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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帆:文学与公共空间

更新时间:2015-02-03 11:08:40
作者: 南帆  

  

   这个题目来自一个文学座谈会。当然,题目的覆盖范围远远超出了座谈会,以至于我愿意借助这个机会继续给予纵深的考察。

   我们不难估计到,现今提出这个题目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某种持续的焦虑:文学已经挤不进公共空间。文学的影响正在丧失,公共空间基本上听不到文学的声音了。什么叫做“公共空间”呢?我们可以参考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解释:“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那时,他们既不是作为商业或专业人士来处理私人行为,也不是作为合法团体接受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规章的规约。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因此,这种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即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手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①至少我们可以简单地说,这是一个谈论公共事务的场域;这里所出现的声音、观点将得到全社会性的瞩目和议论。然而,公共空间居然将文学排斥在外,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抚今追昔,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曾经如火如荼。文学是种种启蒙观念的策源地,是我们描述和阐释历史的重要依据;至于20世纪之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甚至开创了历史本身。然而,如今的文学仿佛已经退休。文学没有资格继续充当社会文化的主角,活跃在大众视野的中心。无论是报纸、电视节目还是互联网上,文学的份额越来越小,甚至消失——许多文学杂志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我们的印象中,公共空间的主角是另一些学科,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如此等等。这个年度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及目前股票市场的趋势如何,明天的民主政治将以何种形式出现,数以亿计的农民涌入城市带来哪些问题,哪些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遭到了侵犯——这些问题哪一个不比平平仄仄的文字游戏或者虚构的悬念更重要?某些作家或者诗人还在那里孤芳自赏,强作欢颜,自诩文学乃是皇冠上的明珠;然而,这些观点无助于改变一个事实:老态龙钟的文学退出了公共空间,呆在路边的椅子上打瞌睡去了。

   迄今为止,不少批评家对于文学与公共空间的现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一些批评家认为,形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文学的不争气,咎由自取。文学远离了开阔的社会历史,一头扎进了私人写作的死胡同。文学之中已经见不到田野、工地或者沸腾的码头,作家要么躲在阴暗的房间里构思一些乏味的偷情故事,要么热衷于杜撰一些珠光宝气的豪门恩怨。这种文学与多数公众又有什么关系?他们看来,只有返回重大的社会主题,文学才能修复与公众的联系——例如关注底层的生活,或者正面强攻腐败与体制之间的关系。然而,另一些批评家并不认可这种诊断书。他们觉得,聚集公众的目光或者因为故事的尖锐性而耸动一时,这并非文学性的胜利。因为文学之外的某种追求而牺牲文学性,这种教训一个世纪以来已经够多了。所谓的“底层”并不是拯救文学的灵丹妙药。文学就是文学本身,文学是自律的,纯粹的文学——许多批评家愿意使用“纯文学”这个概念——从来不会把评判的标准移交给社会学。事实上,公共空间的拒斥与否和文学价值的增损无关。

   在我看来,上述的公共空间想象似乎存在一些问题。这一幅图景之中,公共空间如同一个高悬于前方的空中楼阁,大部分人都是观众,只有几个主角占据这个舞台尽情表演。我认为,公共空间的结构内部包含了远为复杂的内容。公共空间决不是一条明晰的理论单行道,这里存在各种观点的交汇与剧烈交锋。通常,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声音。然而,这不是因为发言者的嗓门特别大,也不是因为我们天然地崇拜这些观点。这些声音的统治地位往往是在多种观点的角逐和冲突之中逐渐赢得的。相同的理由,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诸学科的重要性不是哪一个人赋予的,而是社会生活的选择——这种选择潜在的包含了历史、社会对于文学以及其他各个学科的评价。总之,我要说的是,占据公共空间的各个主角是在相互比较和衡量之中浮现的,它们的对手也为之作出了贡献——哪怕贡献的是反作用力。

   这么看来,文学并未被剔除出公共空间。相反,文学仍然存在于公共空间内部,尽管这个因素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那么活跃。我觉得可以接受的结论是,公共空间内部文学所占有的比例大幅下降,但是这与没有文学的公共空间迥然不同。文学仍然是一颗随时可能发芽的种子,尽管现在的气候和土壤不是那么适合了。

   我曾经提出“话语光谱”的概念。公共空间内部,诸种话语如同光谱似的横向展开,例如经济话语、军事话语、法律话语、外交话语,如此等等。顺序排列的光谱波长并不一致,这如同每一种话语拥有的不同分量、威信和权力。显然,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均为现今的强势话语。上述社会科学的崛起与当前的历史状况密切相关。这些学科的共同特征是,它们的研究结论通常是描述一个社会——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一个社会的法律。哪怕某一项研究关注的是社会内部的一个群落,乃至具体地描述这个群落之中张三李四的生活片断,但是,这种研究阐明的仍然是这个群落的社会形象。总之,“社会”是这些学科考察的基本单位。相对地说,人文学科关注的基本单位是人;文学的主人公甚至是具体的个人。20世纪80年代,人道主义一度充当了历史的背景,个人的权利、个性成为突破禁锢的历史动力。这种气氛之中,文学显然特别擅长扮演先锋的角色。换一句话说,文学在公共空间唱主角。20世纪9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的启动以及各方利益的博弈形成了相当复杂的社会状况,这对于理论的社会视野提出了要求。于是,人文学科逐渐后撤,上述社会科学相继走到了前台。

   这是众所周知的普遍情况。现在,我们开始集中考虑一个有趣的问题: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如此盛行的年代,文学还有哪些不可代替的意义?

   社会科学描述的基本单位是社会。可是,这种社会通常是抽象的,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通常被设想为同质的平均数,他们的个人性格以及种种特殊生活方式通常忽略不计。例如,经济学家公布某个年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8%,但是它不负责解释为什么张三的收入增加了16%而李四的收入却负增长。社会科学的结论不需要处理每一个具体的个案。又如,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时常共同认为,利益的觉醒是争取权利乃至法律制度的根源;然而,这种观点几乎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一些衣食无虞的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加入革命,少数人——的确仅有少数人——竟然愿意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牺牲生命。

   文学的个人、具体、感性常常戳破了同质的平均数的统治。这些个人、具体、感性如此生动鲜明,以至于不可能消融到千人一面的芸芸众生之中。同质的平均数无法化约贾宝玉、阿Q、哈姆雷特或者安娜·卡列尼娜。许多时候,文学之中出现了那么多异常的人物——从罕见的天才、英雄、神话人物到变态者、虐待狂、精神病患者,我们甚至找不到现成的社会学概念给予概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的相加很可能仍然无法穷尽一个人性格的所有角落。这些观点的解释范围无法深入到一个人额头上的皱纹,另一个人走路的奇怪姿态;一个人对于某种服装款式的狂热,另一个人对于异性伴侣的特殊标准。总之,同质的平均数舍弃了许多人物身上生动具体的因素。我不是说社会科学的视野有什么不对,而是说这些视野并未完整地覆盖社会的所有层面。个人的、具体的、感性的文学顽强地提示了另一种视野的存在——社会科学之外的视野。某些时候,文学与社会科学相互吻合,文学之中个人的命运、遭遇恰如其分地证明了社会科学描述的社会;另一些时候,文学可能与通常的社会科学结论出现了分歧,甚至相互矛盾。这种文学常常是尖锐的,具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性质。文学之中的形象可能将既定的社会科学结论撕开一个缺口,出其不意地带入另一种历史景象,或者提出另一种前所未有的发现——例如,某种称之为“意识流”的内心领域。这时,文学充分显现了不同于社会科学的独立价值。如果文学的声音愈来愈大,以至于社会科学观点不得不做出表态——要么联合扑灭文学的骚动,要么修正传统的结论,那么,公共空间就会出现巨大的震颤、裂变,甚至开始重新洗牌。

   在我看来,这是理解公共空间结构的一幅重要图景。社会科学诸学科与文学分别提供了考察社会生活的不同视野。这些视野不仅在交叉之中彼此补充,而且彼此校正。它们相互依赖,同时又相互抗衡,因此,公共空间的结构是一种充满了张力的稳定性。每一种学科的特征均在比较之中显示得更加清晰。这个意义上,个人、具体、感性是历史分配给文学的任务,甚至要求文学制造出特殊的叙述学或者修辞学。文学就是在个人、具体、感性之中嗅到了历史的气息。我曾经提出用“关系主义”的观念考察文学——在公共空间的多种关系之中定位文学:文学之为文学的原因不是由于内部的某种独一无二的本质,而是在一系列比较、权衡之中逐渐降落在自己的领地上。文学如何异于经济学,异于政治学,异于社会学,异于法学,甚至也异于哲学、历史学或者新闻——那么,这就是文学之为文学了。

   现在,我要补充的是,这一幅图景与现代性密切相关。不知道一些人依据什么断言,我认为文学性仅仅出现于资本主义文化之中。这从来不是我考虑问题的方式。我多次说过,我不关心所谓永恒的文学性。目前为止,这种“文学性”的内涵仍然无法确认——这也就是无法确认某种始终如一的文学性确实存在。因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断定它出现于封建王朝还是资本主义文化之中?我感兴趣的是,不同的历史阶段如何产生不同的文学性。之所以认为个人、具体、感性的文学与现代性密切相关,首先是因为文学周围的参照物—例如,诸种社会科学——同样诞生于现代性的环境里。按照华勒斯坦的看法,“近代国家亟须更加精确的知识来作为制定决策的基础,这种需要早在十八世纪就已经导致一些新的知识门类的出现,只是它们的性质和范围还不十分明确”。这种知识显然即是社会科学的前身。社会的变革为社会科学提供了发展空间②。这种状况即是当时文学的历史规定性之一。社会科学有效地分担了“社会”的考察,从而将“个人”交给了文学。如果在史诗时代,文学的真正主人公通常是集体;史诗叙述的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史诗之中的个人毋宁说是集体的一部分。西方古典悲剧的主人公常常是皇室成员,他们的事迹亦非普通的个人故事而是历史传说。按照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之中的分析,有名有姓的个人,具体的、琐细的日常生活经验——这些内容进入文学已经是18世纪之后的事情了。到了现代社会,无意识、情绪、非理性、感觉领域——这些内容终于被确认为历史的组成部分。个人如何觉醒以及个人主义如何演变是一个庞杂的话题,但是,这个演变相对的另一面恰恰是社会视野的成熟。毫无疑问,文学之中曾经出现过秦时明月汉时关,出现过巴黎的街道或者伦敦的大雾,这当然是“社会”——亚里士多德强调文学比历史更为必然,恩格斯说他从巴尔扎克小说之中了解的历史和经济细节甚至比历史学家、经济家和统计学家还要多③。然而,相对于上述社会科学,这些形象的、个人经验之中的生活景象与经济学或者法学之中概括的“社会”并不相同。这是具体、个别与抽象、综合之间的差异。对于公共空间而言,这些视野共同存在,尽管它们的比例以及获得重视的程度并不相同。

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的意义无法与公共空间联系起来——因为公共空间并不存在。众所周知,先秦时期文学、历史、哲学之间的分界并不明显。诸子百家的言论之中,谈论个人经验与谈论公共事务常常混为一体,“治大国若烹小鲜”或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均是如此。当时并不存在现今意义上独立的“文学”,也没有哪一种文体专门负责私人生活领域而另一些文体负责论述整个社会。封建王朝确立之后,决定公共事务的最高机构无疑是朝廷。往来于朝廷的重要文字通常是圣旨、奏折或者策论,文以载道是这些文字的根本宗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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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文坛》(南宁)2008年4期第4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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