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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宗强:文学史编写问题随想

更新时间:2015-01-27 08:28:09
作者: 罗宗强 (进入专栏)  

   好几年以前,《江海学刊》的许总先生写信给我,约我就如何建构文学史的问题写一篇文章。我回信说,对于如何建构文学史,我并无一定的见解,不敢奉命。至于文学史应该怎么写,我的意见是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在那封信里说,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于凡事都按一种模式办,于是就追求一种最佳模式。有了最佳模式,学术个性便隐约起来。文学史的编写,不可能有一种理想的最佳模式,不可能有一种理想的建构。它永远在变动中。一旦规划出一种理想的不变的建构,大家都按这种理想的建构写,那我们的文学史领域,就会是一片单调的颜色。一种理想的文学史编写模式为大家认可之时,也就是文学史学科停止发展之日。我的那封信,可能说得有点绝对,有点泼冷水的意味,让热心于此的朋友扫兴。近三年,戴燕女士在《文学遗产》、《文学评论》发表了三篇研究中国文学史撰写历史的很有份量的文章(注:戴燕《文学 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怎样写中国文学史——本世纪初中国文学史学的一个回顾》,《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中国文学史:一个历史主义的神话》,《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对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历史与编写模式,都已经做了透彻的论述。那些论述对我很有启发。这几年由于或种原因,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是就当前的文学史编写说的,大都是些大白话,可能是荒谬的,但我还是想写出来就教于行家。

     一、文学史的编写目的和阅读对象

   这里所要讨论的文学史编写问题,特指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史而言的。

   研究古代文学,我想大量的应该是专题研究。这种专题研究对于深入了解古代文学必不可少。它是我们的整个文化遗产研究的一部分。文学史的编写,只是专题研究的某种综合。为什么要编文学史?最为简单的回答,是要告诉人们文学发展的历史。告诉人们文学发展的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似乎就不大好回答。现在学者们普遍认为,主要是为了教学的需要。在现代社会里,这回答可能是正确的。这或者主要是由于我们是从本世纪以来的文学史编写实际出发来考虑问题的缘故。因之与此相连的一个问题,也就把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最早归之于十九世纪末日人笹川种郎,把国人编写文学史从1904年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算起。如果我们不把教学作为文学史的主要编写目的,而把文学史的编写看作是为了告诉人们文学发展的历史,告诉人们文学发展的历史的目的又不仅仅是为了教学,而是多层次的,比如说,为了对历史上的文学现象加以评论,加以比较,从而说明某些文学理论问题。而且,如果我们不是把文学史局限在一种总体文学史的模式里,而承认它有多样的形式。同时把中国文学史的编写看作一个从萌生到成熟的过程,那么,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就要早得多。

   齐、梁之际成书的《文心雕龙》,从《明诗》至《书记》的二十篇,应该认为是我国最早的文体各别史。在这二十篇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刘勰的文学史观,还可以看到各体文章在内外诸种因素影响下的发展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各体文章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风貌。彦和在《序志》中说的:“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就是他的文体各别史的编写原则(注:张文勋在《刘勰的文学史论》的引言中说:“当然,《文心雕龙》主要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但在论述有关问题时,作者常常把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紧密联系起来,所以不仅提出了深刻而系统的文学理论,还提出了比较明确的文学史观,并能联系社会背景,分析各个时代文学的发展变化情况,对各个时代的代表作家作品,也作了简要的评论,给读者勾画出从先秦、两汉、魏、晋以至宋、齐历代文学发展的大致轮廓。就这方面来说,我们说《文心雕龙》给我们提供了我国最早的文学史大纲,也并不算是过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他的这一说法,我是赞成的。)。原始表末,是追索每一种文体的源头,与探讨它们发展的整个过程;释名章义,是解释每种文体命名的由来;选文定篇,是选取每种文体在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家与代表作品,以论其不同之特点。敷理举统,是提出每一种文体的不同要求。在这些编写原则里,有着展示一种文体不同时期面貌的明确意图。虽然它没有叙述作者生平、作者创作之全貌,但却展现了该种文体发展之史的大致面貌。他不是自觉地要写文体史,但在“论文叙笔”以阐述为文的理论问题时,却写出了文体各别史。我们未尝不可以把它看作我国文学史编写的初期形态。

   从《文心雕龙》的文体各别史的撰写,我们可以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来呢?我想,至少可以如我们在前面说的,在我国,文学史的撰写,与文学理论研究有一定的联系。除此之外,当然还会有其它的目的,如,文学史是整个社会史的一部分,历史研究者借以认识历史的全貌。文学史是整个文化艺术史的一部分,文化艺术的研究者藉以研究文化艺术各个学科之间的关系;而一般民众,则可通过它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等等。

   编写目的的不同,当然最主要的是取决于阅读对象的不同。除作为大学中文系的教材之外,还有不同专业的研究人员、不同文化层次的普通读者的阅读需要。面对不同的读者群,文学史的编写当然也就不应该只有一种面貌。除了繁简不同之外,不同的需要似乎还需要有不同的侧重点。即使同是教材,本科、大专、高自考也有不同的要求。因此,我们所说的文学史的编写问题,绝不可能是一种类型。

     二、文学史真实反映文学的史的面貌的可能性

   我们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史学常识,是研究者的共识。我把这样一个老观点重提出来,是想从中国文学史的实际出发,来谈论我们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真实地描述文学史。

   一个朝代、一年、甚至一个事件,当时有着怎么样复杂的过程,而留下来的往往只是寥寥的几笔。这寥寥的几笔,又几经选择、润饰,必不可免地带着倾向性,并非历史的本来面目。何况,更大量的人和事,并没有留下任何的踪迹。我们所说的文学史,充其量也只是从我们的角度、我们眼中的文学的历史。这只要看一些简单的数字,就可以了解的。例如,曹操的文集,《隋志》有《魏武帝集》26卷,梁有30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有30卷,据姚振宗《三国艺文志》考证,世传曹操的著作有19种之多。现在留下多少呢?诗24首,文152篇。陈琳的著作,《隋志》著录3卷,梁10卷,《旧志》和《新志》都著录10卷,现在留下多少呢?诗4首,文27篇。在乐府创作上有重要意义的傅玄,《隋志》著录有《傅子》120卷,《傅玄集》15卷,梁50卷,现在只留下6卷。历史上被认为在古文运动的前期起过重要作用的吴少微、富嘉谟,《新唐书·艺文志》说他们各有集10卷,现在留下来的,富只有文4篇,吴只有文6篇。从留下来的这10篇文章看,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他们两人与古文运动有何关系。这就是说,由于他们的作品没有更多地留下来,唐代古文运动这一段落的真实面貌我们是无法完全地还原了。即使是最有名的作家,今天也未必能完全看到他们当年创作的原貌。李白的作品,现在留下来的虽有诗近千首,但李白死的这一年(762年)李阳冰为李白集作序,已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注:李阳冰《草堂集序》,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那么我们今天对于李白的诗的认识,未必就与李白诗歌的原貌相同。还有一些作家,从他们留下来的作品看,是非常优秀的,但由于存世作品太少,难以了解他们创作的面目,也就直接影响到对他们在文学史上的贡献的定位。张若虚是一个例子。一篇《春江花月夜》,可以看出他诗歌技巧的高度成熟。像这样的诗人,必有更多优秀的创作,但我们今天已经无法了解他当时创作的真实情况了。虽说大浪淘沙,经过时间的淘洗,优秀的作家存留下来,被淘汰的多是无关文学史发展大局的作者。但在这里面,也不能说就没有优秀的作家,由于偶然的原因而从历史上消失了。各史《艺文志》上著录的那样多作者的那样多的集子,今天由于文集的失传已无从了解。在这些文集失传的作者中有没有极其优秀的作者,是十分难说的。袁行云先生曾估计清代诗集约七千种,连同诸总集、选集、唱和等辑集,约三万家以上(注:袁行云《清人诗集序录》自序,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我们今天的文学史,收了多少家呢?所收的这些家,是不是就代表了清代诗坛的真实面貌呢?宋人洪迈说过:“韩文公《送李础序》云:‘李生温然为君子,有诗八百篇,传咏于时。’又《卢尉墓志》云:‘君能为诗,自少至老,诗可录传者,在纸凡千馀篇。……’观此,则李、卢二子之诗多而可传。又裴迪与王维同赋辋川诸绝,载于维集,此外更无存者。杜子美有寄裴十诗云:‘知君苦思缘诗瘦’,乃迪也,其能诗可知。今考之唐史《艺文志》,凡别集数百家,无其书,其姓名亦不见于他人文集,诸类诗文中亦无一篇。白乐天作《元宗简集序》云:‘著格诗一百八十五,律诗五百九。’至悼其死,曰:‘遗文三十轴,轴轴金玉声。’谓其古常而不鄙,新奇而不怪。今世知其名者寡矣,而况于诗乎!乃知前贤遗稿,湮没非一,真可惜也。”(注:洪迈《容斋续笔》卷一,《容斋随笔》,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南宋洪迈所见已如此,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可想而知。所以说,要绝对真实地反映文学史的全貌,实在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文学史料,其实只不过是文学史的某一小部分而已。

   即使就我们今天所见的这部分文学史料而言,怎么样的描述才算符合于历史的真实,也还是一个问题。如果要提问题的话,是可以提出一大串来的。比如说,什么是文学?我们应该把什么样的作品收进文学史?这是编文学史必须解决的头一个问题。自中国文学史出现至今,近百年来此一问题从未认真解决过。中国文学史从何时算起?有的文学史从甲骨、金文算起,不知是追溯到构成文学的文字,还是追溯到最初的文学语言的初型?诗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从《诗经》算起就是(有的学者把它推至远古的歌谣残句,也可以);文就麻烦了。我们的文学史习惯把《尚书》、《周易》、先秦诸子的作品当作早期的散文,那么,什么是文学散文,什么是非文学散文呢?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外两种可能:一是划清文学散文与非文学散文的界限,然后一以贯之,用以衡量整个古代的散文,作为取舍的标准;二是把散文的历史看作一个发展的过程,说明它的初期形态与成熟形态的不同特点,按不同的特点进行取舍。按第一种处理方法,那么有许多的作家作品就要被排除在文学史之外,不仅先秦时期如此,直到唐宋明清都如此。按第二种方法处理,那么就必须说明,我国的散文如何从初期的文学散文与非文学散文不分的状态,发展到分开的形态。从什么时候分?分了之后就不应再将非文学散文收进文学史中。但是,从现在可见的文学史中,这两种处理方法似都未见认真的采用。大体说来,已有的文学史近于第二种方法,即把散文的发展看作是一个过程。说“近于”,是就它把初期的非文学散文也收进去,显然是把它们看作是散文的初期形态。但是它又没有研究散文的成熟形态,既没有说清何时进入文学散文的阶段,也没有在后期将文学散文与非文学散文分开。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史里,散文这样一个文学式样始终是义界模糊的。若按这种标准衡量,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政论(如报纸社论)、学术论文(如文学理论论文等等)全都收进现代文学史中。而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这样作。那么在文学史研究上我们就出现了两种标准:对古代文学史,我们采取的是泛文学的标准,凡属文章,不论文学非文学,我们都收进去;对现代文学,我们采取的是较为狭义的文学的标准,只收文学作品。这样一来,从古代到现代,我们的文学史在逻辑上便衔接不起来。各讲各的,而从来也没有人细究这个逻辑上矛盾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文学,哪些文章应该收进文学史,这只是文学史编写的立足点问题。这个开端就无法避免的问题不解决,文学史的编写便无从谈起。因为它关系到什么是我国文学的特点和它如何的流变。

再一个问题,是作者的立脚点、他的文学评价标准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对于文学发展的史的描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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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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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京)199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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