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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东岭: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

——罗宗强先生学术思想述论

更新时间:2015-01-28 18:25:15
作者: 左东岭  
但主要指的是将批评文字中所涉及的作家作品拿来研究以印证其理论,而宗强先生的主要力量却是用在从创作中归纳出文学思想的这一方面,从而显示了一种全新的学术思路。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研究树立了一种学术理念,即研究任何一种文学思想都不要只看其说了什么,而应该综合全面地进行考察。这使得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能够具体对待任何复杂的现象。后来还引申出了不仅理论要与创作相互印证,即使创作也要区分不同的情形。比如同是一首诗,作者是写给他人的还是独自吟诵的;同是一篇信函,作者是写给上司的还是写给亲人的;同是一位作家,写此首诗时是在其官运亨通的时期,而写另一首诗时却是贬官流放的时期。……这些都有可能造成其文学思想的矛盾与出入,都需要认真加以比较与辨析,庶几能够得出近于历史真实的判断。

   将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进行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会给研究者提供许多新的思路与看法,因为新成果的出现不外乎新材料的发现与新方法的采用。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既然扩大了研究的对象,当然会出现以前未曾留意的新材料;而将视野转向文学创作倾向的分析,也可视为是新的研究方法。因此,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就目前来看,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但此种研究较之以前的纯理论批评研究也大大增加了难度。首先是随着研究对象的扩大而增加了阅读的容量,要对一代文学思想做出整体的描述,几乎需要遍读目前存世的所有作家文集,才能成竹在胸。而最后能够用到的材料则往往百不得一。其次是需要敏锐的审美感受能力,不像理论批评那样,只要进行理性的思辨就可得出学术结论。研究者需要感受到哪些作品显示了新的审美倾向,体现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拥有了鲜明的艺术个性,透露了新的文学观念等等。只有将这些都感受到并将其清楚地揭示出来,才算是真正的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其三是还需要拥有较强的抽象概括能力,做到既能够深入具体作品,又能够统观大局,如此方可始终把握住文学思想发展的主潮与大势。宗强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之所以受到广泛的好评,就是具备了以上诸点。从整体上看,该书打破了以人为单元的传统框架,而紧扣文学思想演变的主要趋势与大的发展阶段;从具体上看,又能够细致入微地剖析作品,敏锐地感受到新的艺术观念的出现,从而做到了既高屋建瓴又扎实具体的有机结合,这也使该书成为学术史上的经典之作。

   三、历史环境与士人心态

   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之所以能够与传统的理论批评史鲜明地区别开来,除了结合创作实践而更完整真实地把握文学思想的内涵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对文学思想发展的具体过程与演变原因的重视。所谓历史感,其实是由对过去事实的尊重与事物发展过程性的探求这两种因素共同构成的。而要对文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与演变原因进行深入的研究,就离不开对社会历史环境的考察。因为离开了具体存在的历史环境与产生条件,就既无法弄清文学思想的真实内涵,也无法检验我们的结论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因为人文学科的研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重复性实验以进行检验,而只能将其放入更大的系统中看其是否能够相融。影响文学思想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举凡经济、政治、哲学、宗教、风俗、社会思潮、生活时尚、地域文化等等,任何一种都会成为影响文学思想的因素。而且这种影响又是诸要素的综合效应而非单一结果,这就更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可以说,如果不对某个时代的历史总体状况及相关领域具有深入的了解,是很难准确把握其文学思想的。

   以前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其实也很少不对当时的历史环境进行叙述的,有的叙述还很详细,但却总给人一种文学与历史环境两张皮的感觉。究其原因,乃是由于将文学与历史环境直接相连而导致的。将文人心态研究引入中国文学思想史的领域,是宗强先生进行历史还原的又一个贡献。这是因为:“社会上的一切影响,终究要通过心灵才能流向作品。”[16]也就是说,社会环境影响士人心态,士人心态又影响文学思想,因此士人心态也就成了社会历史环境与文学思想的重要中介。“政治的,社会的种种外部因素,是通过士人心态的中介影响到文学思想上来的”[17]。“当我们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外部原因引起士人心态起了变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解释何以他们的人生旨趣变了,文学创作的主题变了,审美情趣变了”[18]。士人心态研究尽管在宗强先生撰写《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时就已进行了初步的尝试,但真正的成熟却是对魏晋文学思想的研究,其代表作便是《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与《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尤其是在前一部书里,宗强先生深入细致地论述了魏晋玄学思潮演变与士人心态变化的关系,并具体说明了士人心态变化如何导致了当时的审美情趣、题材选择与文体演变。本书出版后以其方法的新颖与论述的透辟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得到了有识之士的普遍好评,也标志着士人心态研究在中国文学思想史学科中已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有了士人心态研究的参与,使得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成为一种立体、综合、动态与鲜活的研究,从而避免了数字堆砌的枯燥与平面归纳的生硬,它让读者看到的是文学思想发展的动态过程与内在关联。这些特征也使宗强先生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与日本、港台等地的学者的同名研究鲜明地区别开来,显示出独特的学术个性。

   西方的心理历史学曾经历过本我心理史学、自我心理史学与群体心理史学三个阶段,我以为宗强先生的士人心态研究较为接近群体心理史学。这是因为前二者基本是以个人的心理作为研究对象,从而更关注其生理心理方面,而群体心理史学不仅在名称上可以与心态史互释,而且它拥有的两个突出特征也更接近士人心态史的研究,那就是群体心理史学的主要关注对象是集体心态,而且其心态的内涵主要是潜意识中的感情、态度与情绪[19]。宗强先生明确地说:“我的研究对象,是士人群体。我要研究的是士人群体的普遍的人生取向、道德操守、生活情趣,他们的人性的张扬与泯灭。”[20]就研究对象的群体性及关注人生态度与情感情绪上看,宗强先生的士人心态研究的确可大致归于群体心理史学的范围。但是由于宗强先生对士人心态的研究是从影响文学思想的角度出发的,所以便有了自己的独特性。因为他面对的不是一般的群体,而是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知识精英阶层,这些人拥有极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儒释道互补的思想特征,所以他们对环境的敏感往往超过了其他的群体。有鉴于此,宗强先生将历史环境对士人心态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政局变化。“多数的士人,出仕入仕,因之政局变化也就与之息息相关。家国情怀似乎是中国士人的一种根性。”(二)思想潮流。如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都曾对士人的心态带来深远的影响。前人对这些思潮都进入过许多义理的辨析,但它们是如何的进入士人的内心,融入他们的情感世界,是士人心态研究的关注点。(三)士人的具体生活境遇。“现实的生活状况是决定一个人心境的非常实在的因素。他们有什么样的生活条件,就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想法。”这三个方面是研究一个时期影响士人心态的主要关注点,而且与文学思想的变迁有极密切的关系。但是如果要探讨不同士人群体及重要代表人物的心态,情况就会更复杂一些,诸如家族文化传统、社党组合、朋友交往、婚姻状况、特殊遭遇等等,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就中国文学思想史的整体研究看,上述三方面构成了其心态研究的主要骨架。

   以我这么多年随宗强先生治文学思想史的体会,士人心态研究的难点在于研究者须具备文史哲的广博知识背景与融贯能力。这不仅是指要弄清一个时期的历史状况而需要阅读经史子集的几乎全部材料,更重要的是还要具有独立研究相关领域的学术问题的能力。作为现代学术研究,当然会借鉴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但借鉴不等于替代。因为不同的研究目的导致了研究者所关注的重心的不同,文学思想研究所看重的是政局变化、社会思潮与人生境遇对士人价值取向与情感情趣的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其审美趣味与文学观念,所以必须找出社会环境与士人心态的内在关联与具体渗透途径。比如说唐宋派是阳明心学向明代文学思想界渗透的最早的文学流派,这种渗透主要是由于嘉靖时的朝政变化、心学流行与人生际遇对其人格心态影响的结果。但尽管黄宗羲将唐宋派主要代表人物唐顺之列入《明儒学案》中,可哲学界却几乎没有人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连其心学的理论形态都较少涉及,更不要说心学对其人格心态的影响了。于是要研究明代中期的文学思想,也就不能不从头对这些论题展开探讨。学术界喊了这么多年的文史哲打通,其成果却不能尽如人意,其主要难度就在这里。心态研究是社会环境与文学思想的关键与中介,两端连缀起的却是好几个巨大的学术领域。

   四、心灵体悟与回归本位

   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就其实质上说,依然是理论观念的研究,具体讲就是古人对文学的看法,诸如文学的特质、文学的功能、文学的价值、文学的风格、文学的趣味、文学的技巧、文学的传承、文学的影响等等。但文学思想史研究牵涉的领域又十分广阔,它包括了史料的考辨、文字的训释、社会环境的梳理、作品的解读、理论的思辨、心态的探求等等。从理论上讲,应该将这些因素和谐地纳入整体之中,从而形成一个严密的体系。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又不那么简单,而是存在着种种的矛盾与悖论,其中有两点尤其应该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一是历史客观性与心灵体悟的统一。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是由文学、思想与历史三种要素构成的,思想是理论形态,需要理性的思辨;历史属于外在于研究者的客体,需要避免主观的臆断;文学则属于情感与人生体验的表现,无论创作还是阅读都需要主观情感的介入。尤其是其中的心态研究与作品解读,更需要与古人进行情感的交流与心灵的沟通。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审美的,而面对审美的对象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这无论是对具体作品的解读,还是对文学流派以及某一时期的文学思潮的体认均是如此。宗强先生曾坦承在进行士人心态研究时“难免带着感情色彩”,同时他更强调审美能力的重要:“对于文学思潮发展的敏锐感受,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具备审美的能力。一个作家、一个流派的创作,美在哪里,反映了什么样新的审美趣味,乃是文学思想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如果这一点都把握不到,那写出来的就不会是文学思想史,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如果把一篇美的作品疏漏过去,而把一篇并不美的作品拿来分析,并且把它说得头头是道,那就会把文学思想史的面貌写走样了”[21]。文学研究毕竟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其他学科感情过多的介入也许会影响历史真实的发现,而文学研究如果不运用自己的审美能力去悉心体验作品,不动用情感去感同身受,不发挥想象去设身处地,就很难进入古人的心灵世界从而正确地把握其作品的真实内涵,当然也就说不上客观评价了。一个好的文学思想史研究者在面对古代作家作品时,理应能够既深入进去又退得出来,从而做到审美体验与理性思辨的协调一致。

二是跨学科研究与回归文学本位的协调。文学思想史研究既然是一种立体动态的研究,当然会涉及许多领域。士人心态的变化会牵涉到朝政变迁、社会思潮演变等历史要素,而每一种人的文学思潮的背后也大都有某种哲学的观念作为支撑,不弄清这些就很难把文学思想说清楚。于是文学思想史研究中便有了儒释道思想的研究,有了士人心态的研究,有了政治制度的研究等等。但研究者应该清楚,他作这些研究都是为了弄清文学思想的内涵与产生原因,是为了解决文学思想研究中的种种问题。宗强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明确地谈及此问题:“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如果没有用来说明文学现象,那就又可能离开文学这一学科,成了其他学科的研究,例如,成了政治制度史、教育史、思想史、民俗史、宗教史、音乐艺术史、社会生活史,或者其他什么史的研究。这些‘史’的研究,研究古代文学的人可以用来说明文学现象,但是它的本身,并不是文学本身的研究。我们既然是研究古代文学,多学科交叉当然最终还是要回到文学本位。”[22]而回到文学本位的主要表现,是真正说明审美方面的问题;回归文学的途径,则是寻找出各学科间与文学审美的深层学理关联。宗强先生尽管在此是针对古代文学的大学科而言的,我以为这同样适用于文学思想史的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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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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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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