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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细说辛亥革命

更新时间:2015-02-02 17:20:51
作者: 唐德刚 (进入专栏)  
尽弃所学而学焉。因此他在伦敦第一次见到中山之后,傲气全消;搞了一阵无政府主义之后,终于做个诚恳的孙文主义信徒而五十年不渝也。

   四十岁的吴举人尚且如此,二十上下的革命小青年和留学生,就不用说了。‘江流石不转’,孙中山未变也。可是潮流变了。中国现代化运动已进入另一阶段。孙公的历史任务也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个‘同盟会’的阶段了。

   同盟会这个革命大拼盘

   可是就在同盟会成立前两年(一九○三),中山在日本还只是个灰溜溜的会党头目。他显然自觉在日本久住无聊,乃于是年九月底离日赴檀香山。但是斯时中山潦倒到资斧全无,由侨商黄宗仰慨赠洋银两百元,始能成行。

   中山此次一别八年重返檀岛,再转美洲大陆的道理,显然是他在远东两次‘起义’(一八九五与一九○○)之后,一筹莫展,想回到美洲,另觅机缘。中山先生这个人的长处是信仰坚定、百折不挠。必要时破釜沉舟,为着远大目标、不择手段。亦在所不惜──这就是不拘小节的英雄本色。写历史的人如把他老人家看成循规蹈矩的圣贤或迂夫子,就大错特错了。他此次回檀岛,发现他早年的小团体早已风流云散。檀香山已成了保皇党的天下。他的家这时还在檀香山,但是家人对他的态度,可能也是‘妻不下织、嫂不为炊’了──这位满口大话,不事家人生产的‘老二’,他们怎能相信他后来竟佩‘六国相印’呢?一不做、二不休,中山乃于一九○四年初加入‘洪帮’(致公堂)当了‘洪棍’。洪们的义气居然帮助他穿过美国移民局的拘留所,而二次进入美国。

   中山于一九○四年三月抵美,在美一直住到是年冬季才应中国旅欧学生之约去欧洲。他在美国由西岸到东岸,跑了大半年。其目的无非是组织‘兴中会’,并筹募革命经费。显然的他是一文未筹到。正式加盟愿意和他一道革命的,据最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冯自由著「革命逸史’──所载,也只找到邝华泰一人。两个人,革什么命呢?真是可叹。因此在一九○四年风雪交加的严冬,中山形单影只地驻在纽约市贫民窟中的一间单人房(rooming house),真是四壁萧然。虽然他个性倔强,永远不认输!

   可是就在中山命运的最低潮,‘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忽然收到中国旅欧学生汇来一笔钜款,据说有八千佛郎(亦译‘法郎’)之多,并约他即时赴欧,共商救国大计。这一下峰回路转,中山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又进入一个新纪元。

   ‘同盟会’这个革命大拼盘

   ‘同盟会’是怎么回事呢?它的名字本身就说明得很清楚。他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加上许多革命单干户)所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同盟或革命大拼盘。其性质就颇像抗战末期就开始组织,今日在大陆上仍变相继续存在的‘民主同盟’。

   ‘同盟会’最早的团体盟员计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军国民教育会’、‘科学补习所’等等。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知识份子是喜欢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原是无党派之人,一经卷入‘党派’,还要再制造小派系,何况原先已有党派了呢?‘国共合作’期间,有所谓‘跨党份子’(毛泽东、周恩来当时都是‘跨党’的);‘民主同盟’初期老盟员也大多有双重党籍的──例如某人是‘民主同盟’成员,他同时也是‘青年党’或‘民社党’的党员。这样一来许多盟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double allegiance)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了。

   事实上,同盟会成立之初,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当时当选‘总理’(也就是党魁)的孙中山先生本人就是个‘跨会份子’。他原是‘兴中会’的党魁。但此时兴中会已不再复存在。原兴中会员加入‘同盟会’者,也只有中山本人及梁慕光、冯自由三人而已,而中山却念念不忘他的兴中会。所以等到‘同盟会’需要有个‘会旗’时,中山就坚持非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会旗不可。党魁示人不广,这一下子就和他的副党魁几乎闹翻了。──这点小芥蒂,在这两位可敬的民族领袖心中,是死掉也要带进棺材里去的。

   华兴会当时是‘同盟会’团体盟员中,最具实力的一个。华兴会员再第一次入盟时即有九人之多,再加上‘二十世纪之支那’这个杂志和社址。这刊物旋即易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黄兴既坐了同盟会的第二把交椅,他倒能舍弃‘第二种忠诚’而和孙中山合作无间,但是华兴会在精神上却并未消失。那些后来不愿或无意与同盟会发生直接关系的小团体,像共进会、日知会、和文学社等等,实际上都与华兴会有最密切的关系。

   至于光复会。它在一开头便是‘同盟会’中,意兴不大的盟员。会员中最初加盟的,也只有一个人。同盟会早期的重要位置,他们也未分到一席。一直到章太炎因‘苏报案’在上海坐牢期满,于一九○六年夏季,东渡日本,接编‘民报’之后,光复会的会员在同盟会内才稍形活跃。‘民报’以太炎接编而声价十倍,畅销一时。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之笔战,尤其脍炙人口,誉满神州。

   孰知好景不常,民报发刊未及两年,日政府在清廷压力之下,赠中山钜款一万五千元,礼逐中山出境。孙公未与众议,乃收下钜款(留两千给民报)便于一九○七年三月四日率尔离去。这一下子不得了了,几乎触怒了留在东京的全部盟员。他们在章太炎、张继等的带头之下,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驱孙怒潮──同盟会分裂了。光复会也恢复了它自己的组织,和同盟会分头革命了。是年夏季,徐锡麟、秋瑾等起义失败就义,后来国民党党史上都认他们是同盟会的死难先烈,其实他二人都不是同盟会会员。后来那位被蒋志清(介石原名)亲手刺杀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原来倒是同盟会原,并做过民报总编辑。陶氏之死,算是叛徒或烈士,连治党史也难下笔了。

   同盟会这次虽然分裂,但是并没有把这一大拼盘闹垮。第一是因为这时革命的浪潮已如日中天,而且是全国性的。在千万革命志士、无数革命集团各自为战、群龙无首的状态之下,‘同盟会’和‘孙逸仙’却正好具备这个‘首’的资格。引一句洪秀全告诉李秀成的话:‘朕的江山,你不保、有人保。’

   第二是,同盟会的团体盟员此时已不发生决定性作用,因为绝大多数(数以千计)的新盟员,原都是一些革命的单干户。他们在入盟之前并没有个小组织。因此也没有‘第二种忠诚度’──他们就一心一意,生死以之,为同盟会的理想奋斗到底。这种单干户最标准的代表,便是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和胡汉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了。汪是广州秀才中的‘案首’(即第一名。也是‘三元及第’中的第一‘元’);胡则是‘举人’丛中每发必中的名‘枪手’或‘捉刀人’,在科举中为人代考。一九○二年胡为某兄弟捉刀皆中举,曾获报酬银洋六千饼(见汪胡二人自传)。那时的六千元银洋,是一宗吓坏人的财产。

   所以汪胡二人都是清末第一流的才士。他二人入盟之后,立刻就变成‘民报’的台柱。再与章太炎等相配合,真是云从龙、风从虎,几管毛笔,横扫天下。而他们底对方的康、梁也是海内第一流,因此在清末他们的文坛对阵,其光辉灿烂,真照耀古今。那时还是个中学生的胡适,也为之目迷五色,赞叹不已。所以同盟会自然也就成为中国革命独一无二的发言人了。

   但是汪、胡在加盟之前都没有参加过小组织,因为广东佬那时,不论是革命或保皇,都站在最前排。搞革命要做‘会党’,汪、胡不为也;搞保皇要抬举‘载湉小丑’(章太炎办‘苏报’所用的詈词,章也为此坐牢),汪、胡亦不为也。所以他二人就变成排满革命的单干户。一旦入盟,也就只有第一种忠诚。追随中山,作其肱股,而终身不渝了。中山也幸亏有了这两位哼哈二将。

   但是那时保持同盟会不致分裂的最大功臣,应该还是黄兴。兴是‘同盟会’中的实力派;也是孙公之下的‘林彪’(法定接班人)。他已是众望所归,用不着搞什么‘五七一’就可接班,但是黄兴这个人虽也是个跨会份子,却有点儒家气质──也可说是‘固有文化’的涵养吧──他识大体、有气度;他拒绝了赵匡胤得那见黄袍。并且苦口婆心、认劳认怨的维持了‘同盟会’的团结,这才有后来的中华民国。

   不幸后来有一些史家,按传统治史的方法,把缔造民国的功勋,全部派给了国父孙中山先生,而对黄克强的贡献,显然是只给了些低调的认可。这可把它的小女婿薛君度教授气坏了。君度不知吹断了多少根胡子。他为他这位民国底Cofounder老泰山明冤白谤,真忙了大半辈子。最近我的朋友汪荣祖教授著书研究章太炎(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台湾初版),也颇为克强不平。其实历史书为英雄作不公平的定位,是自古而然。杨衢云烈士还不是因为少了个女婿,而至今无人替他平反,再者,中国现代化是分阶段前进的,而没有‘联俄容共’的后一段,他在历史上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光鲜的。黄公不幸,没等到历史进入另一个阶段,他就短命死了,夫复何言?(下期续完)

   ‘老孙’‘小黄’合作的开始

   中山先生于一九○五年(乙巳)七月十九日抵日本横滨,当即由日本宫崎寅藏介绍认识了黄兴(一八七四──一九一六)。‘老孙’(一八六六──一九二五)与‘小黄’这两位华裔革命家的约会,为什么要通过一个日本人来安排呢?朋友,你如久居海外你就知道,有些外国人对中国事务的热心,往往有甚于中国人自己。那时如此,现在还是如此。今日在海峡两岸、法国、美国跑来跑去的不知有多少白皮肤的‘宫崎寅藏’呢?抗战前后的斯诺、史沫特莱、阿姆斯特朗、白求恩等等,还不是另一种‘宫崎寅藏’?

   孙、黄二人晤面之后,真是一见如故。黄兴这时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实力派、中坚人物。他有个生气勃勃的‘华兴会’。会中围绕着他这个三十岁的青年领袖,是一群干劲冲天的小‘湖南骡子’。他们勾结了长江中上游最有势力的会党‘哥老会’,在中国十八行省的中心的两湖地区已搞过数次造反行动,死了不少英雄豪杰。如今这群小头头逃到日本,各个都在摩拳擦掌,要得机渗透回国,重新来过。他们留在两湖地区的还有千千万万的小革命,分散在‘新军’之内;附托在教堂边缘(清吏最怕教堂);寄身于新政、学堂、巡警等不同的机构里。他们各个都‘新’得要死;和‘旧’的、‘老’的,尤其是老太后、老官僚、老风俗、老习惯过不去。他们有他们的小组织,但是那些逃亡于日本的黄克强(兴)、赵伯先(声)、宋渔父(教仁)等等却是他们的小鬼大王、精神领袖。他们勒缰以待,静候驱策。──另外‘华兴会’还在日本办了个机关报‘二十世纪之支那’,风行一时。

   在华兴会带头之下,‘光复会’中的人马也围拢了过来。这光、华两会,在宗旨上,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光复汇出自文人荟萃之区,多了一些进士、举人和国故大师如蔡元培、章炳邻这样的人。他们也有一批组织家和死士像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等。在基层为他们披坚执锐的,也有个骇人听闻的‘青帮’。

   总之这两个团体的靠拢,已把长江流域的菁英,笼络过半矣。其实那时留东学生两万人,人数较多的省份大致都有学生会的组织。这些地方性组织虽非革命团体,然类多倾向革命。一经号召,都是革命的后备军。所以孙、黄接触之后,他们就想组织起一个全国性的大同盟了。

   但是这些革命团体,却都有其先天性的缺点。就谈打倒专制,建立民国吧,他们之中几乎没一个人知道,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是个什么样子。换言之,他们都是一批未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不会讲大话、谈学理;只能动手、不能动口。他们也没有海外关系。同文同种的中国和日本之地,也不知欧美华侨社会是什么个样子;对欧美国家去协商、去折冲樽俎,是如何个协商法、折冲法?这一点他们就得听孙中山的了。

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原是个见多识广,能说能吹(学术名字叫做‘宣传’罢)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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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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