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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志强:《诗经》“六诗”新考

更新时间:2015-02-08 16:22:50
作者: 郑志强  

   自唐代孔颖达主编《毛诗正义》,首倡“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之后,关于《诗经》中只有“风”、“雅”、“颂”三体诗,而没有“赋”、“比”、“兴”三体诗的主流见解,在《诗经》学史上统治了一千余年。但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与《诗经》现存文本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以笔者的见解,现存《诗经》文本中,应是风、雅、颂、赋、比、兴“六诗”俱全的。现具论如下。

   一、《诗经》学史上对《诗经》中“六诗”的误释

   《周礼•春官宗伯第三》上有这样一段著名记载: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而“瞽矇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①

   这是古典文献中最早将上古诗体分为六类的记载。因为有此记载,战国以后的诗歌研究者就开始在经典诗歌选集《诗经》中进行“诗体”的研究和分类,试图找出二者的对应关系。其中,以《毛诗故训传》(以下简称《毛传》)最为引人注目。然而,自《毛传•诗序》出现后,对《诗经》中“六诗”的解读逐渐开始误入歧途。因为《诗序》不仅明确认为《周礼》中的“六诗”即在《诗经》之中,而且首次将“六诗”改为“六义”,它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在这里,虽然风、赋、比、兴、雅、颂与《周礼》中“六诗”的顺序一致,但“六诗”变成了“六义”;同时,对“风”、“雅”、“颂”作出了相当详细的解释和发挥,而对“赋”、“比”、“兴”却未作深入细致的理论阐释。这客观上开了将《诗经》中的诗歌类型与《周礼》的记载相矛盾的先河。《毛传》还在《诗经》中的160篇诗歌首章次句之下,首次标上“兴也”的字样(也有少数标示在首句或第三、四句之下者);至于另外145首,哪些是“风也”,哪些是“赋也”,哪些是“雅也”,哪些是“比也”,哪些又是“颂也”,却一首也没有标示。从此,对《诗经》中的诗歌应如何分类,以及对《周礼》中“六诗”应作何解,在阐释上开始产生混乱。东汉末年,古文经学大师郑玄撰成《毛诗传笺》、《毛诗谱》,对《毛传》中包括“六义”在内的许多《诗经》学中的重大疑难问题进行了阐发,《毛传》由此大兴于世。然而,由于郑玄在“笺”、“谱”《毛传》中采取了“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②的态度,遭到了三国今文经学大师王肃的全面批驳和否定,由此,关于“六诗”、“六义”等相关问题的讨论愈加南辕北辙。之后,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第三十六》中试图对《毛传》中只标“兴也”而未标“风也”、“赋也”、“比也”、“雅也”、“颂也”这一现象作出理论上的解释,他说:“《诗》文宏奥,包蕴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③言外之意,“赋”可以包括在“风”里,而“比”与“兴”的区别也不大,所以毛公在《诗传》中只阐述“风”、“雅”、“颂”和“兴”亦未尝不可。而与刘勰同时代的钟嵘则又在《诗品•序》中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④如果说,先秦时代的“六诗”先由汉儒变为“六义”,而后在“诂训”中只留下了“风”、“雅”、“颂”、“兴”四种;那么,到了六朝刘勰和钟嵘这里,“六义”蜕变成了“三义”。至此,就连对风、雅、颂、赋、比、兴的定义和概念的理解,也莫衷一是了。

   隋朝出现了刘焯、刘炫两位《诗经》学大师,在自己的著述中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隋书•儒林传》对二人评价甚高。然而,在初唐经学家眼里,二刘“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异,异其所同,或应略而反详,或宜详而更略。准其绳墨,差忒未免;勘其会同,时有颠踬”⑤。在这样的学术气氛下,以初唐“凌烟阁二十八学士”之一的孔颖达为首主持编纂的《毛诗正义》问世了。由于《毛诗正义》被列入唐太宗诏书所颁《五经正义》之一,并被列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化教材,从而成为大唐政府颁布的一部官书。因此该书在唐代影响之大,到了“终唐之世,人无异词”(《四库全书总目》)的地步。而《毛诗正义》中关于“‘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并得为‘六义’”⑥的论断,从此定为一尊。尽管南宋出现了另一位《诗经》学改革大师朱熹,对《诗经》中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创性见解,但对《诗经》中的“六诗”问题,却一本孔颖达之说而引申之。在《诗集传》中,朱熹明确提出:“‘三经’是赋、比、兴,是做诗底骨子,无诗不有,才无,则不成诗。盖不是赋,便是比,不是比,便是兴。如《风》、《雅》、《颂》却是里面横串底,都有赋、比、兴,故谓之‘三纬’。”⑦然而,无论孔颖达也罢,朱熹也罢,对《周礼》中“六诗”如此平行而又错综排列的根本意义,都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论述。尽管如此,孔、朱二人把“风”、“雅”、“颂”视为《诗经》中的不同诗体分类,把“赋”、“比”、“兴”视为作诗的艺术手法的见解,却从此成为主流观点。如明末清初大学者黄宗羲就明确赞同“六义”以“风”、“雅”、“颂”为“经”,以“赋”、“比”、“兴”为“纬”;清代另一位《诗经》学家方玉润对《诗经》中“六诗”的解释,仍认为“今日折中是非者,惟在《序》与《集传》而已”⑧;现代著名作家鲁迅先生也认为:“‘风’、‘雅’、‘颂’以性质言,……是为《诗》之三经;‘赋’、‘比’、‘兴’以体制言……是为《诗》之三纬”⑨。直到当代,这种雷同的观点一致占统治地位。

   但是,一种观点长期成为主流见解,并不意味着某一问题得到了根本性解决,也并不意味着没有不同的见解存在。以现代为例,朱自清先生就不认同“三经三纬”说,他明确提出:“‘风’、‘赋’、‘比’、‘兴’、‘雅’、‘颂’似乎原来都是乐歌的名称,合言‘六诗’,正是以声为用。”⑩当代《诗经》学著名学者萧华荣先生也认为:“《春官》明言‘六诗’,同篇又有‘瞽矇掌九德、六诗之歌’的记载,则‘赋’、‘比’、‘兴’与‘风’、‘雅’、‘颂’一样皆为诗体。”(11)因此,他又一次发出了这样一个《诗经》学史上的千年疑问:“至于‘赋’、‘比’、‘兴’三诗何所指,为什么不见于今本《诗经》,甚至在其他先秦典籍中也毫无踪迹?这是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笔者不敢臆断,只得存而不论。”(12)

   学术史上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主流观点很流行,而另一方面疑问又顽强地存在。这说明什么?这很可能说明主流观点有逻辑断环,确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进一步讲,这种主流观点也许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所应解决的实质性问题。

   以今天的眼光看,把“六诗”解为“三经三纬”,把“风”、“雅”、“颂”视为三种不同的诗歌体裁,而把“赋”、“比”、“兴”视为三种修辞方式的传统主流观点,当然是一种“误释”。原因有三:第一,《周礼》与现存《诗经》必有内在联系,后者当是前者的制度性成果的一部分,把二者割裂开来是不妥的。第二,如果第一点成立,那么“大师”所教的风、赋、比、兴、雅、颂,当与“大司乐”所教的兴、道、讽、诵、言、语有概念上的区别:作为诗、歌、曲、舞四位一体的“乐歌”,兴、道、讽、诵、言、语才是适合歌曲的旋律特点和舞蹈节拍需要的六种语言艺术表现方式;而与此相区别,风、赋、比、兴、雅、颂就只能是六种不同体裁的诗歌类型。这六种体裁的诗创作出来后,要合乐、合舞、能演唱,还必须分别进行兴、道、讽、诵、言、语六种艺术形式的处理,方能变成“乐语”,以适合演唱。第三,就修辞方式而言,现存《诗经》文本中当然不仅仅只有赋、比、兴三种,还有其他许多种修辞方式;如果将《诗经》中的主要修辞方式仅仅归纳为“赋”、“比”、“兴”三种,那既不符合《诗经》文本的实际,又大大降低了《诗经》这座经典宝库的文学艺术价值。站在修辞学的高度来看,传统主流观点并不能完整归纳《诗经》中所包含的全部或主要的艺术表达方式,因此也只能是一种误释。

   《诗经》学史上出现对“六诗”的误解并不奇怪。因为从《诗经》传播史的角度看,它并不是自古至今一脉相承、从未间断地传播下来的。其实际情况是:“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及高皇帝诛项籍……平定四海,亦未遐遑庠序之事也。……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至孝景帝,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及今上 (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悦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13)赵绾、王臧的老师鲁申公,是当时“最为正宗”的《诗》学大师,因两位高足弟子被杀,“申公亦疾免以归”,“终身居家教,复谢绝宾客……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疑者则阙不传。”(14)自此以后,虽有“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但“其语颇与齐鲁间殊”(15)。这些史料明确告诉我们,自秦始皇下“焚书坑儒”令(前213年)到河间献王上《毛诗》、以小毛公为博士(前135年),《诗经》的传播由于秦和汉初两朝官方的严厉打击以及其间多年战乱兵燹的干扰,前后中断了约80年。这在以口耳和竹帛为主要传播方式的古代,对于一部经典的准确传承来说,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由此,自《毛传》出现后,在一些《诗经》学上的重大问题上出现误解和误释乃至争议,也就在所难免了。

   然而,《诗经》学总要前进。对任何重要的传统经典,每一代人总应有属于自己时代的新阐释。对《诗经》学中关于“六诗”这一重大问题的阐释也不例外:只有摆脱旧说的窠臼,换一种崭新的视角和研究方式,才有可能找出解决这一“千年疑问”的新途径。为此,我们有必要找出“六诗”误释的历史根源及造成这种理论认识误区的“症结”所在。

   二、“六诗”概念误释的历史根源及理论误区的“症结”剖析

   如上所述,现存文献中首次对“六诗”一词作出解释者,为《毛传》中的《诗序》。《诗序》的作者解释“六诗”一词为“诗有六义”。那么,“义”在此又作何解?宗福邦等主编《故训汇纂》中对“义”字列举了225条古代例释,其中与文艺有关者主要有以下几条:(1)《礼记•礼运》:“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2)《礼记•表记》:“义者,天下之制也。”(3)《国语•周语下》:“义者,文之制也。”(4)《吕氏春秋•贵公》:“遵王之义”高诱注:“义,法也。”综合上述四条解释,将“六义”解为诗文的“六种体裁”当不为错。因此,假如说将“六诗”解为“诗有六义”不为错的话,那么“六义”的确切的解释就应为“六种诗体”。对于这种观点,汉代及汉代以后的一些重要史学家和文论家也是明确认同的。如班固就认同“赋者,古诗之流也”(16);萧统也说:“《诗序》:‘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17)我们可以明确看出,萧统亦把“诗”有“六义”理解为“诗”有六种体裁。

那么,对“六诗”的歧解出现在何时呢?笔者认为,亦当以《毛诗序》为肇端。关于《毛诗序》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主流观点认为,《毛诗序》始创作于卜子夏,最后润色定稿于卫宏。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么依笔者之见,现存《毛诗序》当不是卜子夏始创的全文,只能是留下的“断简残篇”;而卫宏在“定稿”时,已经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因为我们以今天的逻辑常识来分析现存《毛诗序》,就能发现它在内容结构上缺乏紧密的逻辑联系,亦即缺乏对许多内容进行阐释的必要环节,文句的间断性、跳跃性很明显,作为一篇文学史上的“名篇”,却根本算不上是一篇内容层次环环相扣、分析阐发井井有条的严谨论文,倒像是几组“论点摘要”的简单拼凑。比如:既然开篇提出了正确的观点“诗有六义焉”,那么接下来的解释当不限于“风”、“雅”、“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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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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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州学刊》(郑州)2006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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