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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乐民:欧洲文明扩张史论纲(一)

更新时间:2015-02-05 16:41:16
作者: 陈乐民 (进入专栏)  
后来,康德在晚年陆续发表了《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1793年)、《万物的终结》(1794年)、《永久和平论--一部哲学的规划》(1795年)、《重提这个问题:人类是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1797年)等著作,反复解释他的关于人类作为物种是不断朝着改善前进的观点。其实康德和赫德尔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根本分歧。康德不赞成的是赫德尔把人类同自然界强作比附,康德更着重人类自身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总历程。赫德尔把人种按自然条件的差异把种族分为优劣的观点,也不见于康德的论述,赫德尔比康德更加"欧洲中心主义"得多。

   下面就直接跳到黑格尔去,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历史哲学,大体上是发挥康德的论点,有所损益,但没有大的创意。黑格尔则表示着理论上的飞跃,他认为历史最终是精神的历史,理性的历史,是一个从低到高的过程。康德讲"道德律令",讲"纯粹理性";黑格尔讲"世界精神",讲"绝对精神",这是可以相通的。然而,黑格尔的"世界精神"与康德的"世界公民"的精神的不同点在于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是由"民族精神"来体现的。

   黑格尔把他的"世界精神"体系的形成过程比作一次从东方到西方的漫游,最后到达日耳曼民族所在的西欧的时候。"世界精神"便迈进了充满活力、主体和客体合一的成熟期--"老年时期"[①c],"世界精神"的"老年时期"即相当于世界近代史期,它的代表就是日耳曼民族[②c]。他说:

   "日耳曼是新世界的精神。它的鹄的是实现作为自由的无限自决的绝对真理--这里所说的自由,是把它自身的绝对形式作为主旨的。"[③c]

   "日耳曼世界诚然在表面上只是作为罗马世界的继续而出现的。但是它体现的是一种全新的精神,世界将经由这种精神而获得新生--'自由精神'以其自身为基础,即主体的绝对自决。"[④c]

   这就是说,"世界精神"到了十六世纪漫游到"日耳曼世界"就到达顶峰了。

   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漫游图并非首创,赫德尔在1784年就曾为人类"精神"的发展画了这么一条线:东方--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尼罗河--地中海--欧洲大陆。在赫德尔看来,作为自然的生命,人便分为多种不同的种族。他认为,一个种族的生命在时间之中发展成为愈来愈高的形式;这种历史生活可出现的那个得天独厚的中心就是欧洲;唯有在欧洲,人类的生命才是真正历史性的进展,而在例如中国或印度或美洲的土人中间,就没有真正的历史的进展。英国史学家柯林武德认为赫德尔是第一个以系统的方式提出"种族差异论"的思想家,并指出:"一旦赫德尔的种族理论为人采用,就逃不脱纳粹婚姻法的结局。"[⑤c]

   黑格尔的"世界精神"理论与赫德尔是有相似之处的。柯林武德不幸而言中,纳粹的理论家的确曾利用过黑格尔的"日内曼精神";当然无论赫德尔,还是黑格尔,谁也不能为纳粹的理论负责。一种理论被借用来加强另一种新理论的事,是常见的。弗朗西斯·福山在写《历史的终结》时也正是利用了黑格尔。

   由此,确实可以使我们对黑格尔的历史观增加些了解。黑格尔的日耳曼政治情结妨碍了他的"世界精神"的漫游。所以在读他的"历史哲学"时,常常觉得他的"绝对自由"下面藏着政治社会的兴衰升降,以致他笔下的"自由"反映的是一种政治意愿。因此,"世界精神"止于日耳曼,便显得历史永远不可能超越民族的界限。黑格尔在政治上非常现实主义,哲学思辨在政治上几乎无影无踪了。他不讳言:"我一向对政治有一种偏爱。"[①d]他在青年时期即抱有的强烈的忧患意识,证明他在政治上是一个炙烈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日耳曼民族的盛衰荣辱,对于那幅"漫游图"绝不是毫无关系的。他在1799年准备写《德国法制》时在草稿上写下了如下的痛苦的"内心呼声":

   "这颗心不想和自己亲睹德国国家超脱其可悲地位的希望完全抉别,在尚未与自己的希望完全割断之前,想再次栩栩如生地重忆自己那些变得愈来愈软弱的愿望,再次身历其境地体会自己相信这些愿望会变为现实的软弱信念。"[②d]

   当他写到历次战争怎样迫使德意志陷于没办法挽回的分裂局面,边远领土一块块地丧失的时候,他痛苦得不可名状:"德意志帝国在数世纪进程中丧失的国土可以开成一个长长的可悲清单。"[③d]"德国已不再是国家"[④d],这是《德国法制》中的第一句话。那时,拿破仑已把战火烧向普鲁士,黑格尔虽然折服于拿破仑,却决不愿自己的祖国受到宰割,他希望德意志有朝一日成为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享有充分主权的国家。美国政治学家乔治·霍兰·萨拜因说:"黑格尔在1802年的雄心不下于要成为德意志的马基雅弗利。"[⑤d]

   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有两个很明显的特点:

   第一,他们都是历史的进化论者。世界历史是螺旋形上升的,是从低级朝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人类社会是沿着自然发展规律向前发展的。这在历史观念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历史学家们在研究世界历史时,都应该负担着研究世界发展规律的任务。这对于了解我们这个世界是非常重要的。十九世纪盛行的实证主义史学之所以超不过德国古典哲学的史学成就,原因就是只专注于包括西瓜和芝麻在内的历史事件,而大多忘记了实证主义为自己规定的找出规律的第二项工作。但是黑格尔的"进化论"有个限度,到"日耳曼世界"就到头了,所以他比康德显然大大地后退了。

   德国古典哲学历史观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先天的严重缺陷,就是没有指出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动力,把历史说成是"精神"的历史,从康德的"大自然隐蔽计划"到黑格尔的"绝对真理",从"先验理性"到"世界精神",等等,都没有把"打破沙锅纹(问)到底"的"底"托出来。所以他们指出的世界历史前进的规律,说到底只是由常人所无法触摸的神秘主义的手来指挥的。柯林武德说他们研究的是"政治史"。如前面所说的黑格尔诚然有着很深的政治情结,这对他的历史哲学的形成有很重要的影响,但他对人类历史的看法,从根本上说仍是从观念到观念的历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历史观分析得十分透彻:

   "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以下面这种方式发展着: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因此,思辨的、奥秘的历史在经验的、明显的历史中的发生是黑格尔一手促成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说来,也就是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①e]

   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也同样适用于康德、费希特等。在他们的历史观里,说得直截了当些就是缺少现实,根本没有决定人类历史进程的物质生产,以及因此产生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康德从人类的总体出发把人当作"物种"来对待,这在人类学上无疑有重要意义,他只是在解释何以世间有那么多的不平等时才把人作为单个的人来对待。及至面对一个个的个人时,康德便比较现实一些。但是他始终没有把人看成是生产物质的人。黑格尔是把人和劳动连在一起的,然而他完全陷于玄妙的"绝对抽象"里,所以也不可能进一步想到现实的劳动和劳动与生产的关系。

   马克思的历史观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哲学有承接关系。马克思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从总体上看是康德的继续而不是黑格尔的继续。马克思在《德意志形态》中提出的"部落所有制"和"古代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约略相当于康德的人类从野蛮过渡到文明这一段时期。马克思讲到的封建和资本主义阶段则相当于康德把人类分裂成民族的漫长时期。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前景则相当于康德说的"道德律令"占统治地位的"公民宪法社会"时期,康德也用过"世界大同"来形容这样的社会。康德和马克思也都认为一个新的阶段的诞生,便意味着前一个阶段的衰亡。因此,有些西方学者从这个角度把康德和马克思的历史观都看做是"革命的"历史观。

   但是,马克思在历史观上的创造是指出了历史前进的物质动力和由此产生的社会斗争(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出了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道理:"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实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所以,"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②e]

   德国哲学是从天上降到地下,马克思主义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它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③e]人要生活、要生产,由此而结成社会,由此而产生意识,由此而产生历史。所以,

   "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一样长久;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显现出'历史',它完全不需要似乎还把人们联合起来的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存在。"[④e]

   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哲学的界线。当然在强调"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时,其中自然应当包括作为社会的产物的意识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注释:

   ①a〔德〕康德:《理性批判文集》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2页。

   ②a同上书,第18页。

   ①b同上书,第11-12页。

   ②b同上书,第73页。

   ③b同上书,第75页。

   ①c〔德〕黑格尔:《历史哲学》英译本,G·W·F·Hegel,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Dover,New York,1956,第105-110页。

   ②c〔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57页。

   ③c《历史哲学》英译本,第341页。

   ④c同上书,第343页。

   ⑤c参见[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03-105页。

   ①d《黑格尔政治著作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页。

   ②d同上书,第114页。

   ③d同上书,第47页。

   ④d同上书,第19页。

   ⑤d〔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中译本,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04页。

   ①e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8页。

   ②e《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页。

   ③e同上书,第31页。

   ④e同上书,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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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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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欧洲》(京)1996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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