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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勇:死缓适用条件之反思

——以"李昌奎案"为例

更新时间:2015-01-31 15:35:45
作者: 夏勇(中南财大)  
但这个案子10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一个典型"。⑼这个透着尴尬、委屈和无奈的表达反映了实然的"肯定说"与应然的"否定说"之间的距离。⑽

   那么在当前,人民法院面对"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犯在决定是否判处死缓时,究竟是应该选择"肯定说"还是应该选择"否定说"呢?笔者的意见是:(1)原则上应当坚持"否定说",即"罪行极其严重"范围内的危害程度区分不能成为直接决定是否适用死缓的根据。(2)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中的"更重"者也要坚持"否定说",即在人身危险性明显低的情况下,如重大立功,⑾对犯罪损失做了最大限度的补偿和挽回,同时有自首、悔罪、立功、赔偿等多种反映人身危险性低的因素,为立功、赔偿、赎罪等做出重大权益牺牲等,都可以考虑适用死缓。只有在人身危险性较高的情况下,如不存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形,或者存在与司法机关对抗、不思悔过、继续作恶等情形,才应考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3)在"罪行极其严重"并且属于"重中之重"者更难获得死缓的意义上,吸收和体现持"肯定说"者主张的对"罪行极其严重"作进一步区分的观点。

二、民意、舆论和媒体的压力不是死缓的适用条件

   民意、舆论和媒体之间既存在联系又有区别。三者之间的联系是:民意,指民众的意愿;舆论,指民众的意见或言论;媒体,又称传媒,指传播信息的载体或物质工具,主要包括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其传播的信息会形成舆论、可以反映民意。三者之间的区别是:民意一般是指大多数人内心的真实意思;舆论主要指民众表达出来的意见所形成的倾向,但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代表民意;媒体是舆论形成的媒介,常常承载民意,但舆论和民意也可用媒体之外的形式来表达。我们在讨论民意、舆论和媒体与刑事审判之间的关系时必须注意到三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晚近以来,民意、舆论和媒体对刑事审判的关注度日益增强,这一方面反映我国的民主化水平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人民法院面临的压力不断加大。"李昌奎案"的审判过程正好反映了这一事实。对于"李昌奎案"媒体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舆论反映强烈,民意沸腾,喊杀声一片,特别是在二审人民法院将一审人民法院判决李昌奎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二审人民法院受到的压力可谓超乎想象。当然,对于"李昌奎案"的判决也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主张判处李昌奎死刑立即执行者主要强调李昌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严重;而持否定意见者并不直接评价李昌奎是否应该被立即执行死刑,而是从司法独立的层面,强调刑事审判不应受到民意、舆论和媒体的干预。⑿笔者认为,二者的不足之处在于其都没有把死缓的适用条件作为重点进行系统研究,因而都不能真正理性地回答李昌奎究竟应否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也不能合理地说明民意、舆论和媒体的关系。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具体而言,它是指人民法院审判刑事案件应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根据法律的规定定罪量刑。就"李昌奎案"而言,对李昌奎是应当适用死缓还是应当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所依据的标准只能是1997年《刑法》的相关规定。如果李昌奎的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死缓适用案件,那么就应对其适用死缓;如果李昌奎的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死刑立即执行的条件,那么就应对其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因此,审判"李昌奎案"的人民法院无论遇到的民意、舆论和媒体的压力有多大,都应当并且只能根据1997年《刑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判决。

   在现代法治社会,涉及法律问题的民意首先应通过法律来表达。对犯罪分子是应当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还是应当适用死缓的民意已经由立法机关制定的刑法体现出来,具体的表现就是死刑立即执行和死缓的适用条件的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与刑法的规定相符,就体现了民意;否则,就违背了民意。法律认可的民意是通过民主程序表达的多数人的意愿,人民法院审判案件既不能屈从民主程序之内的少数人的意愿,也不能屈从民主程序之外的多数人的意愿。具体而言,法律是以多数票通过的民意,一方面不能要求人民法院去屈从与法律不符的少数人的意愿,也不应将此称为"民意";另一方面,不能要求人民法院去屈从尚未以多数票通过的多数人的意愿,尽管这在实质上可能确为"民意"。无论是少数人的还是多数人的未以法律形式表达的意愿,既有可能是非理性的,也有可能是理性的。人民法院既不能屈从于非理性的"民意",也不能按照法律之外的理性"民意"办案,更不能考虑笼统抽象的所谓"民意"。未经过民主程序集中的民意往往说不清道不明。如果硬性要求人民法院考虑民意,那么就会重现审理"药家鑫案"的人民法院当庭给300余名旁听者发问卷以调查被告人是否该死之类的荒诞不经、贻笑大方的笑话。⒀其实,即便统计出的结果是多数人的意愿,它也可能是非理性的,人民法院也不能服从。人民法院更不能屈从舆论,迎合媒体。舆论作为民众的言论,既有正确和先进的,也有错误和落后的;既有意愿的真实表达,也有意愿的虚假表达。承载舆论的媒体同样如此,除了内容的鱼龙混杂之外,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往往从自己的主观意愿出发选择相关信息进行传播,而这样的传播往往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当然,笔者强调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不受民意、舆论和媒体的干涉,并不是说不要外部监督,而是认为民意、舆论和媒体对人民法院的监督绝不是以情压法、以众抗法,而应当是以法促法--监督人民法院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办案。如果民意、舆论和媒体超出监督的范围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说三道四,那么人民法院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相反,如果民意、舆论和媒体监督的内容和手段合法且与人民法院的意见存在明显甚至严重的分歧,那么人民法院应当慎重细致地审视自己的审判工作是否严格遵循了法律的规定,在这个基础上再作出相应的决定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因此,从审判独立的意义上讲,民意、舆论和媒体不能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不当干预;从监督的意义上讲,民意、舆论和媒体可以对人民法院产生影响。就"李昌奎案"而言,一方面人民法院应当依据1997年《刑法》的规定独立作出审判,不受包括民意、舆论和媒体在内的任何法外因素的干扰;另一方面,人民法院是否依据1997年《刑法》的规定作出判决,应当接受包括民意、舆论和媒体在内的外部监督。

   应当承认,人民法院对"李昌奎案"所进行的3次判决都是有法律依据的。一审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昌奎所犯故意杀人罪,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其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应依法严惩,虽李昌奎有自首情节,但依法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李昌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⒁二审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昌奎在犯罪后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属自首;在归案后认罪,悔罪态度好;并赔偿了被害人家属部分经济损失,故上诉人李昌奎及其辩护人所提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好,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的上述理由和辩护意见属实,本院予以采纳。鉴于此,对李昌奎应当判处死刑,但可以不立即执行"。⒂从上述判决书中不难看出,两份判决书的区别在于李昌奎的自首、认罪和悔罪、赔偿是否属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死刑的情形。笔者还没有看到再审判决书,不过,从媒体的报道看,再审法官当庭宣布"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对李昌奎改判死缓属量刑不当,故再审合议庭决定,改判李昌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依法报请最高法院核准"。⒃由于再审判决书没有说明"量刑不当"的理由,因此笔者只能推测再审人民法院同意一审人民法院的意见。显然,上述判决书的区别,体现了审案法官对死缓适用条件的理解不一。就此而言,审理该案的各级人民法院的判决都无可厚非。这里的问题是,一个案件在事实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不同审级的人民法院让同一被告人的刑罚在死刑立即执行与死缓之间多次变换,甚至同一高级人民法院先后作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决定就很不正常了。这说明审理该案的人民法院还未能准确理解死缓的适用条件。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当民意、舆论和媒体已经对"李昌奎案"给予极大关注并就量刑问题提出质疑时,被质疑的人民法院并没有从死缓的适用条件方面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是大谈报应杀人不能解决社会矛盾,责怪民意、舆论和媒体的观念落伍。紧接着,又有法学专家出来支持这种说法,并认为该案的再审是民意、舆论和媒体损害了人民法院的权威性,仍然没有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对死缓适用条件的研究上,更没有作出深刻的学理解释。恕笔者直言,法官和法学专家都不屑于解读法律标准本身,而是热衷于在观念方面与民意、舆论和媒体展开论战,或者从刑事政策层面反复强调"宽严相济"、"少杀慎杀"政策,正是使人民法院陷于被动的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在像"李昌奎案"这类涉及生死且引起民意、舆论和媒体极度关注的案件中,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唯一标准就是1997年《刑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面对民意、舆论和媒体施加的压力,只能在判决书和其他必要场合表达对1997年《刑法》相关规定的严格遵守及其理由,除此之外均为多余。就学术界而言,应当针对"李昌奎案"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开展对死缓适用条件的深入研究,为司法实务部门掌握法律标准提供理论根据。此外,专家学者就"李昌奎案"等类似案件出面回应民意、舆论和媒体时,也应当以死缓适用条件的研究成果为根据,而不能信口开河误导民意、舆论和媒体,并因此给人民法院增加压力。

三、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较小才是死缓的适用条件

   1979年《刑法》第43条规定死刑的适用条件是"罪大恶极",1997年《刑法》第48条将其修改为"罪行极其严重"。如何理解二者的关系往往影响到人们对死缓适用条件的把握。一般认为,"罪大恶极"应从两个方面理解:"罪大"是指犯罪行为及其后果极其严重,给社会造成的损失特别巨大。"罪大"体现的是犯罪的客观实害,是社会对犯罪危害行为和危害后果的一种物质的、客观的评价。"恶极"是指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特别大,通常表现为犯罪分子蓄意实施严重罪行、犯罪态度坚决、良心丧尽、不思悔改、极端蔑视法制秩序和社会基本准则等,是社会对犯罪分子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⒄人们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也有两种理解:(1)认为其是对1979年《刑法》相关规定的概括和精炼,内涵不变,既包括"罪大",也包括"恶极";(2)认为其是对1979年《刑法》的相关规定作了修改,减去了"恶极",只剩下"罪大"。从语义上讲,后一种理解更为合适;从价值上讲,前一种理解更为合理。因为按照后一种理解仅凭客观危害就可以判处死刑,这比1979年《刑法》规定的死刑适用条件更为宽松。显然,后一种理解并不符合我国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⒅

笔者同意"罪行极其严重"等同于"罪大恶极"的观点,但不同意"恶极"包括人身危险性的观点。"罪行"只能是指犯罪行为本身,包括反映客观危害性的行为、对象和结果以及反映主观恶性的罪过、目的和动机等内容。"罪行极其严重"可以包括以下几种情况:(1)客观危害极其严重而主观恶性还不是极其严重;(2)主观恶性极其严重而客观危害性还不是极其严重;(3)客观危害性与主观恶性都很严重。从严格控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看,将上述第三种情况作为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标准更为合适,但从目前的司法实践看,当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性极其严重时对犯罪分子就有可能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笔者认为"罪行"体现的是社会危害性,不包括人身危险性。虽然量刑也要考虑人身危险性的因素,但刑法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对量刑的影响是分别规定的。1997年《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里的"罪行"强调的是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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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商研究》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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