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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工真:普鲁士的启蒙运动

更新时间:2015-02-06 15:22:46
作者: 李工真 (进入专栏)  
最辉煌的时期每年出版不过4000册[6](P.56)。当然,不仅这些杂志彼此之间在展开竞争,而且除买者阅读外,还可能经多人之手。因此,要精确地得出启蒙公众的具体人数十分困难。

   在18世纪,书籍的出版数量在不断上升,仅1791年,整个德意志就出版了3200种,但启蒙思想家的作品,连同古典主义作家的作品在内,在18世纪的最后30年间也只卖掉了12000册[6](p.59)。这还是整个德意志语言空间里的统计数字,可想而知,普鲁士在其中所占的份额当然就更少了。

   18世纪的这100年,不仅如席勒所言的那样是一个"被墨渍铺盖的世纪",更是一个"读书成瘾"的世纪。读书的欲望是普遍的,哪怕是在最低等的阶级那里,能读书也被视为家庭的幸事。宗教、德行、节俭、取得成就等方面的要求驱使着人们读书。但是,随着书籍内容的重心由宗教、神学著作转移到文学、哲学、教科书以及其他非宗教作品上,读者圈子的扩展却越来越受教育水平的限制,更何况只有部分读物是"亲启蒙运动"的[6](P.124)。因此,向那些买不起书的人、只读通俗文学的人、或是不能读书的人介绍启蒙运动的思想财富变得越来越具有意义,这就使得启蒙神学家在整个启蒙思想家队伍中的意义变得重要起来,因为惟有他们,才能用宗教式的语言将启蒙思想送到学者和作家们用印刷语言写成的作品所达不到的社会阶层那里。

   这种传播并非一帆风顺。尼科莱写道:"具有启蒙思想的神职人员在柏林经常被'下层暴民'( )砸破玻璃窗"[1](P.176)。在18世纪后半叶的同时代人的作品中,人们能经常性地读到" "这个词,这说明下层民众强烈的反启蒙运动的反现代化倾向。从更大程度上讲,中下层民众的思想与行动主要是受传统而不是受文化上层引导的,人们能够在行会手工业者、师傅与徒弟身上看到他们信奉的传统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强烈烙印。因此,在普鲁士,启蒙思想家对下层民众的影响相当有限,换言之,广大中下层民众并没有成为普鲁士启蒙运动最直接的受益者。

   三

   普鲁士启蒙思想家们有着自己政治上的基本目标:力争公共性影响,拓宽社会基础,追求各等级的法律平等与社会解放。在目标实践的手段方面,占压倒优势的仍然是温和派而不是激进派的方向,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启蒙思想家的成长都是依赖于这个专制主义国家中央集权的发展的。但是,对政治现状的不满、对自由的渴望又将他们推到一种极为矛盾的位置上,他们既将普鲁士看做是"一个具有文明正义性的国家",同时又将它看做是"一个像罗马神话中的守护神那样显露出双重面孔--军事与哲学--的国家"。因此,他们最直接的要求就是:"作为人民大众的代表者和理智的引导者而被君主所接受"(克里斯多夫·马丁·维兰德语)[7](P.435)。这反映出,"人民大众"尽管没有成为启蒙运动共鸣的真实土壤,但仍然是被作为他们社会--政治要求最为合理的证明来使用的。

   在这个欧洲大陆到处都在推行"文化检查统治"的时代里,普鲁士启蒙思想家们在政治批评的公开表达方面仍有相当的自由。正如王室图书馆馆员、《柏林月刊》编辑比斯特所云:"尽管在普鲁士,这种自由是限制在'允许戴上面具来进行政治批评与讽刺'上的,但实际上,当人们采用一种间接方法时,这种检查制度就是完全无效与毫无意义的"[5](P.193)。这种间接批评的方法多种多样:如运用学者们人人都懂的影射手法;在讨论关于政治与社会的基本问题时,将具体的结论留给读者们自己去想;在表达其他国家类似的关系时,赞扬或批评邻国的国王;突出赞扬先前统治者的功绩,以便让后继者向他看齐等。这类政治表达一般都得到了宽容,只要不触及到自己国君在外政上的顾虑[5](P.193)。当然,这种间接批评方法本身也就将影响效果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读者圈子中了,将政治远期目标降低到一种局部改善的要求上了,因而只能长期而缓慢地突破现存国家和社会秩序的框架。

   启蒙思想家们的政治要求在超越空想形成核心以前,需要多方面的组织形式。对于这些组织形式的造就,普鲁士君主也或多或少做出过贡献,尽管是在完全没有预见到它种种后果的情况下作出的,一个"学者共和国"联络网的形成证明了这一点。学者们主要集中在柏林的"普鲁士王家科学院"、哈勒大学、柯尼斯堡大学、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柏林和哈勒中等专门学院,这些研究与教育机构都是在普鲁士国王的直接支持下建立的,它们在整个18世纪中为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们提供了发挥才能与作用的场所。例如,"天赋人权"的思想就是首先通过普芬道夫、托马修斯、沃尔夫等这些著名法哲学专家的宣传与教育,才影响到市民出身的官员阶层与贵族出身的上层官员的,其长远的效果能通过1794年《普鲁士国家全国通用法》(Allgemeinen Landrecht für die preuβischen Staaten)的出台,通过法律制度和管理上的改革与成就得到证实[8](P.157)。

   在杂志和书籍、研究院和大学、书市博览会中开展的思想讨论,只构成这种组织形式的一部分。多方面的接触、长期的通信、多次的旅游、读书协会、爱国者协会、尤其是共济性质的协会,才使普鲁士最后发展成为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想中心。例如,"星期一俱乐部"、"星期三协会"之类的共济协会成为一种"享有社会治外法权的地方"。在它们的内部,废除了社会等级界限,诸侯贵族、高等贵族、市民文化上层在这里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以表达对理性思想和人文精神的尊重。这种带有秘密(也即不公开)实践成分的组织形式并没有妨碍它影响的发挥,连腓特烈大帝本人有时也是"星期三协会"的"板凳会员"[9](P.706)。

   这种共济会形式的秘密协会,由于能放弃繁琐的礼仪和森严的等级并转向具体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因而在18世纪最后20年中成为了普鲁士政治变化的一种标志。但这种协会由于其非公开性,仍然将更广泛阶层的群众排除在外以至于"星期三协会"被人们称之为"学者与政治顾问们的最高委员会",它已超越了"通过公开的理性来达到政治影响"的方法,发展到"通过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同类性协会来达到对国家立法和人事政策产生影响"的程度[9](P.707)。

   普鲁士启蒙运动的目标、方法和影响,依赖于一种联络结构,这种结构是通过启蒙思想家、公众和统治者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来造就的。由于腓特烈大帝与启蒙运动部分的一致性,由于他对公众性现象相当现代化的理解,因而在他身上,突出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普鲁士政治特征。与法国的发展进行比较,能有助于人们对这种普鲁士政治特征的理解。

   首先,国家与王朝在普鲁士并没有像在法国那样面临财政上的破产。大量的整顿尝试,本来仅仅在扫除纳税特权上才有成功的机会,在法国却强化了长期潜在的危机意识。因为这种整顿尝试不仅加强了非特权者对废除纳税特权和社会特权的欲望,而且同时也加剧了特权者的对抗。正是在这两者之间被夹住,优柔寡断的法国国君路易十六的地位不断受到了削弱。

   而在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在引入国内货物税与交通税的国家垄断时,虽也导致了极大的不满,但王室仍保持着一种相当强大的地位。国家官僚机器的效率、廉洁,理性主义、实事求是的治理作风,开明专制主义的改革成就,所有等级的社会纪律化,平民的军事化,所有这些都在政治上发挥了稳定性影响。这不仅使霍亨索伦王朝比波旁王朝更少腐败和无能,而且也使它的国家和社会统治权力的受攻击面比波旁王朝的旧体制要小得多。因此,腓特烈大帝税收政策上的失误,并不足以从根本上危及这个"启了蒙的"专制主义政治--社会体制。

   另外,在作为欧洲思想解放中心的法国,启蒙运动是以对封建王朝鲜明的思想与文化反叛形式出现的,无论是"三权分立",还是"社会契约论",无论是"反教权主义",还是"信仰、言论、出版自由",都是毫不妥协、直接针对波旁王朝与天主教会的封建专制旧体制的。这些代表新兴市民阶级利益的启蒙思想家们的宣传活动,不仅不可能得到王室与教会的支持或默许,而且反过来使他们成为了政治上受打击、迫害的对象,这就使他们的思想容易得多地在那些旧体制下看不到社会上升机会与政治前途的整个"第三等级"中找到了共鸣的土壤,因而启蒙运动在法国能产生出比普鲁士大得多的群众性影响。

   而在普鲁士,"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还并没有被定位到等级社会秩序之中,但这个阶层是以特殊的方式与这个普鲁士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个国家,才为这个阶层的成员提供了在社会上与政治上的某种上升机会。因此,让这个新市民阶层与上层等级中受过教育者联合起来去反对国王,在普鲁士是不可想象的。而在整个市民阶级内部,新、老阶层无论是在社会利益、还是在政治--意识形态目标、或是在行为准则方面都不能取得一致性,启蒙运动在整个"第三等级"中的影响力也要比法国小得多。因此,让这个新市民阶层去与各种老市民阶层联合起来反对国王,在普鲁士同样也是不可想象的。启蒙思想家对帝国城市社会经济状况的批评表明:那种受行会法规影响的经济关系与"启了蒙的"新市民阶层的经济观念之间能协调的地方是多么之少,因为普鲁士的行会是顽强抵抗普鲁士国王改革行会制度的各种尝试的[5](P.191)。所有这一切,恰恰导致了普鲁士启蒙思想家力图用接近王室、促进改革,来达到他们改造社会的目的,因而终于使启蒙运动成为了这个开明专制"一体化"进程中的产物。

   最后,腓特烈大帝与法国国君路易十六比较起来,不仅显现出他给人印象深刻的个性,更显现出他"启了蒙的"开明专制君主的形象。与路易十六压制、打击、迫害启蒙思想家的方式不同,腓特烈大帝被他同时代的那些启蒙思想家视为那个"学者共和国"中的一员。启蒙哲学家将他作为"通信伙伴",启蒙文学家将他视为"谈话对象",而这正是他用"无知"和"有缺陷"等美学上的判断来证实他对德意志文学独具眼力的评价的时候[10](P.87)。正是他,在波旁王朝迫害启蒙学者的同时,使柏林和波茨坦宫廷成为了伏尔泰等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的避难所,而他本人又十分谨慎地控制着法国与普鲁士启蒙学者之间的思想交流。总之,腓特烈大帝是一位受人尊重的智者,一位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一位手段高超的政治家,比较起其他同时代的欧洲君主来,能毫不费力地证明这一点。

   四

   1784年春,腓特烈大帝在宰相冯·卡麦尔的建议下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这个决定对一个专制主义君主来说无疑具有革命性意义。他提出《普鲁士国家全国通用法草案》(Allgemeinen Gesetzbuch für die preuβischen Staaten),供官员与学者们公开讨论。尽管没有出现几年后在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公民投票",但这一具有轰动性效应的措施本身就将一种重要的方法与内容置入到国家和政府事务之中,从而在18世纪80年代将普鲁士启蒙运动推向了高潮。

在这场公开讨论形成的高潮中,启蒙思想家们进行了他们最重要的战役。他们在讨论中涉及到后来在法典中承认的"天赋人权",涉及到在法权争端中禁止国王的"权力要求",涉及到"统治的宪法化",最后还涉及到"软化等级制的社会秩序",而这已经涉及到"社会权力位置"问题了。不少启蒙思想家甚至提出了"公民的私有权必须通过一部民法典来加以确认"的要求,而大哲学家依玛努尔·康德(Immaruel Kant)更是区分了理性的公共使用权与私人使用权,并明确提出:"唯有学者,而不是君主,才能拥有这种理性的公共使用权!"[11](P.53)如何解释腓特烈大帝作出的这一对国家改革计划展开公开讨论的重大决定呢?这个进程究竟是证明了这位国君的启蒙思想意识,还是仅仅只涉及到一种更熟练的政治操纵技能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涉及到普鲁士启蒙运动的本质,正如对这个"启了蒙的"开明专制主义的评判一样,其解释直到今天都仍有争议[12](P.4),但是在此,看看同时代的那些普鲁士启蒙思想家当年如何评判腓特烈大帝这一重大举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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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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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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