念,望他回心转意”,或谓其“无伤己之意,唯有对情人的埋怨、思念和期盼”,甚或谓其为“采自民俗歌谣,关于打情骂俏一类调戏之言”⑤,而较少将其视为弃妇之作。

   《我行其野》是一首明确提及“昏姻之故,言就尔居。尔不我畜,复我邦家”的诗作,所以《郑笺》释曰:“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弃其旧姻而相怨。”宋人李樗又引诗中“不思旧姻,求尔新特”之句而谓“舍其旧而新是谋,其义明甚”,故“郑氏之说为长”[14]。依据这种解说,这当是一首表现男女婚姻关系的诗作。然而,问题接踵而来:其一,这位“舍其旧而新是谋”的“求外婚”者是男方还是女方?其二,“言就尔居”者究系何人?这两个问题紧相关联,只有解决了后者,才能清楚前者。所以,下面试稍作辨析。

   首先,诗中远道而来、“言就尔居”的“我”不应是婚姻中男女任何一方,而是与此婚姻有亲属关系者。倘若是女方,则此女子既已嫁人,何以会离开夫家又前来“就尔居”?须知,即使在礼教尚不甚严密的上古时代,女子也是很难随意离开夫家,并于离开后独行其野、再度远赴异邦(此由诗中“复我邦家”句可推知)之夫家的;倘若是入赘于女方的男性,虽然增加了可能性(因男方较女方外出活动远为自由),但一般也不会说出夫妻间不必明言的“婚姻之故”这样的话来。反而是局外人亦即与男女双方有姻亲关系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才会如此申说。古代礼法规定:“若壻与妻之属亦称婚姻。”[15]准此,则与夫妻双方有姻亲关系者前来投靠婿家或妻家,称其与对方有“婚姻之故”,似更为合乎情理。所以,严虞惇认为“玩‘昏姻之故,言就尔居’,其非夫妇相谓可知”[16],大概正是有见于此,朱熹一反毛郑诗说,谓:“民适异国、依其婚姻而不见收恤,故作此诗。言我行于野中,依恶木以自蔽,于是思婚姻之故而就尔居。而尔不我畜也,则将复我之邦家矣。”[17](P124)这里的“民”,显然不属夫妻中任何一方,而只是他们的亲属。

   进一步看,诗中“不思旧姻”一语间接证明此一投靠者当系男方亲属。如所周知,古时“婚姻”二字其义有别。就夫妻双方言,“壻曰昏,妻曰姻。谓壻以昏时而来,妻则因之而去也”;而就夫妻双方亲属言,则“女氏称婚,壻氏称姻”[15]。与郑注《礼记•婚义》这段话相应,《尔雅》亦曰:“壻之父为姻,妇之父为婚”,“壻之党为姻兄弟,妇之党为婚兄弟”[18]。据此,则此远道而来投靠姻亲者显系男方亲属,因为只有这种身份,才可能说出“不思旧姻”的话来。

   当然,上面所言也只是一种情形,并未完全排除“我行其野”、“言就尔居”者为夫妻一方的可能。因为虽然就常理言,夫妻间不大适用于直言“婚姻之故”,但特定情况下也许会出现一些例外;同时,按郑注《礼记》所谓“壻曰昏,妻曰姻”的说法,婚姻当事者也可以说出“不思旧姻”的话来。倘若果真如此,那么,这位当事者是夫还是妻?此一问题,汉人班固在所撰《白虎通义》中作了解答:“婚姻者何谓也?昏时行礼,故谓之婚也。妇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诗云:‘不惟旧因。’谓夫也;又曰:‘燕尔新婚。’谓妇也。”[19]这里的关键点在于班固所谓“夫”、“妇”与所引诗中“婚”、“姻”称谓之关联。考其所举“燕尔新婚”,是前引《邶风•谷风》中弃妇指斥其夫“新婚”的话,故曰“谓妇也”;“不惟旧因”即此诗之“不思旧姻”,是丈夫指斥其妻忘却“旧姻”的话,故曰“谓夫也”⑥。由此联系到《我行其野》中“不思旧姻,求尔新特”二句的上下语境,作一整体理解,则其意盖谓:我远道而来,希望与你同居,你却不思旧时姻缘,而求取新的男性以为匹配,既然“尔不我畜”,我也只好“复我邦家”了。再联系到宋人解此诗所谓“言逐夫而适夫……此皆婿辞”[20]、“饥馑之岁,远依妇家而见弃焉,作是以绝之”[21],可知这是一首弃夫诗;而此位被弃之夫,依据史书所载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22](P2244)的习俗,极有可能是一位因家贫而入赘于女方的男子。由此回应前文提到的“舍其旧而新是谋”的“求外婚”者,则可以确定地说,其人并非近今不少注家所指认的男方,而是欲求富贵而弃其旧夫的女方。

   《小雅》之《谷风》与《邶风》之《谷风》为同名之作,因此之故,近今论者“或疑《小雅•谷风》亦为弃妇之词”[23](P717)。从其内容看,诗中所谓“将恐将惧,维予与女。将安将乐,女转弃予”、“将恐将惧,寘予于怀。将安将乐,弃予如遗”,亦颇类弃妇口吻,故视之为弃妇诗似有一定道理。然而,换一个角度看,这些内容又何尝不可适用于友朋相弃?《毛传》以“风雨相感,朋友相须”、“朋友趋利,穷达相弃”[1]提要钩玄,应该说较为准确地概括了诗的旨意;《慈湖诗传》释“寘予于怀”、“弃予如遗”谓:“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渊”[24],也是被普遍认可的一种解说;至于诗末所谓“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更合乎男性友人的语气。也就是说,这位男子曾经在友人恐惧艰难之际给过他极大帮助,对他有“大德”,后来仅因一点“小怨”即被弃之如遗,由此形成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巨大反差。诚如论者所谓:“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况尝同其患难者乎?其弃友之人必可与同患难,而不可与同安乐者。此诗虽未免有施劳之意,然有大功而其友负之,则非平日所以纳交之意矣。”[25]“尔于我不止弃之而已,且忘我恐惧相与之大德,思我安乐以后之小怨,势必至于加害而后已。友道至此,亦可悲矣。吕大临曰:‘急则相求,缓则相弃,恩厚不知,怨小必记,真小人之交也。’”[26]倘若这里所写是夫妻间事,则妻子对丈夫似不宜用“大德”这种施恩于人的话来表白。大概有见于此,故自《毛诗序》发为“天下俗薄,朋友道绝”之论后,不仅自汉至清之众多治诗者(包括多与毛序立异的朱熹)均从其说,视之为朋友相弃相怨之诗,而且考鲁、齐、韩三家之说,亦“无异义”[27]。今人陈子展认为:“《谷风》,朋友相弃相怨之诗。缘何相弃相怨?诗云:‘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此权势之场通例,弃予之叹恒情也。序说可不为误。”[28](P717)大抵是正确的。

   固然,东汉光武帝在涉及阴皇后事时,曾联及自己微贱之时和富贵之后对阴氏的态度,引用“将恐将惧,惟予与汝。将安将乐,汝转弃予”的话说道:“风人之戒,可不慎乎!”[28](P406)首次将此诗与夫妻情事关合起来。然而,汉代出现更多的,却是借此诗以论证友情。如刘向《新序》载宋玉引“将安将乐,弃我如遗”的诗句责让友人⑦,王符《潜夫论》以“《谷风》所为内摧伤,而介推所以赴深山”[29]论世间利害,朱穆《崇厚论》以“《谷风》有‘弃予’之叹,《伐木》有‘鸟鸣’之悲”[30](P1466)辨时俗厚薄,蔡邕《正交论》以“《伐木》有‘鸟鸣’之刺,《谷风》有‘弃予’之怨”[31]析友朋之交,汉魏之际曹植《求通亲亲表》以“《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风》有‘弃予’之叹”[32]抒自我悲情。凡此,均可证多数汉人并未将《谷风》作弃妇诗看。因而,与其说“汉代距古较近,光武以《谷风》为弃妇词,当可信”[33](P622-623),不如说光武前后之汉人皆以《谷风》为弃友诗,其说更可信。

   四、“是非得失未易决”的多义之作

   与上述可以认定的弃妇诗和疑似诗相比,《邶风》之《柏舟》别具特殊性。一方面,此诗包含弃妇诗的某些义项,另一方面,它又具有非弃妇诗所能包容的内涵;一方面,不少评家列出证据证成其为弃妇诗,另一方面,有更多评家列出了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当此之际,要清理千年迷雾,追寻历史的真实,作出一个准确判断是不容易的。陈子展《诗经直解》所谓“此诗为汉宋学派一大争论。……实则其间是非得失未易决矣”[5](P79),大概是众多读此诗者的一个共同体会。下面,先就肯定、否定两方面的主要依据作些梳理。

   从篇名看,《邶风》《?{风》均有《柏舟》之作。由于“母题同,内容往往同,此歌谣常例”[23](P717),故有学者即以此为据,认为既然《鄘风》之《柏舟》为女性之词,那么,列于《邶风》中的同名之作也应反映相近的内容。

   从文本看,《邶风•柏舟》所谓“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亦类弃妇口吻;其“亦有兄弟”、“薄言往愬”诸语,所写较近于家族亲属关系的揭示和妇人前往诉冤的陈述;而末章之“日居月诸,胡迭而微”,与“卫庄姜伤己”所作《日月》之“日居月诸,照临下土”颇为近似。据前引闻一多所谓“《国风》中凡妇人之诗而言日月者,皆以喻其夫”[11]的说法,亦可大致推断其性质。因而,将之视为弃妇之作不无道理。

   从与诗作相关的早期资料看,也有支撑其为弃妇诗的若干佐证。其中较具权威性的,是西汉末年刘向所著《列女传》。该书卷四《卫宣夫人》条载:“夫人者,齐侯之女也。嫁于卫,至城门而卫君死,保母曰:‘可以还矣。’女不听,遂入,持三年之丧,毕。弟立,请曰:‘卫,小国也,不容二庖,请愿同庖。’终不听。卫君使人愬于齐兄弟,齐兄弟皆欲与君,使人告女,女终不听,乃作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穷而不闵,劳辱而不苟,然后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后可以济难矣。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言其左右无贤臣,皆顺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贞壹,故举而列之于诗也。”[34]据此而言,《邶风•柏舟》乃卫宣夫人为亡夫守节而作。至宋,朱熹受其影响而谓此诗乃“妇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并改变了《列女传》卫宣夫人作的说法,谓其“辞气卑顺柔弱,且居变风之首,而与下篇(按:指《燕燕》)相类,岂亦庄姜之诗也欤?”[35](P15)虽然朱熹此说多为推测之辞,但却开了后世以弃妇论《柏舟》的先河。

   然而,换一个角度,从上述几个方面进行考察,此诗又存在若干不利于弃妇诗的反证。

   首先,《诗经》中不乏篇名相同而内容各异的情况。如《王风》《郑风》《唐风》中均有名《扬之水》的诗,但三诗题旨即各不相同;《唐风》《秦风》都有《无衣》,《秦风》《小雅》都有《黄鸟》,而细核其内容亦颇有差异。因而,似不能以同名为由来判定《邶风•柏舟》的内容和属性。

其次,此诗文本固然有与弃妇相关合的词语,但这些词语同样可以理解为男性口吻,其所喻指者也可以是“仁人不遇”。朱熹以其“辞气卑顺柔弱”而视之为弃妇诗,徐文靖则“考其辞气”,得出“大不类妇人语也,自当以仁人不遇为是”[36](P298)的结论。它如“忧心悄悄,愠于群小”,亦被作为“仁人忧国之语”,其原因在于:“若是众妾,岂可以群小目之?国乱君昏,则小人众而君子独,君子忧而小人乐。君子之忧,忧其国而已;忧其国则与小人异趣,其为小人所愠宜也。”至于“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则“言君道当常明如日,月则迭有亏伤耳。今卫君任用小人,则日如月然,是以忧也”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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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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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论坛》(南宁)2012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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