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罗宗强:读书忆旧

更新时间:2015-01-28 15:15:44
作者: 罗宗强 (进入专栏)  

   两年前,朱维之先生来找我,让我读一遍他刚刚完成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稿》。我真是受宠若惊,便满口答应,并且很快便恭恭敬敬认认真真的读起来。读起来之后,便不断产生了一些与这部著作似乎有关又似乎不甚有关的想法,其中还夹杂一些片断回忆。

   朱先生的这部著作,是在他一九三八年出版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的基础上重写的,框架大抵不变,而丰富了内容,补充了新的章节;篇幅大约是《史略》的三倍半,而基本的思想,并未有太大的变动。

   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世沧桑,一位古稀老人,来重写他青年时代的著作。这其中恐怕是有许多可以玩味的吧!

   学术无疑是发展了。朱先生出版他的《史略》的时候,国内还没有一部文艺思潮史,文学批评史也正处在草创期。现在就不同了,举凡中国文艺思想史和文学批评史涉及的问题,研究都深入了。在专题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再来审察文艺思潮的史的发展,当然会有新的发现。朱先生大概是考虑到这一点才重写的吧!不过当我读到他那用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写出的,如蝇头大小的楷书的书稿时,肃然之中不禁想起了其它的一些事。朱先生是以认真、谨严著称的,从做学问到生活方式,全都有条有理,按部就班。传说他每天的饮食,是师母按营养需要严格搭配的(师母精于此道),每天一套的太极拳,几十年从不间断。现在虽然八十三高龄,依然满面红光。前几年体格检查的时候,医生说他的心脏有如五十岁人。他七十岁那年,是一天直登黄山顶峰的。这样的体格,恐怕就得力于他那有条有理、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这几年他精力之充沛、成绩之斐然,实在令人惊讶。单在八十年代,先是出版了两部译著:弥尔顿的《复乐园》和《失乐园》(上海译文出版社),接着先后主编了《外国文学史(欧美部分)》(此书与赵澧先生共同主编,并获得了国家教委高校教材一等奖)和《外国文学史(亚非部分)》;同时完成了《希伯来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和《圣经文学十二讲》(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古稀之年而有这样的成绩,当然与数十年的积蓄有关,但也与他那有条有理、认真谨严的作风有些关系。他是从不匆匆忙忙突击文章的,准备好了,从容不迫、不紧不慢地写,看似不急,其实是快了。五六十年代,他好象不怎么写文章。那时他教学任务重,加以其时主持系政的李何林先生,是强调教学的,写文章往往被目为不务正业。现在打个岔,来说到李先生了。李先生是以正直高洁、刚毅不阿获得学生衷心崇敬的。有一次在批判他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全系大会上(针对他那篇被诱骗出来发表而后又加以批判的《十年文艺理论中的一个小问题》),他逐条反驳,坚持自己的意见。我现在还保存有一张他当时发言的像片,那刚毅自信的样子,至今还让人肃然起敬。但是对于他的重教学、轻科研,后生小子如我者,却颇有腹非。不过对于他治学的谨严,却是五体投地的佩服。三十多年前听他讲鲁迅的《野草》,至今不忘。他能烂熟地征引《鲁迅全集》的其它文章,把很难懂的《野草》讲得清清楚楚。现在能象李何林先生讲得那样字字句句毫不含糊的,恐怕不多了吧!那样谨严的学风,现在是仿如隔世了。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想法是不是落伍者的一声轻轻叹息。

   由朱先生《中国文艺思潮史稿》的蝇头小楷而连及上面这一些关系似乎不大的事,现在该回到这部书的本身来了。这部框架大体上是五十年前构造起来的书,却给了我一种新鲜的感觉。这大概是它与几十年来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习惯于以朝代为基本构架单位不同的缘故吧!看惯了,也就看腻了,再见到许久没有露面的另一种框架,便觉出新鲜感来。这书的一个明显特点,便是打破朝代界限,而以思潮的变化为线划分段落。这种划分,显然较近于文艺思潮的史的原貌。例如,他把东汉至唐前期(至盛唐为止)划为一个大的时间段落,认为这是一个佛道思想泛滥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他集中地讲了佛教的传入给文艺带来的影响;讲了佛道思潮引导士人走向自然,在文学中出现了对自然的礼赞;讲了佛教的传入对中国诗歌的格律化和口语化两股潮流的影响;还讲了佛道思想给小说、绘画、雕塑和音乐带来的变化。习惯上文学批评史、文艺理论史界是把六朝与唐分为两个时期的。如果从时代风貌上看,这两个时期确有不同,例如,在诗歌上同是写山水田园,陶渊明、谢灵运与孟浩然、王维显然有差别,陶、谢诗中清远闲适的境界里,没有王、孟诗中那种热烈的生命的气息。又如,同是佛教造像,北魏劲健而唐人圆润。绘画与音乐,同样也有时代风貌上的差异。但是,如果我们站在更开阔的地方,以纵览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一切,则这两个时期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文艺思潮又是相同的。归卧自然,从大自然的美中领略人生情趣、体味人生价值,这样一个思潮显然是佛、道兴起之后才逐渐出现而到盛唐达到高峰的。到了中唐,复古思潮起来,情形便又一变。所谓复古思潮,其实就是儒家的干预人生的思想潮流。中唐士人从理想的天国回到了人间,文艺也便从理想的美的追求回到表现社会问题上来了。朱先生在这书里把唐后期作为另一个时间段落,标以“社会问题和复古运动”的题目,讲杜甫、白居易和韩、柳古文运动。应该说,这是很有眼力的。文学史界往往把杜甫归入盛唐,好象还因此有过争论。从文艺思潮的演变看,把杜甫从盛唐中剔除出来,而归入唐后期,更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样的方法,朱先生从更高的观察历史的角度,把从南宋开始到元初划分为一个时间段落,认为此时文艺思潮的特点便是广泛地表现爱国主题。他给这一时期标以“民族意识的高涨”的题目。如果从小角度考察,这个时期里文艺思想倾向当然有许多差别。南宋与金、辽,就很不一样,它们都同在中国版图内,当然应在统一考察之列;南宋爱国文人与宋末元初数量相当不少的以淡雅为宗的文人之间,差别也不小;宋院画所反映的审美情趣与文人画所反映的审美情趣当然也不一样;还可以举出其它的一些差别来。但是,如果从更广阔的历史画卷来考察,要你说出来这时期文艺思想潮流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是什么最足以反映这个时期的时代脉搏,你当然会回答说是民族意识、爱国主题。

   诸如此类。这是这书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开阔的视野和大概括,传神的把文艺思潮发展的主要风貌一一点出。如果就每一问题的细微处要求它,它并没有提供更多的东西。材料都是人所熟知的,无所发现。但是,一个历史时期的风貌,它却给生动地描绘出来了。我常常想,虚幻是很不好的,我们非常需要一种追根究底的精神,把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弄个水落石出,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到总结历史规律的问题。但是,在一个个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都弄清之后(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上升一步,纵览历史的。

   这书的又一特点,便是论文艺思想的发展着意于描述这种发展的复杂现象。在这书的前言中,朱先生有一段话:

   观察文艺思潮的发展,要看主潮,就是各个时代文艺的总趋势,各个时代文坛的风尚,流行的气派。但也要意识到:一个主潮出现时,必有潜流、逆流或漩涡在活动着。这种潜流或逆流往往会上升为下一时代的主潮。

   这是很精彩的一段话,也是全书的基本理论框架的重要支柱。书的章节中可以看到明显地贯穿着这些思想。论中唐复古运动,又交叉着从中唐开始至北宋的唯美思潮;论元明的古典主义,又交叉着明清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发展并不是径渭分明的,它的变化也并不在某一个时间截然交接,事实上存在浸透与交叉。本书在讲渗透与交叉时,是很明晰精彩的。

   这样一本广泛涉及理论问题的书,却写得很随和,仿佛微笑着写的。就像朱先生本人一样,总是笑嘻嘻。在我的印象里,怎么也找不到朱先生生气的样子。听说“文革”时批斗他,给他画了脸、挂了牌。他回家脸一洗、换了衣服,晚上就挤到广场和学生一起看电影。那时我正沦落深山,后来回到南开,听老同学说起此事,不觉会心一笑。没有高度的自信,没有智者的胸怀,恐怕是不易做到这一点的吧!我不是提倡逆来顺受,只是想,遇到不清不白的环境,知识分子如果善于保护自己,留得青山,于国于已,都会有益处的吧!我们今天能够读到朱先生这样优美的文字,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3249.html
文章来源:《读书》1989年0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