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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东:现代“病人”是怎么产生的?

更新时间:2015-02-02 23:20:22
作者: 赵旭东 (进入专栏)  

   读完杨念群教授的这本新著之后,我深深地感到,这部著作的出版可能会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那就是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的亲密结合。如果不是时间的阻隔,我们实在无法体会到,杨念群笔下不断地加以“浓描”的“病人”空间的成长,跟社会学调查中所自我标榜的“从当地人的观点看”的浓描法究竟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学与社会学在方法上的融通,这种融通的基础,便是在用叙事的手法讲出一个又一个富含文化理解与自我反省的故事。

   记得最初读到念群兄的相关研究是在北师大的一个读书会上,那是他有关1920年代北京城区生死空间控制的研究,这是一篇极为精彩的从社会史角度研究社会控制的论文。这项研究从一定意义上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现代社会对人的控制往往不是直接的约束,而是间接地通过对社会空间的控制来实现。这篇论文的内容也被容纳在这本新书里面。

   这不是一部简单的有关“发生了什么”的历史,而是“为什么发生”以及“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历史。更有意味的是,我们还可以细致地体味到现代“病人”观念在中国城乡社会与文化中的成长史。杨念群特别为“病人”一词加上双引号,用以说明现代“病人”观念跟传统的病人观念似乎已经是有着极为根本性的差别了——现代的“病人”在“罹患疾病的原始生物含义”之外还承载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思想和制度的内涵”。在这个意义上,一部病人观念成长的历史也就是近代民族主义在中国得以塑造的历史。

   与此同时,社会控制的形态也在发生着根本的转变,从帝国时代单一的武力和等级的社会控制蜕变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文明化观念的控制。从一味的监视转变成为悉心的呵护,让你感激和舒服得不便反抗。这套文明的技术特别体现在对于身体疾病的控制上。与此同时,一整套的跟国家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健康观念得以被重新发明出来,比如“强身健体”,比如“富国强民”。如果有兴趣去翻阅那个时期的老照片,你总能看到自中华帝国崩溃以来逐渐生长出来的以抵抗疾病为根本的对于健康身体的国家渴望。

   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控制形态的转变之中,原来的社区角色得到了替换,比如杨念群在书中所提到的北京城区早年的接生婆和阴阳先生角色,被新的卫生示范区的“兰安生模式”中的现代医生所取代,由此接生婆和阴阳先生原有的自我协调社会秩序的功能受到了瓦解,广大民众习惯的处理生死事件的医疗空间渐渐萎缩,并为新的现代医学观念下的卫生区所取代。在杨念群看来,1920年代西方卫生实验区在北京的建立,实际上远比警察制度更为有效地破坏了传统社区中有关生死的控制形式和传统观念,结果使得接生婆和阴阳先生原有的公共形象与专业认同之间发生了紧张和错位。这样的紧张和错位同样体现在乡村医疗革命之中,如果说美国的兰安生是在城市社区中冲击了传统的医疗模式,那么作为兰安生中国学生的陈志潜则实现了穿“白大褂”的现代医生对于传统乡村医疗体系的改造。在此过程中,随处可见现代的“医”和传统的“巫”的对抗与力量转化。

   现代的“医”建立在一种工具理性的基础之上,强调疾病背后的身体症候及其转化,所有这些又都是建立在对于医疗制度的完善以及医学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之上。但是传统的“巫”却是建立在一种整体的“人观”基础之上,这背后隐含着对于人的存在状况的整体认知。在“医”的眼中,身体的不舒服是某种疾病的征兆,但是在“巫”看来,那可能仅仅是“神”所控制的天人秩序出现了扭曲的缘故。“医”的治疗在于修复和恢复身体的正常生物和生理指标,但是“巫”的治疗则是完全不顾及身体本身的状况,或者不以身体状况的改变为最先考虑的对象,而是强调重新调查混乱的人神关系秩序。

   另外,与“医”单单治疗的功能相比,“巫”自古以来就担当着沟通和协调的功能,所沟通的是天地,所协调的是人神。在此意义上,“巫”不是要试图对身体改变什么,而是重新调整理顺关系,使原来受到某种因素影响的秩序得到恢复。现代医疗意义上的“医”则不然,它重在对身体的改造和转变,使其在新的层次上达成一种修复。在这个意义上,个人的身体成为了一个供人们想象的平台,这也就是杨念群所特别指出的,“‘身体’疾病通过西医的治疗实践逐渐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国家政客、现代知识精英、地方士绅和普通民众发挥想象的场所。”

   由此“疾病隐喻”得以出现并与民族国家的理念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在此意义上,疾病本身成为了一个符号性的判准,所有的身体表现都成为了必经其测量的一个客观对象。疾病不再是疾病本身,而是成为了一把衡量人的类别属性的尺子,这尺子因背后的国民性理念而即刻升华成为一种道德的审判。比如,饮酒、吸烟、缠足、肥胖等本属自然发生的社会现象,此刻都成为了医疗治理尺度下亟需整治的对象。甚至因为“丑陋的中国人”这样的话语而使中国人整体地陷入绝望的疑病症中。从而,国民性与“疾病隐喻”结合而成为一个合法化判定个人身份的标准。

   现代疾病的概念,实际上是一种分类概念,通过病人和健康人的分类,病人群体被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同质化极强的社会隔离对象。传染病、精神病遭到最为极端的封闭隔离,医院则是一种半开放式的隔离室,人们相信,凡是住到这个空间里的人都是需要诊治的。另外,看病也是一种隔离,一旦病人进入医院的空间,第一步程序就是用各种检测仪器筛查,初步判断出你究竟患了什么样的疾病,然后再被安置到相应的专科病房里。然后,病人被带入更专门的医生诊室中进行特别专门的治疗,由此病人进一步被隔离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这一狭窄的空间不是空洞的,而是充满着符号意义,那就是凡是呆在这个空间里的人,都被确定患了某种需要治疗的病症,“病人”便成为这些受过现代医学诊断的社会成员的群体符号。

   然而,在传统的社区之中,疾病仅仅是整体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的存在是正常的,而不是反常的,因而“病人”也就不跟整个社区分离开来的。在杨念群的笔下,“顶香看病”的香头是身处社区的一员,他的作为,不是要把社区里的病人隔离开来,而是通过公开的仪式,使一个人从身体不舒服的有病阶段过渡到身体舒适的正常状态。在这过程中他借助的不是因果关系的检测,而是借助在人神之间起沟通作用的巫觋,治疗不是香头在治,而是神在治。在这一空间中,人们相信,不是人的身体有病,而是人的身体被某种邪恶的东西所缠绕,因而感受到不舒适。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在今天的乡村社会中,这种治病的方式依旧很兴盛。也许经济以及其他“客观的”原因都可以对此现象作出解释,但是在我看来,对身体的神秘解释或许是他们最乐于接受的,在没有被彻底启蒙之前,他们从来都不会承认,自己身体的不舒适仅仅是由于自己身体本身的缘故。

   “再造”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关键词,我们今天似乎已经找不到什么东西不是再造的了。性别是再造的、空间是再造的、时间是再造的,甚至所有的物品都是再造的,你可以找到任何你想谈论的对象,它们实际上可能都是人为再造的产物。“病人”当然也不例外。“再造”是社会分化的基础,同时也是社会动员的基础,更为甚者,它还是社会想象进而是社会发展获得动力的基础。

  

   (《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杨念群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3月第一版,36.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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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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