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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东:也谈人类学在中国的学科定位

更新时间:2015-02-04 23:09:44
作者: 赵旭东 (进入专栏)  
即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一种“民族偏见和民族的仇恨”是深嵌于其文化之中的。尽管马林诺夫斯基没有来过中国,但是在他的观念中,明确地把中国作为他的文化中的值得比照的“他者”,注意到了在民族关系上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其独特的价值。在马林诺夫斯基写给费孝通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的序言中,他无不感慨地说,“事实上通过我个人同作者和他的中国同事的交往,我不得不羡慕他们不持民族偏见和民族仇恨——我们欧洲人能够从这样一种道德态度上学到大量的东西”[11]。尽管像费孝通所言,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去确证马林诺夫斯基有关中国的这一点弘论是否确凿,但是它的提醒价值更为重要。那就是提醒我们在处理自身的民族关系的问题上,既有的西方的民族学乃至人类学的套路是不可以完全照搬的,需要有一种针对自身的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深度反思,要真正从西方向东方转向,而不是一种无真问题的虚假的转向,那结果还终究是向西转。

   与此同时,从学科发展的传统上来看,在当下的研究生教育中,人类学实际上是隶属在社会学的学科目录之下的,已经有了 30多年的经验累积和传承。即便从这一点言之,也是应该在本科生的专业目录中保留人类学在社会学这一大门类中发展的优势,进而谋划在此基础之上的人类学自身学科的自我独立和发展。

   笔者并不认为民族学和人类学是同一的,可以相互替代的,更不存在相互的学科设置上的重复。因此,也就反对把人类学放入到民族学的专业目录名下的动议,而是希望人类学能够继续在社会学的大门类之下逐渐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这在国际的学科类别中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在中国,我们需要时间去慢慢加以解决,而显然不是将之用民族学来取代一蹴而就地就能够真正解决的问题。

  

   当今世界与人类学的文化安全

   从学科地位之争转换到学科自身存在的意义而言,今日世界最为急需者乃是在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大格局中去思考人类学自身的地位问题。可能,在我们过度强调民族学一级学科地位这一点上,我们实际上也无意之中把中国自身放置在了一个相对狭窄的民族意识上去进行一种思考,但显然,文明史意义上的中国观念构想出来的中国意识远远超越于这种狭窄的民族意识和认知[12]。尽管在这一点上,笔者完全赞同民族问题本身对一个国家内政而言的独特优先性,但在面对整个世界发展的这一大问题上,作为内政的民族问题自然要求去做出一种让位思考。

   在世界上大多数人逐渐开始摆脱掉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影响的今天,我们显然不能再单单以独立的民族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的诸多问题,我们开始要有一种整体性的人类关怀。特别针对于分属不同区域的不同人群而言,他们的文化究竟是怎样的?这显然为人类学的整体性关怀提供了一个独特发展的机会。在向内关注的内政问题上,在我们必须要强调民族平等国策的同时,向外则要在世界的范围内去洞察文化转型的当下现实。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所谓世界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我们自身的文化如何能够不失时机地有一种新的整体性的创造性的转化,成为今天人类学家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

   而在文化的问题上,人类学家显而易见是有着明确的自我意识的文化知识探索的排头兵,他们对于异文化的敏感性使其自身有着一种天然的对于外部世界的亲和力,在今天频繁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互动中,如何去保存自己文化的活力,同时又如何借助他者的文化去转化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以此来适应于各种不可确知的世界变局的出现,人类学定会在其中发挥一种极为重要的作用。

   人类学在文化的安全意义上完全是一个最为重要且最具脱敏性的行动体,这个学科的独立存在有助于我们去深入地了解一种异文化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同时又可以不让此异文化有任何的戒备之心。可以肯定地说,民族学视角下的文化观念一定是近距离的并带有地方性的一种自我中心的文化建构,而人类学则会更具普遍性地远距离地去思考一种异文化的独特存在,并把自己熟知或掌握其深度内涵的文化放置到一个恰当而稳妥的位置上。

   不言而喻,解决民族的问题也许可以依赖于民族学,但解决今日世界的问题,唯有人类学才可能是真正有着一种全人类的眼光并以此去探索新知的一门学科。况且,人类学在人类学研究的不同的区域世界中,即人类学研究的三个世界范围内的前两个世界——地方社会与周边社会中,所具有的细致而敏锐的洞察力[13],使其所获得的知识真正有助于理解地方与周边社会中存在的民族或族群。而没有一种作为基础的人类学视角的民族学研究,对任何知识的构建则都可能是一种虚妄的自我玄想。

   在此意义上,我们有必要不断地去面对有着差异性存在的人群世界,即差异性的语言、差异性的宗教、差异性的政治等差异性世界的存在,理解差异并促进沟通的基础显然在于人类学本身。人类学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开拓出来一个可以理解和沟通的异文化的世界,借此人类学真正赋予了文化的存在以一种实际的价值,相比那种建立在现代发展观念上的文化滞后论的腔调,人类学家赋予文化一个优先存在的独特品质。

   经济的发展也许可以带给人们以一种富足的生活,但它让人们精神的存在成为一片空虚的荒原并非不是一种可能。在我们心灵之中,文化所启动出来的不应该是一种私人的独占,它让一种经由共享或分享的快乐成为了可能。它也在激励人们从分散走向一种凝聚,从凡俗走向一种神圣,从一己之私欲走向一种博爱。而在近代西方理性主义观念的侵扰下所留存的废墟之上,文化的多元回归也在慢慢地弥合由这种侵扰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那种隔膜。

   今天世界所期盼的恰恰是一种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融合在一起,而不是相互之间的分离。人类学的这种文化取向,让人类学有了一个自己应该有的学科地位,这个地位会进一步促进人类学在曾经被敲碎的文化圣杯的修复工作中,担当起其他学科所无法真正取代的一种角色。因此,人类学家在这个过程中,也就责无旁贷地要为人类学的独立地位及其进一步的发展而奋斗。

   参考文献

   [1] 罗布江村、徐杰舜.人类学的中国话语.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

   [2] 王铭铭.人类学讲义稿.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1.

   [3][4]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3.

   [5] 王建民.论中国场景下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王建民、汤芸.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57-80.

   [6][10] 费孝通.关于人类学在中国.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十四卷).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57-80、259-265.

   [7] 林耀华、庄孔韶.中国民族学:回顾与展望.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研究论文集 (第四集).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刊印,1985:238-260.

   [8] 潘蛟.自序:说中国人类学的舶来.潘蛟.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百年文选 (上、中、下).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1-9.

   [9] 杨堃.论人类学的发展趋势——如何建设新中国人类学体系.云南社会科学,1981(5).

   [11]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费孝通.费孝通全集 (第十六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1.

   [12][13] 赵旭东.中国意识与人类学研究的三个世界.开放时代,2012(11).

   文章刊于《探索与争鸣》2013 · 3

   [①]依据王建民的归纳,有这样三种对于人类学这门学科在中国学科门类中的归属的标准。第一种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分类体系中,人类学和民族学属于两个不同的一级学科;到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重新修订学科目录,将人类学列为社会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第二种是国家标准局的学科分类,在此标准中,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放在民族问题一级学科之内,但没有民族学这个名称。第三种是高校专业目录,其中人类学专业取消,而民族学属于历史学门类中的一个专业。详尽论述可参阅:王建民.论中国场景下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王建民、汤芸.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76。

   [②]有这样一些话今天看来有必要重新引述:“人类学的调查方法是我们认识中国社会实际的重要途径,结合人类学来创建和改造中国的社会学,是我们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基础工作……‘可把所名改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这样可以继承传统,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也更加名副其实。”引自费孝通.开风气,育人才.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十五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91。

   [③]据王建民口述,此十六字方针为其依据当时听会的记录而作。不过在新近出版的 《费孝通全集》(第十五卷)中有关此次讲话稿中未见有此十六字,只能暂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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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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