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工真:哥廷根大学的历史考察

更新时间:2015-02-06 15:46:32
作者: 李工真 (进入专栏)  

   到1914年,平均每所德意志大学有45名文科教授和28名自然科学教授,而哥廷根大学 在新增设了罗马语族语言文学、比较语言学、埃及学等学科后,才使整个文科教授队伍 的规模扩大到36名,而此时的柏林大学已突破了48名。在哲学、历史、语言等这些最为 基础的人文科学领域里,哥廷根大学因拥有21名教授而名列全国第三。也就是说,哥廷 根大学的整个文科教授集团近半个世纪才增加了5名成员;而人文科学教授的人数整整 一个世纪才翻了一番(注:卡尔·施特罗布尔:《20世纪的德意志大学》,第32页。)。 所幸的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哥廷根大学的自然科学学科却奇迹般地获得了巨大 发展。1914年,自然科学教授集团的规模达到了48名,超过了柏林大学,成为当时自然 科学教授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德意志大学(注:卡尔·施特罗布尔:《20世纪的德意 志大学》,第30页。)。

   获得巨大发展的自然科学学科

   哥廷根大学的自然科学学科之所以能获得巨大发展,主要不是因为普鲁士文化教育当 局的意志,而要首先归功于世界著名数学家费利克斯·克莱因的倡议。正是因为克莱因 ,才巩固并扩大了哥廷根大学在自然科学上的荣誉。作为数学大师高斯、黎曼的接班人 、哥廷根大学数学-自然科学专业杰出的领导者,克莱因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科学发 展与第二次工业革命之间的关系有着特别清醒的认识。这种认识有着时代背景。

   1873年,新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便遭遇到一场经济上的长期萧条。德意志经济直到9 0年代初也仍然没有出现复苏的迹象。与此同时,德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日益受到来自 美国高科技产品的强烈排挤。因此,在德意志企业家与工程师们看来,这场萧条惟有通 过一场技术上的全面更新才可能摆脱。1890年12月,经济界与学界人士为此召开专门会 议,在这次会议上,德意志企业家联合会与工程师联合会对德意志的大学与经济、技术 领域之间的疏远状态表达了强烈不满。他们在一份给普鲁士文化教育部的呈文中指出: "目前,高校对于职业领域、对于德意志工业的效率所能产生的作用实在太少。但无论 在和平或是战争时期,德国占居世界领先地位的绝大部分东西都将以这种效率为基础, 这种世界领先地位的维持是要靠工业来提供物质手段,靠技术来提供武器和工具的。因 此,教育改革的任务,从相当大的程度上讲,在于通过对新语言和自然科学教育手段的 培植,来为民族提供高效率的职业圈子。"(注:路德维希·冯·弗里德堡:《德国的 教育改革,历史与社会矛盾》(Ludwig von Friedeburg,Bildungsreform in Deutschland,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licher Widerspruch),法兰克福1989年版 ,第192页。)工业界对新技术、新人才的渴望,给参加这次会议的克莱因留下了极为深 刻的印象。

   带着这种印象,克莱因出席了189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在这次博览会 上,克莱因发现,"眼前正在发生的这场工业新革命,实际上标志着人类的技术革命已 开始由过去的'工匠革命'阶段进入到'科学家革命'的新时代"(注:卡尔-海因茨· 马内戈尔德:《大学,技术高校与工业,在费利克斯·克莱因的特别关注下的19世纪技 术解放,一部文集》(Karl-Heinz Manegold,Universit t,Technische Hochschule und Industrie,Ein Beitrag zur Emanzipation der Technik im 19.Jahrhunder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Bestrebungen Felix Kleins),柏林1978 年版,第46页。)。它的引发力量已不再来自于生产技术本身,而来自于似乎同生产毫 无关系的科学研究成果。任何重大新技术的出现,已不再来源于单纯经验性的创造发明 ,而来源于长远的科学实验和理论的基本研究(注:李佩珊、许良英主编:《20世纪科 学技术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48页。)。过去科学的主体部分与技术的 疏远状态随着电磁波理论的发展、电力时代的到来已被打破。因此,克莱因认为:"科 学对生产技术的指导意义不仅无可怀疑,而且责任重大,它必将开辟出一个新的工业体 系。"(注:卡尔-海因茨·马内戈尔德:《大学,技术高校与工业,在费利克斯·克莱 因的特别关注下的19世纪技术解放,一部文集》,第47页。)摆在克莱因面前的问题是 ,在生产技术的发展日益依赖于科学研究的局势下,如何将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技术 性的生产力,以及解决由技术本身所提出的科学问题。对此,他的回答是,"这需要科 学家们跳出过去的理论框架去开辟一种交叉性的、与应用相关的新科学领域",并断言 :"发展应用科学必将成为大学自然科学学科发展上的一个新方向"(注:卡尔-海因茨 ·马内戈尔德:《大学,技术高校与工业,在费利克斯·克莱因的特别关注下的19世纪 技术解放,一部文集》,第49页。)。

   在芝加哥博览会期间,克莱因顺便考察了几所美国大学,并对这些大学的自然科学学 科与工业技术运用相结合的尝试大加赞扬。相比之下,他认为,"德国大学的自然科学 仍然在'哲学统一王国'中承担着解释世界的任务"(注:根据普鲁士著名教育理论家 弗里德里希·达尼尔·恩斯特·施莱尔马赫尔的观点,"真正的大学只应包含在哲学学 科之中,至于其他学科,如法学、医学与神学,都只是为国家和教会提供实际需要的专 门学科"。1810年创建的柏林大学就是以这种理论为基础来形成它的学院建制的。但由 于德意志各邦国大学的学科分类并不一样,因此,在1871年德帝国建立后,普鲁士文化 教育部便着手进行了一场全国性的学科分类调整,即所有的大学都必须以"柏林大学模 式"为基准,形成由哲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神学院四大学院组成的德意志规范化大 学学院建制。根据这种建制,除医学外,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与人文科学的所有学科一 起,全部并入哲学领域。这场调整由于遭到哥廷根大学教授们有意识的抵制,直到1883 年才算最后完成。卡尔·施特罗布尔:《20世纪的德意志大学》,第33页。),而"科 学的任务显然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认知并改造世界"。因此,他立志要消除当时 在德国以及整个欧洲的大学中都严格保持的"纯科学与各种实际运用之间的界线"(注 :卡尔-海因茨·马内戈尔德:《大学,技术高校与工业,在费利克斯·克莱因的特别 关注下的19世纪技术解放,一部文集》,第50页。)。

   归国后,克莱因特别提倡"突破柏林大学模式中不合理的限制","向美国大学模式 学习","走一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注:卡尔-海因茨·马内戈尔德:《大学 ,技术高校与工业,在费利克斯·克莱因的特别关注下的19世纪技术解放,一部文集》 ,第51页。)。他竭尽全力地证明,"数学应该与实际运用紧密地联系起来"(注:罗伯 特·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在他长年 的积极努力之下,哥廷根大学的整个自然科学终于脱离了哲学领域,并先后独立成立了 数学、天文、物理、化学、技术和机械学院。与此同时,本着"数学必须与其他科学、 与社会有着积极而互惠关系"的强烈信念(注:康斯坦丝·瑞德:《库朗,一位数学家 的双城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7月版,第157页。),克莱因为哥廷根大学建立 起一种与产业部门之间富有成果的联系。1898年,哥廷根大学与工业界之间的成功谈判 ,导致了"哥廷根应用数学与应用物理学促进协会"的建立。该协会的成员完全由哥廷 根大学教授与工业家组成,但实际上是一个资助大学科学研究工作的企业家组织,它开 创了后来各类科学基金会的先河。仅在随后的10年中,工业界就为这个协会投入了20万 马克(注:伯恩哈德·冯姆·布罗克:《工业时代的科学史与科学政策》(Bernhard vom Brocke,Wissenschaftsgeschichte und Wissenschaftspolitik im Industriezeitalter),希尔德斯海姆1991年版,第87页。)。

   由于克莱因的卓越领导,哥廷根大学不断开辟出新的交叉学科生长点,仅在1896至190 7年这11年间,该校就诞生了德国和世界上最早的物理化学和电化学(1896)、地球物理 学和应用数学(1904)、应用机械学和应用电子学(1907)等新兴应用学科,并在这6个学 科中设立了教授岗位。在那些自然科学最为基础的学科中,哥廷根大学也通过新专业方 向的开辟增设了5个教授岗位,因而拥有4名数学教授、8名物理学和化学教授,比当时 其他任何一所德意志大学都要多(注:卡尔-海因茨·马内戈尔德:《大学,技术高校与 工业,在费利克斯·克莱因的特别关注下的19世纪技术解放,一部文集》,第85页。) 。而在医学领域中,哥廷根大学也增加了3名教授。

   总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哥廷根大学在其人文社会科学地位下降的同时,通过对数 学、物理学、化学三大自然科学基础学科的广泛扩建,通过对大量新兴应用学科的开辟 ,占据了大学专业化进程中的领先地位,并在整个自然科学领域中引导了德意志大学教 授岗位的设立进程,从而也成为当时惟一的一所发生了科学重心从人文社会科学向自然 科学转移的大学。

   哥廷根大学的独特魅力与学术氛围

   在人才自由流动的机制下,教授流动越少,就说明这所大学的威望和地位越高。这成 为衡量一所大学威望和地位的量化标准之一。据统计,1866年至1914年间,受聘于哥廷 根大学的学者中,只有28%的文科教授和34%的自然科学教授最后离开哥廷根,这在当时 的德意志大学中是最低的(注:卡尔·施特罗布尔:《20世纪的德意志大学》,第39页 。)。说明哥廷根大学在教授们心目中特有的魅力与威望,而这一点可以从当年教授们 的回忆中找到证明。

   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史专家鲁道夫·斯门德教授曾作过这样的描述:"哥廷根大学的 教授从不轻易接受一所外地大学的聘书,即使是来自柏林大学的聘书也不例外。在柏林 的人,若不作根本性的比较,可能还感受不到哥廷根大学的特殊地位。在归并后的十多 年里,就连柏林大学也不能赢得哥廷根大学教授的青睐。"(注:鲁道夫·斯门德:《 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Rudolf Semend,Die Berliner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 t),哥廷根1961年版,第19页。)而事实上,直到19世纪90年代初,仍然 存在哥廷根大学教授拒聘柏林大学的现象。

   哥廷根大学无疑是世界上最美的大学之一,著名科学史专家罗伯特·容克曾作过这样 的描述:"哥廷根是一座宁静而又安逸的小城,城中耸立着高高的哥德式雅克布吉尔赫 尖塔。在威廉韦伯街上布满了一座座教授们的住宅,墙上爬满了紫藤和铁线莲,看去好 像什比茨维尔的风景画;那烟雾腾腾的大学生酒馆,那古典式的带有白色圆柱的明亮的 大礼堂,都给人一种古色古香和闲雅的印象。"(注:罗伯特·容克:《比一千个太阳 还亮》,第6页。)当然,仅靠宜人的景色和秀丽的风光,不足以使教授、学者们如此想 往和留恋哥廷根,最为关键的还是这里特有的学术氛围。

在德帝国时代,哥廷根可算是一座普鲁士官僚主义气息最少的城市。不同于那所位于 帝国首都菩提树大街宰相府对门的柏林大学,在这座小小的大学城里,在这个自由研究 的世外桃源中,最受人尊重的不是那些王公贵族、世家子弟、高级官员和耀武扬威的军 官,而是这些大学教授与科学家,即使是"对待那些退职的教授,也像对待亲王一样, 他们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张容川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3659.html
文章来源:《世界历史》(京)2004年0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