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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宗强:寻源、辨体与文体研究的目的

——读书手记

更新时间:2015-01-27 08:44:29
作者: 罗宗强 (进入专栏)  

   古代论文,极重文体。重文体或从作文说,或从评论说。然所说文体,各有所指,并无一定之规。如张戒《岁寒堂诗话》:“论诗文当以文体为先,警策为后。若但取其警策而已,则‘枫落吴江冷’,岂足以定优劣?孟浩然‘微云淡河汉,疎雨滴梧桐’之句,东野集中未必有也。然使浩然当退之大敌,如《城南联句》,亦必困矣。”[1]张戒所引崔信明的“枫落吴江冷”,是指其有佳句而无佳篇;而引孟浩然这联诗,是要说明他的诗的风貌与韩愈、孟郊完全不同,诗虽好,但若拿去和韩、孟联句,必然窘迫。因为他们风格不同。张戒这里所说的“文体”,是就诗的体貌说的。朱夏《答程伯大论文》有云:“古之论文,必先体制而后工拙,譬诸梓人之作室也,其栋梁榱桷之任,虽不能以大相远也,而王公大人之居与浮屠老子之庐、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悬绝而不相侔也。使‘记’也而与‘序’无异焉,则庶民之室将同于浮屠、老子之祠,亦可乎?”[2]这里所说的“体制”,指不同体裁的不同规式。倪思论文,称:“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凡文皆然,而王言尤不可不知体制。龙溪益公号为得体制,然其间犹有非君所以告臣,人或得以指其瑕者。”[3]这里所说的“体制”,主要指语体,不同体裁要求有不同的语体。古人所言重视文体,所指各有偏重,自当分而析之;不同之所指,互有关系,又当综而论之。明其所指,知其所由来,才能明白古人所说文体的本意。吴曾祺论文体,称:“大凡辨体之要,于最先者,第识其所由来;于稍后者,当知其所由变。故有名异而实则同,名同而实则异;或古有而今无,或古无而今有:一一为之考其源流,追其派别,则于数千年间体制之殊,亦可以思过半矣。”[4]这里说的是辨别诸种文体的由来及其演变。这是较为深入的思考,涉及追寻文体生成、流变、分类诸问题。就研究思路言,前人论文体,以吴曾祺为最明哳。

   现当代对古代文体的研究,渐趋深入,逐步走向系统化。1933年施畸《中国文体论》、1934年薛凤仙《文体论》、1990年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1994年金振邦《文体学》、2000年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2005年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等都对文体有认真的研究。而引起广泛注意的,是2011年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其中发表的中国文体学作为学科的论纲,对文体学研究有了全面的规划。这些年来,还有不少研究某种文体或某一时段文体的著作,如李士彪《魏晋南北朝文体学》、黄金明《汉魏南北朝诔碑文研究》、韩高年《诗赋文体源流新探》等等。单篇论文就更多。研究之所及,举凡寻源头、辨体制、识流变、分门类、明目的等等,多有拓展之功。

   一、寻源

   追寻各种文体之源头,了解其何以生成,当为文体研究最初之工作。盖每一种文体之出现,必有其出现之原因与条件。或缘于礼乐制度、政治运作之需要,或为人际交往、适性娱情而产生。察看其生成之环境、条件与目的,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诸种文体之源始、特色、传统,亦有助于了解其时之政治状况、社会风貌。

   寻源之事,由于文体数量极大,若一一追索,则工作量巨大,亦无必要。吴承学说:“把文体学片面地理解为文章体裁或文类,而在传统文体之中,又比较刻意地寻找一些偏僻的文体来研究。这类研究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我们绝不能满足于此,更不能形成一种主流风气。”[5]研究古代文体,视野应该开阔些,要关照历史文化的种种现象,而不陷于琐碎。前人于文体之生成,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资源,供我们进一步研究。例如,元人潘昂霄的《金石例》提及碑碣之始、墓志之始、碑碣制度、墓志制度;在碑碣和墓志之下,又提及诸种细目之起始,如德政碑之始、神道碑之始、先茔先德昭先碑之始等等。他旁征博引,但是他的一些说法,是否正确,也有不同看法。如他引《事祖广记》说神道碑始于晋宋。后人亦多沿其说,而欧阳修《集古录》说东汉就有杨震神道碑,非始于晋宋。欧阳修是亲见,当然欧阳修的说法更接近史实。潘昂霄又说:“墓之有志,其来远矣。”[6]他没有说远到什么时候,但是他引《西京杂记》说墓志始于西汉杜子春,又说孔子铭季札墓,唐时耕地得比干墓志,这个远,显然是说远至孔子。程章灿曾撰《墓志文体起源新论》,已驳其非是。程文提出墓志起源,应该与丧葬制度联系起来考察。赵超在他的《墓志溯源》中提到墓志与丧葬制度的关系,认为墓志有一个发展过程。程章灿从文体的角度,提出墓志文的生成可分三个时期:志墓、墓记、墓志。他并且认为宋人周必大提出的“铭墓三代已有之”的说法,如果结合《庄子》与《西京杂记》诸书的相关记载,则志墓三代已有或亦有据。而墓志则秦汉滥觞,迟至南北朝才定形。[7]这就牵涉到墓志文正体的基本形态问题。了解每一种文体较为公认的正体是什么样的体式,然后才能辨别正体与变体的区别。程先生做了一项文体寻源辨体必做的工作。

   文体寻源,吴承学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一书中,对盟誓、谣谶、策问、挽歌、櫽括词、判文、八股文等文体做了深入的探究;在《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一书中,又研究八脚词、忏悔文的生成。如他在谈及盟誓这一文体产生的原因时,追溯到它的制度起源,说:“盟誓是从原始的诅誓咒语分化出来而独立的,最早应用于日常生活的个体与个体之间,以后才逐渐应用于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盟誓文体形态也由最早的口头上的简单誓辞,逐渐发展到比较完整的文本,并形成正式的盟誓制度。”他追索春秋战国时期的盟誓制度,联系其时诸侯国间的关系,了解此种文体所反映的政治环境、社会道德状况、社会心理等因素,提出:“在盟誓这种文体上,交织着在当时那种特殊时代的社会生活之中,神权与强权、蒙昧与理智、诚信与猜疑的色彩。可以说,盟誓是中国古代历史最悠久,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文体之一。”[8]由此种生成原因、功能,也就决定了它的文体的体式。文体生成与文化的历史发展相联系,知道文体的功能,进而了解其特点,这是文体寻源必做的工作。又如他研究策问与对策,也同样追索其生成之因由,从《尚书》等先秦典籍中存在的政务咨询,到汉文帝的策问贤良,到它成为考试制度之后的一种形态相对稳定的文体。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种文体所反映的,正是我国古代士人与政权的关系、士与执政者的对话方式、士人的人生追求、生活道路的取向与其中的种种制约。一种文体的产生,竟有如此巨大的文化意义。再如他将判文兴盛的原因,放到唐代文学与文化的双重背景下考察,指出唐代判文的兴盛,与唐代科举有直接关系,也与当时的社会风气、价值标准的推波助澜有关。吴承学对文体生成的研究,往往有更为开阔的视野。

   一些文体的生成,有着更为复杂的情况。例如歌行,是诗歌类下的一个子目。这一诗体因何产生,最初的体式是什么样子,与功用有无关系等等,就存在很多没有弄清的问题。胡应麟说:“歌行之兴,实自上古,《南山》、《易水》,隐约数言,咸足咏叹。至汉魏乐府,篇什始繁。大都浑朴真至,既无转换之体,亦寡流畅之辞,当时以被管弦,供燕享,未闻不可歌也。杜《兵车》、《丽人》、《王孙》等篇,正祖汉魏,行以唐调耳。” (《诗薮》内编卷三)[9]这是说,杜的歌行,是承继汉魏歌行的。但是他又说:“唐人李、杜、高、岑,名为乐府,实则歌行。” (《诗薮》内编卷一)[10]在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歌行就属乐府。胡应麟也是把乐府与歌行视为一体的,不是说杜“正祖汉魏”吗!那么他何以又认为李、杜、高、岑的乐府不是乐府,而是歌行呢?理由他没有说。如果他的说法正确,那么,他是不是认为唐人将乐府与歌行混用了,或者说到了唐代,歌行这种诗体已经发生了变化,离开乐府而独立?如果发生了变化,体式上的变化是什么?同是明人的王世贞则说:“七言歌行,靡非乐府,然至唐始畅。”[41]则是说歌行至唐仍属乐府。胡震亨说:“新题(引者按:指新题乐府)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其题或名歌,亦或名行,或兼名歌行。歌,曲之总名。衍其事而歌之曰行。歌最古。行与歌行皆始汉,唐人因之。……凡此多属之乐府,然非必尽谱之于乐。”(《唐音癸籖》卷一)[12]这又说歌行非必谱之于乐。胡震亨又说:“歌行太白多近骚,王、杨多近赋,子美多近史。”(《唐音癸籖》卷九)[13]这是从语体上说的。那么,他们所说的唐人歌行,是否仅指体式而言呢?葛晓音曾对初盛唐的歌行作过研究,她认为,歌与行在汉时实为两体,“因此考察‘歌行’起源主要应从‘行’诗入手,而与‘歌’的关系不大(事实上‘歌’与‘行’的这种区别一直到盛唐前期尚很明显)”。葛先生分析了歌行的发展演变,认为“初唐七言乐府歌行虽以其骈丽浮靡被明清诗话视为承袭梁陈的‘初制’,但确立了七言歌行基本的体制规范”,“明清诗论多以初唐为歌行正体,李、杜为歌行变格”。[14]她认为歌行的生成从“行”诗到歌行,有个发展过程,这就涉及此一诗体的正体与变体问题。葛晓音从体式论歌行体生成自“行”诗始,李庆则进一步论“行”诗最初的生成与音乐的关系。他说:“‘行’是一种乐曲,‘行’的演奏,和一定的乐器有关,比如,‘行’应当不用鼓角、笳。‘行’不是军乐,也不是单独的琴曲。‘行’和舞的关系不密切。……‘行’曲在后来形成的大曲中。”他分析了行钟与作为乐曲的“行”的关系,提出在什么样的场合演奏行曲。他说:“歌行之‘行’,就其本来意义说,是一种在古代祭祀、宴乐、出行等仪式时演奏的一种特定形式的音乐。‘行’和歌、引、操、吟、拍等的乐曲,在音阶,使用的乐器,在运用的场合、范围,在历史展开过程中的表现形态,都有明显的不同。随着礼乐制度的变更,到了魏晋时代以后,经一些文人改编的歌行之‘行’,是指和这种音乐相对应的诗歌作品。到了唐代以后,又变成为一种特定的诗歌样式。”[15]李庆在追寻“行”体诗的生成时,追索到礼乐制度,说明此种诗歌体式的功用。当然,这也涉及此种体式何为正体何为变体的问题,当“行”体脱离音乐而成为文学体式时,它内在的一些因素(如节奏感)还存留有它生成之初的影响。研究“行”诗体式的演变,有助于了解诗乐合一到诗乐分离,从实用向非实用发展的过程。

   文体寻源涉及礼乐制度、政治体制、文化环境,能从一个角度很好地说明我国古代诸种文体产生的民族文化特色。正如李炳海先生所说:“文体名称的原始内涵,犹如生物体内的原始基因,它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并且形成内在的张力,制约着文体的走势和演变。”[16]

   二、辨体

   与文体寻源紧密相关的是辨体。

   对于“文体”的理解,有多种说法。或说包括体制、语体、体式、体性;或说包括体裁、文章风格、篇章体制;或说包括体裁或文体类别、具体的语言特征和语言系统、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体性体貌;或说包括体裁、体制、样式、语体、风格;等等。有的研究者还引向哲学上的体用问题。谈文体而论体用,古人偶亦有相关言说,不过,那就说远了。体用范畴几乎可以用于中国思想文化的一切领域,而对于解读文体问题,似乎无大助益。

   文体包括哪些?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古人所说的文体,指什么;一个是我们今天看古人所说的文体,它其实指的是什么。有时候古人所说的辞语,和我们所说辞语是对应的,有时却并不对应。例如“文体”、“体制”,既可指体裁,也可指风格、语体、样式。辨体的工作,主要是辨其体裁、体类、体貌(其中也包括构成体貌的体式、语体等等)。不同的体裁归入不同的体类,不同的体裁据其性能、功用要求有不同的体貌。

辨体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辨别各种文体的功用及与其相匹配的体貌,它的正体的形态和它在发展过程中变体的面貌。文体的生成与它的正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体生成包括它的萌发状态,正体是指它作为一种文章体裁在功用、体制上完成了的状态。当然,什么样的状态算完成了,会有不同的认识。例如,连珠体的起源,傅玄、任昉、刘勰各有说法,有的认为起于汉章之世,有的认为肇自扬雄。孙德谦《六朝丽指》更认为起于先秦诸子。他说:“连珠之体,彦和谓肇始扬雄,此说不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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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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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广州)2012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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