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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工真:纳粹德国知识难民在美国的"失语性"问题

更新时间:2015-02-06 15:56:25
作者: 李工真 (进入专栏)  
他们甚至喊出"忘掉德国!发现美国!""忘掉欧洲!发现美洲!"的口号,(20) 而美国的出版界也只有这种年轻并迅速"美国化"的流亡作家才可能进入。

   赫尔塔·保利(Hertha Pauli)、库尔特·魏尔(Kurt Weil)、爱娃·利普斯(Eva Lips)等人就属此类,但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大文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儿子克劳斯·曼(Klaus Mann)。早在1927年,21岁的克劳斯·曼因其作品集《新小说》被译成英文而应邀来美国作巡回演讲,为背诵简单的演讲稿,他在出发前学会了约1000个英语单词。在美演讲期间,这位"文学上的神童"接触到许多美国出版界有影响的人物,这为他1937年流亡美国后铺平了出版之路。尽管流亡之初他还不得不去上英语课,但他决心"美国化"的信念是坚定的,因为他认识到:"人们往往低估了自己的适应性和机敏性。一个失去家园的作家,不应固守他对母语的感情,继续讲它的人只会因为喜欢它而不能抛弃它,最后和他的祖国一起死亡。对他来说,要做的是去学习一门新语言并获取一种新身份,他得发现新词汇、新节奏、新手段,并用一种新媒介来表达他的悲伤、情感、反抗和祈祷。之后,他会惊奇地发现,他曾经认为不可逾越的语言固恋其实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种偏见。"(21) 由于他年轻、主动、勤奋,并具有语言上的天赋,运用英语的技能迅速提高,加之又是美国出版界熟悉的人物,因而很快受到纽约新世纪出版社的委托,用英语写下了反映德国流亡者的小说《生命的逃亡》、《另一个德国》、《火山》以及自传《转折点》,在美国获得了其他流亡作家无法企及的成功。(22)

   另一种极端由"新语言的缺席者"来代表。他们往往年纪更大、也更为知名,其数量远远超过前者。这些人要么生活在失去的往昔中,要么生活在想象的未来中,就如同"古典式的流放者"。他们拒绝任何一种现存关系,正如大剧作家贝托尔特·布雷希特(Bertolt Brecht)对自己的流亡经历所作的描述那样,"就仿佛坐在候车室里,绝不会在墙上钉上任何一颗钉子来挂自己的大衣"。(23) 但他们写下的文学作品只能在菲舍尔、沃尔夫、乌尔斯坦经营的数家流亡出版社出版,或是在自己创办的"流亡文学"杂志上发表。这类杂志往往属于得到美国犹太人慈善机构资助或德国知识难民互助组织捐助的刊物,如汉斯·阿尔伯特·瓦尔特(Hans Albert Walter)主编的《新日记》,威廉·S. 施拉姆(William S. Schlamm)主编的《新世界舞台》,奥斯卡·玛丽娅·格拉芙(Oskar Maria Graf)主编的《新德意志活页》,以及托马斯·曼和戈洛·曼主编的《标准与价值》。(24) 由于经济问题的困扰,这类杂志的发行量既小又不稳定,读者往往只是流亡者。

   由于流亡出版社和杂志所能接受的作品容量相当有限,因此,"新语言的缺席者们"围绕着它们形成了一个比以前小得多的圈子,成为一批在美国坚持用母语写作并能继续作为"自由撰稿人"勉强为生的人。他们的作品也都是以"流亡"为题材的,例如,阿诺德·茨威格(Arnold Zweig)的《万德斯贝克的刑具》,利奥·福伊希特万格的《流亡》,布鲁诺·弗兰克(Bruno Frank)的《护照》,安娜·赛格尔斯的《过境》和《完全保持年轻》,托马斯·曼的《约瑟夫与他的兄弟》,海因里希·曼的《亨利·克瓦特勒》,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汉姆雷特或长夜的尽头》等。"显然,积极维护母语成为了他们流亡存在的唯一证明形式。"(25)

   绝大多数流亡作家处于这两种极端之间。这些人或是进入不了美国的出版界,或是进入不了围绕着流亡出版社和杂志形成的新圈子,因而出现了生存危机而不得不转行,也不得不去学习英语。这样的人大致可分为四类,在此指出这些类型的代表人物是很有意义的。

   萨拉蒙·迪姆比茨(Salamon Dembitzer)属于患有"美国恐惧症"的代表。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在美国的工厂里打工,并学会了一些英语日常用语,但由于具有共产主义"左派"思想而拒绝适应美国的文化环境,因而生活极为艰苦,只能在夜间用德语去写自己在美国的流亡感受,并在战后立即返回了欧洲"。(26)

   库尔特·克尔斯滕(Kurt Kersten)属于"外表适应型"的代表。"早在1919年他就曾在德国获得过文学博士学位,却不得不在打工之余去读美国的夜校。1949年,他终于拿到纽约教育委员会颁发的高校文凭,成为了一名夜校的德语教师,并在1953年获得美国国籍。但在业余时间里,他只与流亡作家来往,也从未忘记用德语去记载自己的流亡经历。"(27)

   尤利乌斯·巴卜(Julius Bab)属于"逐步适应型"的代表。初来美国时,这位著名作家兼戏剧评论家靠其夫人走街串巷推销小商品为生,这使他有可能去专心学习英语,并终于具备了用英语做报告的能力。1945年,他成为美国最大的德语报纸《纽约州报》的一名记者,并在1946年成为美国公民,但他再也没有赢得过当年在德国的那种声望。为此他感叹道:"加入如此了不起的美国世界,对我来说已经太老了,而我还要解决语言上的问题,尽管拥有了美国国籍,但在内心里,我仍然是个欧洲人。"(28)

   约翰内斯·乌尔茨迪尔(Johannes Urzidil)属于"保持避难心境者"的代表。为了生存,他甚至在美国成了一名皮革艺术手工匠。利用学到的英语技能和特殊手艺,他与美国社会各阶层都有一种广泛的接触,甚至与一些美国文学界的人士也有来往。但他始终保持着对德语深深的感情:"德语是我最爱的语言,德语是我的存在方式和永生的母亲,我所有的文章和书籍都是用德语写的,在我流亡生涯最为艰难和德语名声最坏的时候,我仍然对它保持着一种牢不可破的信赖。""我将自己称为'一个永恒的离别者和寻找家乡的人'"。(29)

   生存上的困境使这些转行的流亡作家对这个新环境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也很自然地影响到他们对美国社会的评价。在他们的笔下,往往能发现一般人体会不到的有关美国社会严酷性和负面性的深刻描述,以及对美国文明的尖锐批评。例如,利奥·L.马蒂亚斯(Leo L. Matthias)在他的《发现美国》一书中写道:"美国的社会结构是排它性地由权力因素决定的","残暴的商人权力是美国历史的根本内容。"(30) 而贝尔格曼·汉斯·马尔希维查(Bergmann Hans Marchwitza)在他的《在法国,在美国》一书中写道:"曼哈顿的吸血鬼是一群唯利是图的奸商和强盗","交易所的战斗是一切投机活动、欺骗、精神错乱以及无数谋杀和自杀的根源。"(31) 约翰内斯·乌尔茨迪尔则在他的《伟大的哈利路亚》一书中写道:"在美国,通过刺激消费行为来追逐金钱已经达到了顶峰:购买!购买!购买!消费!挥霍!生活!""电视广告变成了宗教的替代物:纪念碑式的、大喊大叫的、唱着歌的、压着韵的、跳着舞的、讨好献媚的、信誓旦旦的、竭力申明的、虔诚的、易怒的、有威胁的、提出警告的、假笑的、有节奏的、抽泣着的,呵,永恒的广告,阿门!"(32) 不过,这类用德语写下的流亡文学作品都是在战后的欧洲出版的,因而当时在美国社会并不具有影响力。

   1933年后出逃的所有难民作家中,只有流亡到瑞典的奈利·萨克斯(Nelly Sachs)和流亡到英国的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在战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流亡美国的700名德语作家中没有产生出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新得主。这本身也反映出讲德语的流亡作家们对"美国新世界"的一种普遍不适应。他们当中的32%都在战后返回了欧洲,这种"返回率"在各类讲德语的知识难民群体中是最高的。(33) 流亡作家中选择战后定居美国的人,大多不是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而是以"改行者"的身份逐渐融入美国社会的。这样的人即使掌握了英语并坚持业余写作,对美国文学所能产生的影响和作出的贡献也相当有限。

   二、流亡人文科学家的"失语性"问题

   讲德语的1090名流亡科学家通过美国学术界于1933年5月成立的"援助德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被安置在美国大专院校的环境中。尽管他们的生活来源有基本保障,但"失语性"问题同样是他们必须面对的,只不过,不同专业方向上的流亡科学家在克服职业语言障碍上的难度不一样罢了。

   在所有的流亡科学家中,人文科学家往往面临最为严重的"失语性"问题。他们虽不属于那个纯粹靠母语生存的难民作家集团,但由于其专业方向极大地依赖于他们的语言能力和民族性,因而最初几年专业上的"语言障碍问题"往往不可避免。尤其是那些被分散在美国各高校中的人文科学家,由于必须在"文理学院"中承担对本科生的教学任务,这些站在讲台上的"结巴",在克服职业语言障碍方面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34)

   著名语言文学家兼戏剧艺术理论家卡尔·楚克迈尔(Carl Zuckmayer)这样回顾他流亡美国后在纽约戏剧学院初次上课的情景:"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我在美国上头一堂课的时候,我就汗流浃背。我当时十分努力地起草了我的手稿,我的女翻译也费了不少劲将我的词汇和造句改造成一种'半美语式的'语言。为了让我能准确地照本宣科,她与我一起研究了这份发言稿,并通过所有可能的发音暗号来对我的手稿作正确的提示,以至于这份手稿看上去就像一份极为复杂的古希腊诗歌文本,唯有通过这种发音暗号才可能读出诗行。"(35) 有这样的经历,像楚克迈尔这样的著名专家在战后很快地返回欧洲是毫不奇怪的。

   德、英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对于流亡哲学家来说也同样困难。几乎所有那些在战后接受过采访的流亡哲学家都有这方面的同感:"不仅英语语言的特点,还有读、听方面的要求,都迫使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表达和书写方式,必须用更简洁、更清楚、让人更好理解的方式来进行表达,要想让别人听得懂得自己的话,就必须抛弃我们所习惯的那种德意志形而上学式的学究气。"(36) 然而要做到这一步并不容易,不少流亡哲学家刚进入美国高校时,甚至很难用英语与人打交道。正如那位曾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流亡哲学家赫尔伯特·菲格尔(Herbert Feigl)所言,"我是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才开始做到与我的学生进行日常交流的"。(37) 讲德语的流亡哲学家之所以在美国没有取得太突出的成就和地位,除了在"实用主义"的哲学环境中美国人对他们的"理想主义哲学"不感兴趣外,更要归因于他们在语言上遭遇到的特别障碍。对于流亡哲学家大多在战后返回欧洲的这一事实,"法兰克福学派"中的著名人物特奥多尔·阿多诺(Theodor Adorno)做过这样的解释:"哲学从本质上讲是它语言的哲学,若拿走描绘它的语言,是无法进行任何哲学上的思考的。"(38)

在流亡人文科学家中,只有罗马语族语言文学家和艺术史专家才逃脱了这种语言上的尴尬。像埃利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利奥·斯皮泽尔(Leo Spitzer)、赫尔穆特·哈茨菲尔德(Helmut Hatzfeld)、赫尔伯特·迪克曼(Herbert Dieckmann)这样著名的罗马语族语言文学家,是利用其专业语言上的独特性及其成果才在美国著名大学中获得特殊地位的。奥尔巴赫先后被聘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教授;斯皮泽尔任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教授长达24年;哈茨菲尔德长期受聘于美国天主教大学;迪克曼则先后执教于华盛顿大学和哈佛大学。这些人能在美国学术界"称雄一世",不仅因为美国当时在这个领域中还十分落后,更重要的是,"这个领域的母语是拉丁语,即使对美国人来说也仍然是外语,因而本身并不具有语言上的优势。相反,这些外来的德国流亡语言文学家与罗马语族语言文学之间的距离要比美国人近得多"。因此,"他们在美国大学课堂上使用的专业语言是拉丁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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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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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京)2008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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