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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东:一体多元的族群关系论要 ——基于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构想的再思考

更新时间:2015-02-04 23:03:09
作者: 赵旭东 (进入专栏)  
而是转变成为在既有的领土框架之内,凭借代表性和利益分享原则,在一体框架内部不断出现分化进而导致社会主体多元的社会治理格局,即新的发展进程不再是由分散开来的多元的融合、联合、结盟等诸多合作形式而发展起来的认同上的一体,而是在一种先赋的国家一体观念下的经由现代主体意识的不断自我强化而发生的分化,并由此而形成社会的主体多元与差异区分的形态。而形成此种主体多元社会形态的最为重要的启动机制便是个人选择机会的增加,在现今的社会之中,选择的观念成为了每个个体不能不去面对的一种社会生存策略,因为被今天社会所不断强化的自我的主体性所要求的,恰恰就是一种本属于你个人的生活态度的自我选择,离开了这一点,完整的个人意识也便不复存在,即便存在,也一定不再受到社会价值的正向鼓励。

   之前的民族关系史的分析,可能仅仅让我们注意到了传统社会族群关系从多元分散的局面而腾升为一体的那一向度,但却因此而忽视了当下社会因为现代观念的转变而带来的作为整体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另外一种的,即从一体到多元的形态的转变这一向度,这从根本上属于是现代社会的族群关系的架构,而非传统社会的族群关系架构,且无法直接从对于传统社会的族群关系的历史梳理中自然地发展出来一种对于当下族群关系架构的理解,今天所呈现出来的文化与社会的多元主义趋势,因为现代个体主义的提升,而变成可以任由个人来加以选择和学习的多种的文化的表征,而非实际的生活处境所自然形成的多元存在形态,换言之,“多元”成为了一种可以借此来证成自身主体性的象征性的符号,当下许多激进的多元主义,都可能是在这样的符号意义引导之下,发挥着其对社会和族群关系的独特的影响力。

  

   历史主义的谬误

   如果我们单单地注意到了从多元到一体的传统国家的历史成长过程,并以此为基础去分析当下的社会处境,我们实际上就会像盲人摸象一般找错了地方,因为在经历了现代社会的大转变之后,社会构成的格局,已经发生了一种带有根本性意义的转变。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本身都可能成为现代性观念所引导下的自我创造的一部分,福柯的讨论在许多方面都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38)。与此同时,我们更为清楚地意识到的可能是历史如何经由历史编纂者、历史学家的书写而进入到当下的社会实践中来,至少现代博物馆的存在,已经向我们暗示,历史在被不断地重新界定之后,成为了现代人生活和想象中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而我们离不开历史,不是因为历史成就了我们的现在,恰恰相反,是对于当下的远距离的逃遁,使得我们无法真正地接触到当下的现实存在,一种吉登斯意义上的“经验的存封”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说明(39)。我们因此需要借助历史来找寻到被表征存封起来的当下。这实际上也是我们之所以先入为主地接纳历史来解释我们的当下生活的唯一理由,似乎过去的“死魂灵”可以再一次复活一般,这一点也在潜意识层面深度地影响着我们当下的认知和判断。

   因此,在一种历史主义的范式影响之下,我们在解读多元一体格局这一并非清晰的框架体系时,大多数的人可能仅仅注意到了“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这一单一的历史形成过程(40),这实际从学理的层面上可谓是过去时意义上的“一体”,因为,中华民族历史过程中的“多元”与“一体”是一个因国力的盛衰而不断在摆动之中且具有反复性的过程,它可能会因为人群和政治联合范围的扩大与缩小而发生着变动(41),但今天,特别是在1911年以来,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开始在中国慢慢成长起来(42),这种“一体”和“多元”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相互转换,二者之间的传统的周期性逆转的关系,实际已经因为国体政治架构的彻底转变而被切断开来,极为明确的国家一体下的领土、人民以及主权的观念,让内外之间、上下之间以及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都变得极为明确、固定和均质化,并时时受到了强大国家机器的监视和护卫,使其不能有丝毫的变动。因此,国家一体在原则上无真正区分的均质化的清晰图像及其塑造,使得作为一体的国家试图在无人群区分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去容纳各种差异和分化,这种实际存在的多元格局,可能会因为不同的时期民族和国家意识的微小的变动而有一种宽容度上的改变,但确实已经不再有一个单独的“一体”和单独的“多元”的时代可以孤立地存在,而是真正被容纳到费孝通所概括出来的民族关系的“多元一体”的整体论框架中,发挥着各自的独立作用。

   我们有必要转换定势的思维,真正去注意在经历了从中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大的社会结构转变的前提之下,我们究竟该如何去看待新的当下既已存在的在一体不变的总格局之下族群与社会多元分化成长的滋生过程,而不是在旧有的框架之中去看待本已经不复存在,或者说已经不成其为问题的族群从分散多元走向一体的那个历史的过程,而是要真正去透视在现有制度框架之中多元社会形态发展的过程。这种在既定的国家一体格局下的对于多元社会过程的把握可能会受制于多重的影响因素,并且需要多学科视角的参与。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因素便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方式,对这些不同地域和文化观念下的人与人相互联系的方式的考察,为我们理解在一体的结构之下缘何有分化和融合的趋势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解释信息,特别是在现代意义的个体主义观念影响下的对人与人之间联系方式的转变的考察,可以让我们真正去理解在今天的社会当中,人们可以联合起来或者分化出去的个人、社会与文化的基础究竟是在哪里(43)。

  

   余论

   如果我们能够极为清楚地意识到,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是由民族国家的观念而自然生成的一种族群观念,或者如安德森所指出的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44),那我们实际也就没有必要耗费如此巨大的精力,去费尽心力地证明某一个民族从多元到一体的发展过程,而且,这样的努力只可能落到一个由果导因的认识论的谬误中去,就如西方殖民早期曾经借助自我的想象去构想西方以外的人群的发展历程那样,我们似乎也在某种意义上,勉力在构建起一种这样的可能有悖于事实本身的自我与他者的形象,而这种建构,实际上都带有在某种在本来断裂的线索之上加以虚构的所谓的“传统的发明”之嫌(45),这是有追溯一个民族的成长史偏好的研究者需要自我警醒并加以克服的。原本具有包容性的“多元一体格局”的系统架构而非僵化的结构,单方面地从“多元到一体”历史过程的梳理中对此架构加以支解,就无法真正从当下的带有多元意味的不同族群生活互动的处境中,去理解他们自身的适应与转化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实际上要做的工作是尽可能全面地理解多元一体的真正意含(46),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便有可能在民族问题的研究上事倍功半,甚至一无所获,这从研究的经济学上来说,也是一件极为不合算的事情。

   问题的最为关键之处是在于,我们如果把“多元”仅仅看成是一种既定的结果,而不将其看成是在不断地发展着的一个过程,并且把这种结果的出现,极为密切地跟后来晚出的“民族”的观念扯在一起,那么最后我们会渐渐地发现,我们实际上连最为基本的“多元”的含义都无法理解,更不用说形成一种所谓“多元一体”的整体图像了。因为,就占整个中华民族绝大多数的汉族自身而言,其内部的分化和多样性程度,就已经让研究者不知所措了,说北方话的汉族与说潮州话的华南地区汉人之间的差异和难于沟通,可能绝非是能够用“汉人”这两个字而一笔带过的。语言学家的研究甚至向我们暗示,潮汕人的语言可能和位于太平洋岛屿上的密克罗尼亚以及美拉尼西亚人的语言更有相近的语言上的亲属关系,因为据说,那里的人的祖先奥斯特尼西亚人,大约是在六、七千年以前从中国的南方迁徙而来的(47)。单就民族语言学的证据似乎就可以认为,从一体到多元的过程,可能更加是理解当下乃至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思考向度。

   语言学家甚至比较明确地告诉我们,单就语言的分化传播这一点而言,在中华民族目前为止整体构成的五十六个民族中,除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和语言的传统之外,它们族群内部实际上又构成了不同的方言群,而这些方言群的基础,“最初都是以中原地区扩散开来的汉语为表层语言,各少数民族的语言为底层语言,这样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48)。这不仅从语言研究的角度,呼应了考古学家张光直对于中国文化在多个文化圈的交互作用之下所形成的假说(49),同时也指出了,汉语自身的特点,使其可以将各地纷乱的方言统一在“中国”这一整体性的观念之下,这个大约最早出现于《诗经》中的概念,在上古的周代就已经深入人心,而这“中国”之外的区域,却是被名称并非完全确定,且并没有完全传递下来的各个少数族群的观念所围绕(50)。由此,显然可以推论说,围绕着中国而有的“一体”的社会想象,在中国文化里,不论是古代还是今天都不是缺乏的(51),甚至可能和一般人所理解的中国观念或者中华民族的观念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看法相背离,实际的情形恰恰可能有悖于我们一般从历史学家那里接受到的认识,而真实发生的情景是先入为主的中国中心的观念超乎经验的多元而预先凝固在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人的心里,反过来在这一体的背景下,所有的多元会因为各种特殊性的原因,诸如地貌、生态、资源以及山水阻隔而表现出一些不同的形态,并因此而分化成为族群不断地变异分化,在与周边的文明圈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语言、方言、饮食习惯等。

   附带地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大凡气度庞大的历史时代,一种整体的民族认同便可以也容易得到实现,比如秦汉及唐代,这些朝代的名称,在今天依旧被用来指称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人,不论是外族还是中国人自己都会有这样的认同,由此可见那些时代的文化的影响力之深。在这样的有着开放性的大一统气势的时代里,多样性也体现得极为明显,比如在唐代,朝野上下,汉蕃杂处并非是什么令人称奇的历史故事,而不过是平常最为普通的、司空见惯的生活场景而已。反之,宋、明、清诸朝,尽管不能说没有门户开放的实践,比如郑和下西洋之类,但整体而言是心态闭锁的,其主流趋势所采取的锁国海禁的政策,使得社会的多元性得到了消弭,而与此同时,国家的一体性也未能真正得到落实,

   今天我们称中国人(秦)、汉人以及唐人,显然不是在汉族的专一性上来谈论的,而是作为一体的中国人所认同并加以认可的一个名字,体现了那些朝代的大国襟怀,我们很少自称“宋人”、“明人”或“清人”,原因大约如此。 执此之故,一体的结果,显然并非由多元融合所能直接构成,必先要求有大一统的姿态,且配以海纳百川的气度,舍此,不仅“一体”的情势难于保障,人们生活实际所出现的自然差异与多元,亦会因为过度受到压制而出现窒息。有鉴于此,对于费孝通晚年早期所提出的多元一体的格局的观念,要理解它的真正含义所在,而不是简单化地只从历史的维度去证明由多元而一体的民族融合的过程,最为重要的是要审视和宣扬一种在一体之下的多元存在的可能。稷下学宫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尽管是一种老生常谈,但不失为对于多元一体当初提出时的不完备而提供的一种补充和警示。

在我们重读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篇名文时,似乎也不要忘记他在文章结尾时的那个提醒,他说“中华民族将是一个百花争艳的大园圃”。费先生不愧是文章运思的高手和行家,在别人可能会因为其单方面的历史的论证而强调民族融合为一体的单一历史过程之时,他却也在清楚地提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可能性,即在“一体”的“大园圃”中,实际存在的是一种相互区分且有差异的“百花争艳”的“多元”局面(52)。在这个意义上,费孝通的有关“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论证似乎并没有完成,他为我们后来人留下了一个希望,这个希望应该就是提醒我们去更多地注意到,如何在现实的“一体”的格局之下去真正领悟和发展“多元”或多样性的存在的可能,在无法和费先生直接面对面对话的今天,在纷繁复杂的族群互动的当下,我们似乎也只能去做这样无奈的学术猜想和论证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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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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