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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工真:纳粹德国知识难民在美国的"失语性"问题

更新时间:2015-02-06 15:56:25
作者: 李工真 (进入专栏)  
而不是美国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英语。事实上,他们在美国也是很少用英语,而是更多用德语或拉丁语来进行研究和写作的"。(39) 例如,奥尔巴赫的《模仿,西方文学中表达的真实性》和《罗马语族语言文学研究导论》,(40) 以及斯皮泽尔的《不同国家的语言和文学风格研究》等,(41) 这类重要的代表作,都是由他们的美国学生根据其德文或拉丁文版本译成英文后,才真正为美国人所理解的。

   以埃尔温·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雅可布·罗森贝格(Jacob Rosenberg)、理查德·克劳特海默(Richard Krautheimer)、保罗·奥斯卡·克里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汉斯·巴龙(Hans Baron)等为代表的流亡艺术史专家们则更为幸运。艺术史这门学科本身就是由德意志犹太学者于1813年在哥廷根大学开创的,因此,"艺术史的母语是德语"。(42) 这使得他们同样"无需在美国的课堂上面临语言上的特殊难题。当他们编辑自己的作品需要说明或帮助时,只花了极少的时间就了解了为数不多的有关英文著作,从而顺利地完成了这场新语言的挑战"。(43) 正是他们,创建了美国大学的艺术博物馆,提供了艺术史领域的方法论,开拓出大量被美国忽略的重要学术领域,如圣像学、古代艺术、巴洛克时代的艺术、16~17世纪的艺术与建筑史等,并为美国培养出自己的第一代艺术史专家。"在今天的美国,没有人不承认他们是艺术史领域的权威,而他们的徒子徒孙现已遍布美国各高校。自战争结束以来,他们一直有规律地在德意志大学讲学,但他们的工作重心仍然在美国。"(44)

   然而,那些从事德国史、欧洲史研究的流亡学者在职业语言问题上却远没有这般幸运。例如,研究欧洲法制史的埃伯哈德·弗里德里希·布鲁克(Eberhard Friedrich Bruck)、研究1848年革命史的法伊特·瓦伦丁(Veit Valentin)、研究"腓特烈大帝"的恩斯特·康特洛维茨(Ernst Kantorowicz)以及研究德国近代史的汉斯·罗特费尔斯(Hans Rothfels)等人在美国生活得十分艰难。这些著名的德国历史学教授之所以会一直拖到大战爆发前夕的1939年才逃出德国,对异文化环境中种种困难的考虑,本身就是造成他们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虽能凭借过去的成就和名声进入美国的大学,但毕竟已人过中年,又是第一次接触英语世界,因而在学术发展上困难重重。一方面,在丧失个人学术收藏、脱离德国档案和欧洲历史材料的情况下,他们很难继续过去的研究;另一方面,美国的大学当时对他们的研究方向并无兴趣,又对他们能否研究美国史持怀疑态度。因此,他们在美国的大学里不仅面临了职业语言上的严重障碍,还遭遇到一种学术地位上的贬值。

   布鲁克流亡美国时已经62岁,他虽"被哈佛大学历史系接受,但由于语言上的问题,却只能当一名研究型的副教授"。(45) 瓦伦丁到达美国时已54岁,"尽管在不少美国高校里工作过,但由于口语交流上的困难,直到1947年去世时,也只是一名研究型的副教授,始终未能在美国获得永久性的学术岗位"。(46) 康特洛维茨流亡美国时44岁,原想在芝加哥大学工作,却遭到该校副校长的反对,其理由是"他的英语水平相当一般",因而只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院长期担任讲师,直到1945年才重新成为教授。(47) 罗特费尔斯流亡到美国布朗大学时已49岁,"在这个英语的世界里,他度过了极为艰难的岁月,直到1946年才在芝加哥大学重新成为教授。(48) 这些年长的著名流亡史学家,只要还在世,都在战后返回了欧洲,也只有在德语世界里,他们才能找到施展自身才华的场所。(49)

   在讲德语的流亡史学家中,能较快克服职业语言障碍的往往是更年轻的编外讲师,如哈约·霍尔波恩(Hajo Holborn)、费利克斯·吉尔贝特(Felix Gilbert)、汉斯·罗森贝格(Hans Rosenberg)这样的人。他们都出身于20世纪初期,都在1933年遭到纳粹德国驱逐后很快流亡到英国,也都在自己30岁左右继续流亡来到美国。但这些人即使在英国学习过1-3年的英语,初来美国时,其英语能力也仍不为美国同行所恭维。例如,当霍尔波恩于1934年来到美国耶鲁大学时,被人评价为"应付这个冬季学期,他的英语显然是不及格的"。而吉尔贝特在1936年来到哈佛大学时,得到的评价是:"他的英语出口过于羞怯,有些缺乏自信。"(50) 当然,对于这些更年轻的流亡史学家来说,证明只要自身努力,职业语言上的障碍是可以克服的。仅花了一年时间,霍尔波恩的英语水平就受到了赞扬;而吉尔贝特"使用新语言的能力"也被同事们称之为"不仅足够,而且极好"。(51)

   只有这些能很快克服职业语言障碍的年轻流亡史学家,才可能在美国赢得更大的影响并获得更高的地位,而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归因于国际局势的剧变。在1941年12月7日美国参战后,美国人试图理解欧洲灾难性局势发展的原因所在,因而产生出一种对欧洲史的强烈兴趣。尤其是德国史,已由美国人过去不太理睬的"外国史"变成一种"受人尊重的热门领域",对战争对手的研究能提供一种"世界性知识",因而变得具有"国际性"了,这就为已较好掌握了英语的年轻流亡史学家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像霍尔波恩和吉尔贝特这样一些刚开始在美国大学里研究美国史的人,便很快就进入了美国战略服务局(OSS),成为德国问题分析专家。1945-1949年间,他们又转入美国国务院,帮助协调在德国占领区的美国政策。当"冷战"来临时,美国政府力图弄清国际局势紧张化根源的兴趣进一步增强,政府委托的研究工程清单导致了许多新学术岗位的开放。(52) 加之美国占领军已将德国大量的国家档案运到了美国,这些人便重返美国史学界,因为现在唯有他们才能通过自己的德语母语优势来充分利用这种研究条件。这不仅使他们能在美国不断取得德国史、欧洲史研究上的新成果,而且也极快地提高了他们在美国的学术地位。例如,吉尔贝特很快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教授;罗森贝格也很快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院教授;而霍尔波恩则在耶鲁大学当上了美国最高等级的教授,并在1967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学学会主席,成为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在外国出生并接受教育的学者"能获此殊荣的人物之一。(53)

   对流亡人文科学家来说,在美国这种异文化环境中,过去在德国学术界赢得的名声基本上是无用的,除非他们的专业方向本身具有"国际性"。这也正是从事罗马语族语言文学和艺术史研究的流亡科学家能在美国学术界"称雄一世"的根本原因。而那些从事德意志语言文学、哲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流亡科学家,则必须在美国经受这场"失语性"问题的严峻考验。尽管美国参战后的特殊局势为流亡史学家提供了"幸运的转折点",使他们过去的研究方向突然间变得具有"国际性"了,但要想在美国学术界赢得地位,熟练掌握英语仍然必不可少。由于在掌握新语言方面,年过40岁的人总要比更年轻的人困难得多,因此他们利用这种新"国际性"的机会也要少得多。只有更年轻的流亡史学家,才可能像从事罗马语族语言文学和艺术史研究的流亡学者那样,为美国人文科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并在1950年代后成为大西洋两岸人文科学领域学术交流的先锋。

   三、流亡社会科学家的"失语性"问题

   在克服职业语言障碍方面,流亡社会科学家面临的困难与流亡人文科学家相当类似,尤其是那些被分散在美国各高校中的流亡社会科学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专业研究上都出现了"长达数年之久的几近休克的状态"。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发生在年已六旬的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卡尔·布勒(Karl Bühler)身上。这位社会心理学界的世界级人物,是美国高校破格接纳的少数几位年纪最大的流亡科学家之一,却因"失语性"问题在美国变得无所作为。"由于掌握英语上的困难,直到1950年代去世时,他在美国都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54)

   当然,人们也能举出相反的例子,但这类例子往往只发生在更年轻的流亡社会科学家身上。例如,卡尔·布勒早年在维也纳大学的学生保罗·F.拉萨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就是在美国成为世界顶尖级的社会学家的,而这首先与他事先掌握了英语有关。早在1933年初,时年32岁的拉萨斯菲尔德就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并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度过两年。他是在熟练地掌握了英语之后,当1935年10月奥地利发生政变时,才最后流亡美国的。(55) 而这次到达美国后,"他在过去进行的维也纳市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很快就在《民族市场评论》杂志上发表了《询问为什么的艺术》一文,这篇用英语写成的论文使他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为这个领域中居领导地位的权威人物"。(56) 后来,他又用英语写下大量的社会学论著,如《人民的选择》、《投票》、《社会研究的语言》、《社会学中的数学思想》等。由于他将数学统计方法引入了社会学,创立了"数学社会学",因而当选为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像拉萨斯菲尔德这样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并在流亡美国后取得辉煌学术成就的例子,也能在年轻的流亡经济学家雅可布·马夏克,(57) 以及年轻的流亡政治学家卡尔·W. 多伊奇身上找到。(58)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20多名德国流亡科学家却构成了一种例外。早在1932年6月巴本政府上台时,研究所领导人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就意识到德国局势的严峻性,并开始着手于整个研究所的向外转移问题。到1933年2月底"国会纵火案"发生时,这个研究群体连同自己的全部经费和图书资料都已转移到了瑞士的日内瓦。因此,当1934年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作为一个研究团体被整体地接纳进美国时,本身是带有经费和图书资料的。由于哥伦比亚大学为其提供了研究空间,并免去了它的成员给本科生上课的任务,因此,"这些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仍然能像在魏玛时代那样,继续专心致力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国民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方面的综合性研究。1940年6月以前,他们的研究成果都是用德语发表在自己主编的《社会研究杂志》上的,而这份德文流亡刊物的编辑部设在巴黎"。(59) 法国沦陷后,杂志编辑部搬到纽约,杂志也更名为英文版的《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这时他们才开始逐步将英语作为主要的书面语言。即便如此,在以后的10年里,"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成员,如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尔·阿多诺、弗里德里希·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利奥·洛文塔(Leo Lowenthal)等人,绝大多数理论著作仍然是用德语写成的。阿多诺后来回忆道:"我后来在德国出版的著作中,有90%是在美国完成的,但其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是用英语写的。"(60)

   这些坚持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核心成员拒绝用英语进行写作,实际上表明了他们拒绝与美国社会"一体化"的决心。阿多诺这样讲道:"在美国这种群众文化的垄断下,我们这些人,自身生命的再生产与专业上负责任的工作之间有着一种不可和解的断裂关系。当我们的语言被剥夺时,我们的历史标尺也就被挖走了,而我们正是从这些东西里吸取知识力量的。"(61) 这也正是他们会在1950年带着这家研究所回到新生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决定性原因。(62) 他们在美国流亡期间用德语写下的大量重要理论著作,如《偏见研究》五卷本、《权威主义人格》、《启蒙的辩证法》等,只是在战后的欧洲才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尽管这些著作对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价值,并导致了1950年代政治心理学的兴起和"意识形态论"的终结,然而这已经是这家研究所撤离美国以后的事情了。而"在美国,当时阿多诺的知名度不过是《权威主义人格》那本著作封面上的第一作者而已"。(63)

当然,"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中也有主动学习英语的人,如后来在美国学术界大展宏图的弗朗兹·诺伊曼(Franz Neumann)、埃里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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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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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京)2008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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