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钱乘旦:陈乐民的当代欧洲思想

更新时间:2015-02-05 17:31:00
作者: 钱乘旦 (进入专栏)  

  

   陈乐民先生中西文化修养深厚,博览群书。除去专著,还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和随笔。这些笔记所涉甚广,兼有中西文史哲,杂中求专,专中求博,力图在中西历史与哲学中找出通道。北京三联书店于2014年出版了陈乐民先生的文集凡九卷,但是最好的纪念莫过于对他思想的研究和传承。日前,先生的部分生前好友,以及有关欧洲史、国际问题专家、学者围绕九卷本陈乐民先生关于西方文明的思想举办了“与陈乐民先生共同探讨近代文明的进程”研讨会,社科院欧洲所陈乐民先生的同事对先生31本未刊读书笔记做了系统的梳理,整合了他的重要专著和文章随笔。与会者对陈乐民先生关于欧洲历史、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潮的观点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儒者仁也,陈乐民先生平生从未大声说过话,一直以工整的小楷写作。他以儒雅的风范,深刻的中西文化学养被学界誉为“最后一个绅士”。2015年1月7日,陈乐民先生逝世六周年,1月28日,陈乐民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值此之际,本报特编发此版,以作纪念。

   陈先生是欧洲研究大家,他关于20世纪欧洲的思想是他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谨以《20世纪的欧洲》切入讨论他的当代欧洲思想。

   1

   陈先生对当代欧洲有一些精辟的见解,这出于他对战后欧洲的基本判断。在陈先生看来:“20世纪的欧洲其实应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这个世纪的上半叶不过是19世纪的继续,并为19世纪做了‘结算’。”(陈乐民作品:《20世纪的欧洲》,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9页)因此,当代欧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与之前的欧洲相比,它最大的变化是“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边缘化’”:二战“以前的欧洲似乎被推进历史里了,那些欧洲人引为自豪的辉煌岁月,都成了‘昨日的世界’。”(第11页)

   这是对当代欧洲的基本判断,也是对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断,主导世界潮流数百年之久的古老欧洲衰落了,它沦为美国的附属品。“只有美国,鹤立鸡群,世界上哪里有热点,就必然有它的身影,试看今日之天下,……何处没有美国的炙手可热的影响。一个罗马帝国式的古老梦想在重温,在勾勒,虽然难免有来自各方面的阻力”;“相形之下,欧洲无论如何繁荣和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甚高,也只能退居美国大厦的‘厢房’。”(第9-11页)

   就美国成为引领世界的国家而言,这不是陈先生的首创之见,二战后的现实情况就是如此,陈先生的洞察却在于他对欧洲应对变化的见解上,在这方面,他表现出独树一帜。按照陈先生的诠释,欧洲人对此心知肚明,但并不甘心,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激烈竞争,尤其是美国的竞争,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前主席雅克·德洛尔曾经说:欧洲正在做一场“生存和没落之间的战斗”。(第48页)

   这样就涉及到当代欧洲最引人注目的事态之一了:欧洲一体化。按照陈先生的说法,20世纪后半叶欧洲的主要特点是两“化”,即“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边缘化’和欧洲诸主权民族国家之走向‘一体化’。”(第7页)两“化”之间有什么关系?陈先生认为,“一体化”是欧洲摆脱“边缘化”的努力与尝试:“在全球经济中与美国和日本竞争需要建立欧洲大厦,如果不这样做,则单个欧洲国家将会发现自己在经济上被两个更大的、更富有进取精神的国家挤出竞争行列。”(第109页)换句话说:为了每一个欧洲国家在激烈的竞争中不致覆灭,欧洲需要“一体化”。

   这个见解很独到,多数人(至少在中国)在谈论欧洲一体化问题时,一般都老生常谈,突出欧洲人在经历了两次大战的浩劫之后渴望和平,希望永远摆脱战争,因而化干戈为玉帛,化敌为友,捐弃前嫌,为世界树立了缔造和平的光辉榜样。人们进而谈论一个时代的终结,那就是民族国家时代的终结;人们津津乐道于新的历史进步,欢呼超越民族国家的新时代之来临,在这个新的时代中,欧洲——那个已经衰落的欧洲,又一次引领世界。看来,欧洲再次为自己找到了新的辉煌!

   对此,陈先生却当头棒喝。他指出,“欧洲:还是‘民族国家’的时代”,现时的“欧盟”仍旧“是主权国家协调政策的‘联合体’,一种通向联邦性质的国家联盟”;尽管“西欧民族国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同一性’的成分确实已经大为增多,而且随着新世纪的来临,西欧各民族之间在各方面的‘同一性’还会增多,……但是超越时空的逻辑取代不了现实的世界,今天看来,那仍不过是看不到边际的乌托邦。”(第103,110,113-114页)

   请注意最后这句话:“超越时空的逻辑取代不了现实的世界”,这说明陈先生在做这个判断时完全是以冷静的观察与现实为依据的,在现实主义的视野下,对欧洲一体化进行实事求是的检验。为证明自己的判断,他特别指出以下一些事实,例如在两位“欧洲之父”法国的莫内和舒曼那里,他们提出法德煤钢联营,其初衷是防止鲁尔工业区再度落到德国手里,为德帝国的复苏创造条件;换句话说,他们是想让法国的力量渗透到德国的重工业中去,从而控制住德国经济发展的命脉。在德国方面,阿登纳也看出与法国的合作是振兴欧洲的一个机会,可以在美、苏之间制造出“第三种力量”。(第75页)由此可见,欧盟从一开始就设定了不可跨越的自我悖论,即“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悖论:“只要还存在着‘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就会阻碍着‘联盟’的目标的实现,每面临一项涉及民族利益的现实问题,‘联盟’自身便显得软弱无力。”(第55页)这就是陈先生从事实中总结出、又不断被事实所证明的结论。事实上,欧洲一体化数十年的历史不断重复这个悖论——从《罗马条约》的行之无效,到《巴黎宪章》的盲目乐观,再到2008年以后的“欧债危机”(可惜陈先生不能亲眼目睹这场危机的演化),都在展现“一个直到今天也没有克服的矛盾,这就是条约的‘超主权’性质和民族主权之间的矛盾。”(“罗马条约”见76-78页,“巴黎宪章”见167-169页,引言见第79页)

   “欧盟”的最终形成,仍旧有赖于外来的国际压力。80年代的实际情况是:西欧各国都感受到强大的经济压力,一方面是经济萎缩,另一方面是美国和日本的强劲竞争,面对这种局面,西欧各国的政治精英们终于痛下“政治决心”,要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同市场”来拯救欧洲,遏制欧洲持续衰落的势头。这样,才有了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及后来的“欧元”。不是这种使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意识到只有“联合”才有出路的国际环境,“一体化”恐怕仍旧是说得多、做得少。陈先生对历时近40年之久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做了如此结论。(第88-93页)

   总之,以这样的视野来观察欧洲一体化和欧洲联盟,就在“永久和平”的道德光圈之外,看到了“欧洲振兴”的现实要求,或者说“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陈先生特意引用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时法国总统密特朗和德国总理科尔的两段话,来标志“欧洲民族主义”。密特朗说:“欧洲将不再是我们半个世纪以来所认识的那个欧洲,这是很显然的。昨天,它还依附于两个超级大国,将来,它将像人们回到家里一样回到它的历史和地理中去。”科尔说:“我们古老的大陆欧洲又回来了,带着新的力量和新的自信心。我们驳斥了70年代和80年代初人们关于即将面临‘欧洲硬化症’危险的忧郁的预言,今天,欧洲处在全世界政治事件的中心,它又是世界政治的主体了,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客体了。”(第167-168页)因此在陈先生看来,欧洲联盟具有对内的“联盟”和对外的“保护主义”的双重性质:内部的“民族性”和外部的“欧洲性”将同时并存,如果以为这种双重性质会在短期内消失,那只是乌托邦。(第54-56,114页)

   这个判断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它能够解释战后“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并且预见了自2008年开始的“欧债危机”中,为什么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会有“非欧洲”的表现,而且“非欧洲”本性比“欧洲”本性更根深蒂固。在延至今日的这场危机中,欧洲国家在欧洲内部表现出“民族性”,都不愿为一个整体的“欧洲”牺牲自己的“国家”;但另一方面,“欧洲”又在为欧元奋斗,为“欧洲”奋战,全力抵御美国和世界其他强势经济体(包括中国)的侵袭。陈先生对欧洲一体化双重性质的分析独具慧眼,同时又入木三分。可惜的他似乎未能充分展开他的思想——按照这个思路,欧洲一体化应该是构建“欧洲民族国家”的努力,欧盟是这个“国家”的雏形。但一旦“欧洲民族国家”真的出现了,它将如何改变世界格局?世界会不会喜欢它,美国会不会欣赏它?美国如果不喜欢这个“国家”,它会怎样处置它?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自然延伸的,而且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徐徐展现,但陈先生却没有将这些问题延伸开来,留下了许多遗憾。

   可是陈先生仍旧指出了“欧洲一体化”缘起之中另一个严酷的事实,即新的国际对抗在欧洲布局,按丘吉尔的说法:一道铁幕在欧洲落下,把欧洲分成东、西两个部分。冷战对“欧洲一体化”的催生作用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但这个事实在后来许多论者那里却经常地、有意无意地被忘却,于是“一体化”作为一种国际对抗的特殊形式就被消解了,完全变成了“化剑为犁”。陈先生却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有两个非常关键的政治因素促成了西欧大陆国家的有限的联合”,第一个因素是苏联和东欧结合成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它具有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攻势”,对西方造成巨大的威胁;第二个因素是德国被彻底打败,分别被东、西方占领,在“西方”,它已不再是威胁性力量,相反已经成为西方的一部分。用这个逻辑往下推演就可以知道,二战结束后“西方”的敌人已经变位,苏联成为头号劲敌,因此陈先生会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以‘冷战’的思维对待对方,需要一个政治上联合起来的西欧大陆筑起一道‘防水层’”;西欧的联合“既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关系到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衰和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竞赛中孰胜孰负的大问题”。(第70-71页)联想到亨廷顿将这个“竞赛”定义为“意识形态的冲突”,那么欧洲联合就是这个冲突的大战略了。 换句话说,二战之后的欧洲时局是:热战变成了冷战,抗德换成了抗俄。在陈先生那里,冷战是西欧联合的重要背景,也是重要推手;但联合的目标显然不是和平,而是一场特殊的战争,这场战争最后以西方的胜利而告终。

   由此看来,欧洲联合一方面是在西方范围内应对美、日的强劲挤压,另一方面是在西方范围外打一场资本主义保卫战。对“欧洲”而言,两方面都意味着“保卫欧洲”(其实是保卫“西欧”),因此是生死攸关的。至此,陈先生对“欧洲一体化”的分析已经非常深刻了,远远超出了多数论者。但这样的分析显然是现实主义的,陈先生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看破了当代欧洲(西欧)的纠结所在,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深沉洞察力。现实主义是陈先生思想中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他研究工作中一个重要特点。

   2

   但陈先生还有另一面,那就是理想主义,陈先生对战后欧洲的诠释也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这其中除了对康德的崇敬之外——康德曾设想由“欧洲联邦”过渡到“世界联邦”,由此而实现全世界的“永恒和平”(《“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见《20世纪的欧洲》第274-275页)——除了他对康德的崇敬与康德对他的影响之外,他对欧洲历史进程的乐观主义信念也是一个基本出发点。

首先,在陈先生看来,作为“两希(希伯来、希腊)文明”的传人,“欧洲的历史文化有三种性质”,一是“批判性”,二是“辐射性”,三是“传承性”,这些性质使欧洲文明自古代以来就不断“进步”,而且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越滚越大;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纪”,现代欧洲的“进步思想,民主、自由、人权等,都可以在基督教神学的变化和发展里找到最初的‘种子’”。欧洲文明的根底里就有“进步”的基因,所以从12、13世纪开始,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工业发展……,一路走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张容川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3605.html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5年01月14日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