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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宗强:老人不再耳提面命

——评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

更新时间:2015-01-28 15:44:31
作者: 罗宗强 (进入专栏)  

   关于文学史观念的更新与文学史的重构,已经讨论了好一阵子,是是非非,颇有些眼花缭乱。理论上的探讨对于文学史的研究当然有无可置疑的指导意义。但这指导的意义,前提应是具备可操作性。若是飘渺恍惚,镜花水月,脱有形似,握手已违,则谈得再热闹,大抵也没有实际意义,助兴而已。近日读到一篇文字艰深的这方面的文章,就有这种感觉。这篇文章说史料作为历史遗留的痕迹,本身就是主观介入的结果,带有不同程度的主观性、片面性,甚至随意性,因此文学史的任务不应该是客观的再现以往的历史。文学史的任务是什么,作者没有说,姑置勿论。只就这“史料”而言,如果写起文学史来,就颇难操作。如果从文化的层面上研究文学史,涉及到文学以外的一些史料,史料自身的局限当然是存在的,所谓“当时黮黯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者是。但是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它的最基本的史料是文学作品,说文学作品自身带着不同程度的主观性、片面性,甚至随意性,如果这主观、片面、随意不是指作品反映作者的思想感情(这又等于没有说),而是指作品自身的不可靠性的话,那就不好办了。比如我们写杜甫,便想着他的作品不能代表他在文学史上的真实面貌,那可怎么办呢?文学史是“史”,但它又有自己的特殊性,用“史”的一般理论来套,恐怕是会出一点毛病的。要是用上述观点套到绘画史和书法史上,那问题就更大些。大概我们至多只能说传世的书、画未必能反映其时书、画发展的主要风貌,却不能说那些书、画是主观的、片面的、随意的,因之是不可靠的吧?

   但是更麻烦的还在后头。这篇文章又说,写文学史切忌用带主观判断的语言,而应该用更少主观色彩的史的叙述语言。客观的叙述历史,我以为是很好的一种方法。但这又与上引这篇文章前面的话相矛盾。前面说到文学的任务不应该是客观的再现以往的历史,说对史料的选择、研究和见解,都不可避免地带着研究者的主观印记。要用不带主观判断的语言,来写带有主观色彩的历史,这可怎么办呢?这篇文章的作者,把两位国外学者的本来很好的意见拉来凑在一起,套到文学史的写作上,便产生了这种令人费解的理论。

   由是我想,如果我们在讨论文学史观念的更新和文学史重构问题的时候,时时想到若是我来写,应该怎么写?那么提出来的理论,可能会切实些,给人以可操作之感。如果除可操作性之外,能再带几分灵气,启人心智,使人浮想联翩,跃跃欲试,那益处就更大了。

   文学史应该怎么写,我有一种近乎荒唐的想法,那便是爱怎么写便怎么写,只要它正确的或尽可能正确的叙述中国文学的历史就行。我想,既不可能建构出一种人人称美、永为楷式的文学史模式,也不可能把一部丰富复杂的文学发展史纳入一个单一的模式中。当我们面对如此丰富的文学遗产时,我们的视角,不可能穷其全貌。你从这个角度看,我从那个角度看,不同的角度,有可能帮助我们认识不同的侧面。要紧的是切实。当我们有各种各样写法的文学史出现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个比较,有选择的余地了。

   最近读到袁行霈先生的《中国文学概论》,更坚定了我的这个想法。这本薄薄的书,使人眼界大开。作者是为在日本爱知大学讲授中国文学而写的,带有中国文学绍介的性质。但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人读来,却从中受到许多教益。一本十五万字的书,不仅勾划出了中国文学的发展面貌,而且事实上提出了许多的研究课题。无怪在香港出版后,台湾接着出,并被一些大学选作教材。现在国内又出,我相信,也会有不少大学会选用的。

   这书的结构并不复杂,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述中国文学的总体风貌和特色。下编分论,是文体的流变史和体制风格。这种写法,完全打破了以朝代为时序的文学史传统体例,此其一。总体风貌与文体的流变,着眼点都在文学自身,写的是文学的历史,不同于在社会背景上描述文学发展的写法,此其二。叙史夹论,史的交代常常错落在论中,或者说,是带着论的性质写史,如作者所说,既不同于文学史,又有别于文学概论,此其三。这三点不同,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文学的新视点,更突出的呈现了中国文学的总体风貌。

   不过,这书最吸引我的,并不在于它所叙述的文学史实,对于一个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读者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它使我产生学术上的激动,令我浮想联翩,引发我思索的,是其中提出的种种问题。它分中国文学为四个时期:诗骚时期,诗赋时期,词曲话本时期,传奇与长篇小说时期。它把中国文学的类别分为:宫廷文学、士林文学、市并文学、乡村文学。它把中国文学的特色概括为:诗是主流,乐观精神,尚善态度,含蓄美。它提出了中国文学鉴赏的四个领域:滋味、意境、寄托、博采。它还描述了中国作家的地理分布和中国文学的地域性。所有这些问题,都使人生发了强烈的进一步探讨的欲望。我以为,一本好的书,并不在于告诉读者以终极真理,而在于引发读者追求真理的热情。中国文学究竟应该如何分期?中国文学的特色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事实上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够提出一种千古定论来,因为这些问题本身,至今学术界也还没有深入的、认真的研究。就以文学分期来说,分期的标准是什么?就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行霈先生提出以文学体裁的演化为文学发展分期的依据,他显然是着眼于文学自身。这一依据有没有充分的道理?文学的分期与文学思潮的分期是不是同步的?文学和文学思潮的分期与社会思潮的分期,与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不是有某种联系?等等一大串问题就出来了。这一大堆问题,都是使人情不自已,想参予争论一番的。又比如,行霈先生用一章的篇幅,来写中国文学的地域分布。这又把我们引进了另一个十分广阔的研究领域。关于文学的地域性研究,在我国是被长期忽略了。近年有研究者开始涉足于此一领域,然亦只是一鳞半爪。文学的地域特征是历史上存在的事实,一个流派的作家,常常活动于一个地域之内;一个地区的作家,作品中常常有一种相近的风韵;同一个作家,因生活地域的变动又常常改变了作品的风调。这些与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着怎样的联系?都是十分有趣的值得研究的问题。行霈先生在描述中国文学的地理分布之后,提出了一种看法,他认为:“中国文学的中心,大体上是沿着现在的津浦线和京广线南北移动着。历代的几个文学中心,大致看来是分布在这两条纵的座标轴上。”这个没有充分展开的论点,真是使人豁然开朗,一下子想起来许许多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来。类似的富于启发性质的问题,在这本薄薄的书里比比皆是。如果不是对中国文学史有深厚的素养,而且又有过认真研究的话,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这就涉及到文学史的研究性质的问题了。

   通常文学史的写法,是叙述史实,就史实发表评论,告诉读者如此如此。读这样的文学史,你永远处于被传授知识者的地位上,很少能激发起学术上的激动,很少能产生参予研究的意识。曾经有学生问我,为什么有的文学史读起来像是有一位老人站在旁边耳提面命,而使人索然晕然。我想,产生这样的效果,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就在于这类文学史缺乏研究的性质。

   《中国文学概论》的优点,就在于它是一本研究性质的书。行霈先生把一本中国文学的入门书写成了一部研究性质的书,处处反映出作者研究之后的独到见解。这些见解由于含蕴的丰富,具有诱发联想,甚至诱发不同意见的素质。我想引述几段这样的见解在下面:

   中国古代的优秀作家往往集中出现于某一个时期,而另一个时期则相对沉寂,就像潮水的涨落一样。……当然,这里有社会的原因,但文学体裁本身演化的规律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一个人生在一种文学体裁的成熟期,相对来说成为一名大作家的可能性就大些;生在一种体裁衰老之后而另一种体裁尚未成熟之时,要想成为一名大作家就困难得多,尽管他有足够的才情。

   中国诗歌之所以能历久而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本身有一种调节功能,其语言形式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

   宋诗的特点就是严羽所说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这就为那些没有诗情和诗兴的人指示了一条成为诗人的道路。

   这只是书中众多的极易触发读者学术灵感的独到见解中的三段。这类见解,你乍一看,觉得实在提得大胆;往下想,又感到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再想下去,你或者就会有自己的看法。这就是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知识传授中带着研究性质。其中的不少见解,是认真研究之后提出来的,有巨大的理论容量和深度。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用专题研究的方法写文学史。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的变化。

   这本书与一般文学史的平板写法不同,它言语生动,可以说是外文绮合,内义脉注;而且往往妙喻横生。作者在讲散曲的时候,说散曲的本色“应该是几分幽默,几分俏皮,几分超逸,就像是一个在野的、逍遥的、以嘲笑和怜悯的眼光远远地看着尘世的聪明人的气度。”讲唐诗的美,说是“好像是天生健美的体魄,无一点矫揉造作之态。”读这样的书,怎么会想到一位老人在旁边耳提面命、索然晕然呢!你会仿佛置身好友之间,娓娓交谈,脾气投合,兴味盎然。应该说,这确实是一本在观念上和建构上都有所创造的文学史。用特郑重地向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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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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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1991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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