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罗宗强:我国古代文体定名的若干问题

更新时间:2015-01-27 08:37:43
作者: 罗宗强 (进入专栏)  
后来,甚至有从描写对象定名的,如鸟体、兽体、药名体等等。纷繁杂乱,体无定规。

   由礼仪、政治运作之实际需要而产生、定名之文体,使用目的与体制,多有明确之要求,如颂、疏、表、奏等等。非出于礼仪与政治运作实际需要而产生与定名之文体,则可用于任何目的,如上述之四言诗、五言诗等等之类。

   还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文体,如青词。它是道教斋醮科仪中奏告三清玉帝的文书。它的定名虽缘于用青藤纸书写,而“其颜色蕴含着宗教象征意义”。此一种之文体,对书写格式、书写者、书写过程都有严格规定(31)。类似宗教类文体之产生与定名,多与宗教活动有关。这是由实际功用而产生与定名的另一大类。

   从上述简单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古代文体定名之多重标准。此一种之多重标准,缘于“体”概念之不统一。越发展到后来,越繁琐杂乱无章。或一体多名,或体裁、体制、语体不分,或层级混淆。

   我们在对待文体定名之此一种现象时,有两个问题无法回避:一是面对历史事实,对于每一种文体生成之原因与其特点作细致的研究,以厘清其本来面目。这方面,已有学者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如吴承学先生和他带领的研究集体在这方面发表了不少文章;又如葛晓音先生对“代”乐府体、王长华先生对赋的另一渊源“成相杂辞”的探讨等等。我们必须面对的又一问题,是我们如何处理这些杂乱的文体定名。对文体定名的繁杂,古代学者有把它分成不同的层级的,如刘勰立“杂文”,内包十九体;“书记”,内包二十五体。“杂文”和“书记”是一级的体,与诗、赋、章、表、奏、议等等并列,而下包的十九体与二十五体则属下一层级的体。当代学者也有此种分法,如“诗”是一个层级,它之下的四言、五言、古体、律体等等,是下一个层级。将文体划分为不同层级,不失为一种处理的办法。但是此一种之处理办法,会有一些文体无法归类,作为一级文体不够格,作为二级文体又找不到它的上一层级文体可归属。随之而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提出一种大致的规范,将一些随意性很大的文体称名除掉,不承认它们是文体之一种,如鸟体、兽体、字解、字说、名说、名序、题名、记事之类,此一类“体”,明清之后举不胜举。总之,一是体名的归类排序,一是部分体名的清除。而此两点,都是为了将文体研究安放在一个较为明晰的范围之内。

   二

   在我国古代,文“体”的另一指称,是体貌。体貌涉及的问题更为复杂,不确定性更大;但是,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地位也显得更为重要。

   体貌之“体”,有时指作品之全貌,情辞事义、境界格调种种因素构成的作品的整体体貌特征;有时则仅指作品体貌之某一方面;有时指某一位作者作品之体貌特征;有时泛论作品体貌之某种类型;有时则指某一时期创作之总体风貌。

   泛论“体”之体貌类型时,其定名往往使用描述性词语。刘勰有《体性》篇,论文章的体貌问题。他提出八种不同的“体”:“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他对这八种“体”的含义,都有解释。但他的解释自体貌所应具备之条件言,并无统一之标准,如对“典雅”一品的解释是:“典雅者,方轨儒门者也。”“方轨儒门”,就是宗经。他在《宗经》篇中说:“文能宗经,则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六者兼及情、风、事、义、体、文六端。“远奥”是:“复采曲文,经理玄宗”,仅指文采与义理。“精约”是:“核字省句,剖析毫厘”,仅指文字精练,论说严密。“显附”是:“辞直义畅,切理厌心”,仅指文辞事义。“繁缛”是:“博喻醲采,炜烨枝派”,仅指文采。“壮丽”是:“高论宏裁,卓烨异采”,仅指论理与文采。“新奇”是:“摈古竞今,危侧趣诡”,可能兼指情辞义理。“轻靡”是:“浮文弱植,缥缈附俗”,泛指文词与内容。各体所指不一,这就说明,刘勰对于体貌的“体”应包含何种之因素,并无完整之认识。他论体性,兼及才、性、学、习,谓才、性、学、习决定体貌,是则此四者均应在体貌中有所反映。但是他在描述八种体貌类型时,却并没有兼具此四者。理论的论述与具体的解释并不一致。

   体貌类型定名应具备何种之因素,各体标准不一,在后来类似的论述中常有反映,皎然《诗式》辨体十九字:高、逸、贞、忠、节、志、气、情、思、德、诚、闲、达、悲、怨、意、力、静、动(32)。每一体他都用一句话解释,与刘勰一样,这些解释有的可能指的是词情义理所构成的整体风貌,如“高”:风韵朗畅;“远”:体格闲放。有的偏指情,如“气”:风情耿耿;“悲”:伤甚曰悲。有的偏指意,如“忠”:临危不变;“志”:立性不改;等等。王玄编《诗中旨格》有“拟皎然十九字体”,为皎然所说的十九体各配以例诗。他对每一体的含意的理解,都着眼于内容(《吟窗杂录》卷14)。齐己《风骚旨格》则并论述亦无之。他提出诗有十体:高古、清奇、远近、双分、背非、无虚、是非、清洁、覆粧、阖门。对每一体,他只举出例诗而未加说明。从例诗体会,他所说的“体”,或指写法,如“已知前古事,更结后人看”,就是“远近”体,前句写远,后句写近;或指内容,如“山寺钟楼月,江城鼓角风”,就是“无虚”体,两句均写虚灵之物象;“须知项籍剑,不及鲁阳戈”,就是“是非”体,指所写为义理之是非(《吟窗杂录》卷11)。然此一种之称名,纯出意会且随意性极大。此一种之体名,实不具普遍使用之价值。署名王昌龄的《诗格》提出常用体十四,落句体七,其称名之思路,或着眼于内容,或着眼于写法,亦皆出于意会且随意性也极大。

   对于体貌类型的较为完整的描述,是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他所描述的二十四品,就是指诗的二十四种体貌类型,相当于刘勰所说的“数穷八体”的“体”。无体名而有体义。但是他摆脱了刘勰的义理阐述,也摆脱了王昌龄们的意会的随意性,他描述了每一种体貌类型的完整风貌。这风貌,是由词采、情思、义理借助于物象描述的一种境界。每一品(体),都用同质的几个诗的意境加以呈现。如“典雅”一品用了三个境界:竹林茅屋中赏雨,飞瀑绿荫前鸣琴,和一种淡泊无所系念的心境,三个境界就是“典雅”。借助具象暗示,把人引入某种情思氛围,产生联想,感受到典雅的美的类型。我们拿它与刘勰对“典雅”的解释相比较,就会发现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当然与论述的对象有关,刘勰并诗文而言;司空图则专论诗。但是更大的差别是他们的审美趋向的巨大差异,刘心目中的典雅,是宗经所能达到的思想境界;司空心目中的典雅,则是一种生活情趣,一种美的类型。刘借助理性思维与判断;司空则借助感性、联想来描述。司空的美的类型的称名,是建立在大量的诗歌阅读的基础之上的。在大量的诗歌阅读中借助于感悟、比较、体认、归类而区分不同的美的类型,然后给予称名(33)。从刘勰与司空图不同的称名特点,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国古代关于体貌的“体”的称名,由于称名者主观条件的不同(思想倾向、学识素养、审美趋向等等),他们对于体的称名并没有严格的规定性,甚至对于同一种“体”的理解有也着很大的差别。称名时既已缺乏严格之规定性,缺乏义界的明晰性,也就给解读者留下巨大的解读空间。特别是像司空图这类借助于感性联想使用形象性概念称名的“体”,解读空间就更大。而此一种的体貌的“体”的称名方式,又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所经常使用,在诗歌、绘画、书法的评论中尤其如此。

   体貌的“体”用以称美的类型,常用于指称某一时段之文体风貌,如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元祐体等等(见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此一种之“体”,究何所指,除少数有简略说明之外,并未解释称名之理由。唐人皮日休在《郢州孟亭记》中谓:“明皇世,章句之风,大得建安体。论者推李翰林、杜工部为之尤。”(34)他说玄宗时以李、杜为代表的诗风像建安体。何以像,在什么地方像,他没有说。这实在不可理解。盛唐的昂扬气象怎么能与建安悲怆梗慨的文风一样呢?或者他是就感情的浓烈说的,但无可证。梁人萧子显在《南齐书》卷52《陆厥传》中提及“永明体”,称:“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想推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35)是则“永明体”之称名,只是就声韵说的,并非指其时诗风之整体风貌。严羽提及之十四个时段体貌,只列举各体之代表作者,并未对何以称某某体作解释。郭绍虞先生以自己的理解,作了一些说明。例如,他对“齐梁体”的解释是:可有二义,一指风格,一指格律。他引姚范《援鹑堂笔记》解释“永明体”与“齐梁体”的不同,说:“称永明体者,以其拘于声病也;称齐梁体者,以绮艳及咏物之纤丽也。”(36)一指声病,一指艺术风貌。当“体”被用来称名某一时段的文学风貌时,它究竟指的是什么?是其时普遍之文学风貌,还是指其时文学风貌之主流?抑或是指其时之某一文学现象(如“永明体”、“元和体”),这些称名准确与否,它的义界是什么,在文学史上具有何种之意义,与其时之文学思潮关系如何,似都有待研究。

   体貌的“体”也被用来指称某一作者作品的体貌。严羽就说:“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曹刘体、陶体、谢体、徐庾体、沈宋体、陈拾遗体、王杨卢骆体、张曲江体、少陵体、太白体、高达夫体、孟浩然体、岑嘉州体、王右丞体、韦苏州体、韩昌黎体、柳子厚体、韦柳体、李长吉体、李商隐体、卢仝体、白乐天体、元白体、杜牧之体、张籍王建体、贾浪仙体、孟东野体、杜荀鹤体、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王荆公体、邵康节体、陈简斋体、杨诚斋体。”(37)此一种之称名法,有一个前提,就是被称名的作者、作品必得具特别之体貌特征。但是此种称名法也有一个问题不易把握:就是特征具弹性,且构成特征之因素多种多样。有的特征表现得非常明显,如陶体、少陵体、太白体、李贺体、李商隐体、卢仝体、孟东野体;有的虽具特征,但并非独一无二之“这一个”,因之也就不易说清其独具之特色。孟浩然体与王维体,就有许多相似处,说出孟、王作品体貌区别之处须具细腻之审美能力;而说出他们相似处就容易得多。“韦柳体”则正好相反,韦与柳的差易更大于他们之相似,是否成为一“体”,亦存疑问。特征之把握不易,作者作品之能否称为一“体”,也就存在一个标准问题。此其一。

以作者称名的“体”,与体貌类型的“体”,定名有相似处,都带有感悟性质,多感悟而少辨析。体的构成要素既未加确指,边界也就模糊。此种义界模糊的“体”,也就留下了巨大的解读空间。后人或从其某一要素体认,而忽略其全貌;或以己意附会,以为彼体即此体。对于体貌特征异常明显的,解读者较易感知,如“李长吉体”。后来模仿“李长吉体”者,一般较能把握其特色。我们可以举一点例子:如欧阳修的《春寒效李长吉体》、王质的《和游子明效李长吉体》二首、范浚的《春融融效李长吉体》、《三月二十六日夜同端臣端皋姪观异书效李长吉体》、《四月十六日同弟姪效李长吉体分韵得首字》、杨慎《红蕖引用李长吉体》、王士性《桂岭守岁效李长吉体》等(38),这些诗或词采艳丽,或想像怪奇:“东风吹云海天黑,饥龙冻云雨不滴”;“波纹摇尽九秋香,菱叶团团水花碧”;“杂树晓繁争白红,兰丛蕙根芳翠滴”;“赫蹏断烂千载书,青灯照字惊蟫鱼”;“箨痕半脱烟篁瘦,露裛幽香逗书牖”;“鱼尾霞烘卵色天,紫磨金轮月夕圆”;“坐来兼忆麻姑别,东海飞尘白如雪”(39)。从这些效“李长吉体”的诗,我们可以推知,仿效者对于“李长吉体”的理解,是想像奇特,词采艳丽,形式上是把握了。当然,由于情思、性格的不同,他们不可能和李贺一样有着幻拟的非人间所有的心境,不可能有李贺那样希望与失落并存、悲怆与美丽同在的情思。“体”的效仿,只是形式上的。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说明效某某体,有时只能是效其一肢一节。杨慎有《曰川会诸同年分韵得时字因效韩体》、李光地有《家山公兄以南海神庙碑见贻漫赋学韩体》(40)两诗均用叙述、散文句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3145.html
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广州)2009年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