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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宗强:唐代古文运动的得与失

更新时间:2015-01-28 15:32:08
作者: 罗宗强 (进入专栏)  
韩、柳的理论贡献,在于他们给明道说以全新的解释,并且在艺术上主张创新。

   韩愈第一次提出“修其辞以明其道”,是在贞元八年写的《争臣论》中。贞元十三年,提出了道统说。贞元十八年,《答李秀才书》提到“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贞元末年,韩愈的文以明道的思想已相当完整。他要明的道,就是在《原道》中说的仁义,就是要用儒家道统重建儒学的权威,具体的目的,就是反对释老、反对藩镇割据。柳宗元文以明道的主张的提出,比韩愈晚得多。元和四年(809)《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说,他原先是“以辅时及物为道”的,借辅时及物以行道,待到改革失败,辅时及物之志不行,才想到要把这种辅时及物之道陈之于文章,留之于后世。他的明道说,显然比韩愈的明道即明仁义说要广泛得多。总之,他们两人所要明的道,都有现实政治的具体内容。

   明道说之外,韩愈还提出“不平则鸣”说。“不平则鸣”既对诗言,亦对文言。不平有动于心,发为文章,这事实上又为明道说加进了更多现实的因素,使它更具积极的意义。

   韩、柳古文理论的最大贡献,是主张创新。他们两人,都主张兼收并蓄。韩愈《进学解》:“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荀》《孟》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这都是主张集众家之所长的。同时,他们又都并不以集众家之所长为满足,而是求自树立。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谈到去陈言的三个阶段,事实上便是由学古到创新的过程。《答刘正夫书》更明确地说:“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柳宗元强烈反对剽贼前作,他说:“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复杜温夫书》)他们的这些理论主张,已经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不仅在当时具有巨大的价值,而且对后代有着深远的影响。

   但是,如果我们从文学批评的历史发展中来考虑问题的话,我们也会发现存在着一些疑问。在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文学”这样一个理论范畴似乎并没有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形态。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常常是一种文章学,特别是对于散文这种文体来说尤其如此。魏晋南北朝时期注意到了不同文体的区别,这种注意是和对文学的特质的认识同时到来的。区分文、笔,讨论文、笔的差别,萧统甚至明确地将子、史摒弃于他的《文选》之外,不列入“文”。文、笔的区分和对文、笔差异的认识,当然还不能认为是对文学的特质的一种成熟的认识,但至少是一个开端,是“文学”观念正在发展的标志。这种发展如果能继续下去,“文学”这样一个理论范畴在我国或者能够发展到一种更成熟的形态。可惜的是,唐代古文运动起来,这种发展也就中止了。古文家以“笔”为“文”,重新混文、笔为一。这虽然为原属于“笔”的文体也有可能成为文学作品提供一种机会,但从此也就使文、笔之分纷如理丝,而且也就使散文理论一直停留在文章学的水平上。

   就文章学而言,明道说局限也是很大的。它常常是一种束缚,与发愤抒情说之便于反映现实不同,它成为宣传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论依据,使文章缺乏真情,充满道学气。诗缘情说发展起来了,在创作实践中实际上取代了传统的诗教说,因此才有唐诗的辉煌成就。传统的文以明道说并没有如诗教说之被取代,它却发展起来了。虽然韩、柳成就巨大,但唐文比起唐诗来,称得上大家的实在寥寥可数,不像唐诗那样名家如林,辉煌璀灿。这不能不说与它的发展方向有关。

   韩、柳的成就,有他们个人条件上的种种原因(他们的气质、文学修养、才气、机遇等等),而他们的同时人就逊色多了。例如,皇甫湜和樊宗师都学韩愈的怪奇,却都走向了绝路,发展不下去。皇甫湜的《公是》,樊宗师的《绛守居园池记》,滞涩造作,难以卒读,在这类作品里,要求得文学的美感,恐怕是很难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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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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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知识》198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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