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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宗强:文学史编写问题随想

更新时间:2015-01-27 08:28:09
作者: 罗宗强 (进入专栏)  
也即影响到这种描述是否符合于历史的真实。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早已提出:“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他谈的是哲学史,而其实也完全可以适用于文学史。任何文学史之撰写,必不可免地反映着撰写者的文学观念,是反映着他的文学观念的他眼中的文学的发展史。这样一种现象,前人早已指出过。那位引起后代很多争议的钱谦益,在评论明代前七子的文学复古主张的时候,就提出过类似的问题。他说“弘、正之间,有李献吉者,倡为汉文杜诗,以叫号于世,举世皆靡然而从之矣。然其所谓汉文者,献吉之所谓汉,而非迁、固之汉也;其所谓杜诗者,献吉之所谓杜,而非少陵之杜也。彼不知夫汉有所以为汉,唐有所以为唐,而规模焉就汉唐而求之,以为迁、固、少陵尽在于是,虽欲不与之背驰,岂可得哉!”(注: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七十九《答唐训导汝谔论文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他这里说的是前七子文必汉、诗必唐的主张。他指出他们眼中的汉唐,其实与汉文、唐诗的真实面貌相去甚远,是被他们歪曲了的汉文唐诗。前七子是从创作应继承和学习何种遗产说的,不是谈论文学史的编写,但却同样是对于文学史现象的解读。任何对于文学史现象的理解,都带着理解者的偏爱,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其实很简单,只要看近几十年的中国文学史就可以明白。当我们以人民性、阶级性、真实性衡量文学作品的优劣的时候,进入我们文学史的,自然就都是能够反映这类观念的作家和作品。一个时期的文学、一个文学流派、一个作家,经过这样的标准的筛选,剩下的会是什么样的模样,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样的例子随手可举出来。自五十年代以来,我们一直把南朝文学看作异类,不予重视。对于其中的一些作家作品,更是贬抑备至。即使是我们给予充分肯定的作家,我们也未必能够还他以真实的面貌。比如说杜甫。我们在文学史里描画的杜甫,到底与诗歌发展史上的真实的杜甫是不是一回事?就有不少可讨论之处。

   除了标准之外,从什么层面、什么角度去观察和描述文学史,也是一个影响文学史的真实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从文化史的层面去观察文学的发展史,我们就势必把文学的发展放到文化史的框架中,从文化史的框架中加以取舍。我们从社会史的角度去观察文学史,我们也就必然要把文学的发展看作社会发展的某一方面加以选择去取。有的学者主张文学就是文学,在文学史中不必谈论历史方面的问题,历史方面的问题留给史学工作者去谈论,因此,对于文学的史的发展的描述,也就完全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脉络着眼,而不顾及其它。完全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脉络着眼,也可能有多种描述方法,比如说,按时间顺序罗列作家作品;或者是按每一种文体的演变叙述作家作品;或者是按朝代又按文体叙述作家作品。这每一种的描述方法,结果都不会是相同的,那么,哪一种描述更接近文学史的真实呢?当然还有其它的层面,如文学人类学、文学音乐学(这似乎是近来才认真提出的,以前有人写过音乐文学史,但那并没有贯穿整个文学史,而且实际也并未认真论及文学与音乐的深层关系问题)等等,假若用从这些层面来写文学史,不知又会是个什么样子?

   除了评价标准之外,文学史撰写者的爱憎感情,亦必影响文学史的描述的真实性。有的史学家认为,历史的撰写应是纯客观的,不应混杂入撰写者的感情色彩。以理性的态度对待文学史的撰写,客观对待史料、分析史料,不应以个人的爱憎歪曲史实。如果从这个角度说,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文学本身离不开感情,作者因感情而兴发,读者因作品之感发而动情。文学史撰写者假若心如死水,毫无爱憎,那么,他对于文学现象如何评价呢?他对于作家、作品如何取舍呢?文学史撰写者如果真做到不受感动,而能有所选择,而能撰写文学史,那文学史会是什么样子呢?程千帆先生说过:“文学活动,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研究,其最原始的和最基本的思维活动应当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是‘感’字当头,而不是‘知’字当头。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文艺作品,当你首先接触它的时候,感到喜不喜欢总是第一位的,而认为好不好以及探究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则是第二位的。由感动而理解,由理解而判断,是研究文学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恐怕不能把感动这个环节取消掉。”(注:程千帆《答人问治诗》,《文史知识》1986年第4期。)程先生真是说到了问题的要害。不论是文学研究专题的撰写,还是文学史的编写,感性的接受是第一位的。感性的接受,就会有爱憎;有爱憎,就会有取舍。有取舍,就会有倾向。有倾向,就存在真实性问题,谁更真实地反映了文学发展的真实面貌,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全视觉地描述文学现象,还是特定视觉描述文学现象,也必然影响文学史的真实性。我们习惯的作法,是描述一位作家、一个流派、一个时期的文学,只介绍其优秀部分,而将其不成功的部分忽略掉。这样一来,当然就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而无法对其作出全面的判断。即使我们从全视觉出发去观察一位作家、一个流派、一个时期的文学,在文学史里,也必定难以反映全貌。道理很简单,一个作家、一个专题的研究,可以作得非常细致,可以作到几十万、上百万字,而写到文学史上来的,也许只有一两千字,只能提其要,或者只能提其某一方面。这样一来,文学史里的真实,也就必然是相对的。与上面这些问题相联系的,必然就是如下的一个问题:文学史的真实性,是不同层面上的真实性。也就是说,从这个层面看,它是真实的;而从另一层面看,它又不一定真实;反之亦然。

   以上种种问题,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随意编排文学史,而置文学史实于不顾。而是为了说明,在存世史料的认真清理之后,我们对于文学的史的认识,也只能相对的真实。这一点,是想要说明,这种相对的真实,存在着不同层面,存在着多种理解和描述的可能性。

   我想,正是从文学史的真实只能是相对的真实这样的角度,我们来尽量地复原文学的史的面貌。1989年,我在一篇关于近四十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反思的文章中,提出古代文论研究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历史还原。1991年,在另一篇类似的文章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提出历史还原的最基本工作,是原著的解读(注:罗宗强、卢盛江《四十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文学遗产》1989年第4期;罗宗强《四十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林徐典编《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中华书局1995年版。)。原著的解读不单是辞语的训释问题,还涉及对于原著的义理的理解;涉及对于文化背景的了解;涉及到历史段落感等问题。那篇文章是谈论古文论研究的,还谈到了对于古文论原著的理解,必须涉及到其时的文学创作实际。我想,文学史写作的历史还原问题,也与此相类似。不过应更加强调史料的清理。做到存世资料网罗殆尽;然后辨伪、解读。这当然首先是指作家生平与作品说的。如果我们用知人论世的方法,那么作家生平、交往等材料的清理,就更加重要。作品解读不确切,也就很难说能够描画出某一作家创作的真实面貌。即使我们不用知人论世的方法,正确解读作品也必是首要的工作。什么叫正确解读作品?此一点往往被理解为辞语与事典的训释。其实这样理解是不全面的。能不能真实贴切地解读作品,还包括对于作品的总体把握,如审美感受、艺术追求、艺术技巧的特点等等。文学的特殊性决定这些把握的重要。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一首很好的诗、一篇很好的散文,被解得味同嚼蜡,关键就在于研究者缺乏艺术的感受力。他当然也就不可能把作品的面貌真实地介绍给读者。以这样的感受力来写文学史,写出来的不会是文学的历史,而可能是社会史或者别的什么史。

   对于文学史的编写来说,历史还原还应该包括对于文学作品、文学流派产生的环境的了解,如社会思潮、文化环境、文体的历史流变、意象积淀诸方面。有的文学现象,不论你用不用知人论世的方法、不论你用不用社会历史研究法,它都离不开它所产生的思潮与文化环境。举一例即可说明:东晋的玄言诗,曾有人认为是表现玄学思想的;但当我们了解到其时玄佛合流的背景,谈玄亦谈及佛理且往往所谈玄佛交融的时候,我们也就认识到,玄言诗应该把那些谈佛理的诗也包括在内才对。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对玄言诗作其它种种方法的研究,因为它涉及到研究范围的确定。当然不是所有的文学史现象都如此,有的文学现象,如果你不用社会历史研究法,是可以不需要了解历史文化背景的。文体的历史流变、意象的历史积淀与此不同,不管我们用何种的方法研究,都很难绕过。因为不了解这些,就不可能了解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个流派的来龙去脉,不可能了解它们在文学的史的发展中的真实位置,哪些是它自己所有,哪些是它从别人处搬来的。对于中国的古代诗歌来说,或者还要考虑到作者的际遇经历,他的心态的变化。有些诗人,不作这样的研究,他的诗的特质恐怕就不易说清。古代的不少诗人,多因兴发感动而为诗,一些诗作,也就带有他当时特有的心境的印记,带着浓厚的自传色彩。不了解这一印记,也就很难确切了解他要说的是什么。有时甚至某种文学思潮的出现,都与其时士人的普遍心态有关。近二十年文学思潮的变化,后人研究如果不了解社会思潮的背景,不了解作者的心境,就不容易说清。我有时瞑想,五十年后,人们要来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史,不了解那时中国社会某一层面人们的心理状况,恐怕就不易看懂王朔的小说,也不易了解这些小说被广泛接受的原因。就像我们今天看阮籍《咏怀》一样,离开他的处境,我们就不懂他为什么要把诗写得那样晦涩。当然,有学者对此大不以为然,认为用社会背景和作家心态研究作品的方法,已是一种被反复批判过的落后的方法,是一种落后的文学观念的产物,需要更新观念。其实,文学史观的更新是永远的,国内外文学史研究的史实已说明了这一点。萧统编《文选》,他的肯否与我们的肯否之间,大不相同。他以他的文学史观定是非,我们以我们的文学史观定是非。我们很难说是萧统更正确地解读文学史,还是我们更正确地解读文学史,因为文学史观不同,对于文学史的认识当然也就存在差异,这是常识。八十年代重编文学史热,也由文学观念的更新所引发。今后也还有不断地文学观念的更新,需要不断地重编文学史。但是我以为,对于文学观念的更新,我们大可以一种平常心对待之。面对学术思想多元化的现实,我们应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对于我们研究古代文学来说,哪一种文学理论更能说明我们的文学现象,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即使是不同的文学观念的杂糅,我以为也无妨。但有一条,大可不必他人一说,我们就弯腰流汗气喘吁吁地跟着。我们对理论的选择,以我们的研究对象的特点而定。有些理论是全可用的,有的则并非全有用。就拿新批评来说吧,从某些层面解读古代作品,会有用处;但要用来作为整个文学史的撰写方法,恐怕就有许多的困难。用种种的方法对文学作不同角度的研究,应该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有了宽容的态度,就会把不同研究方法并存看作一种自然的现象。我很赞同钱中文先生的看法。他说:“90年代学术界的理论探索较之80年代深入得多了,真个是走向宏放、走向纵深。同时我觉得一些论者的起点并不很高,还缺少对理论把握的整体性。表现在对不同的文学观念进行评说时,不是充分理解他们不同的特征,多一些宽容,多留一点理论建树,而是突出他们所从事的或是他们所喜欢的理论观点,自称这是最新最高成就了;或是要按他们提倡的观点来写文艺学,以为那就是理论的胜利了。于是其他的观念一个一个被撂倒,最多也只能算是简单的形态,好像又展开了新一轮的排座次活动。”(注:钱中文《文学发展论(增订本)·跋》,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正是从这种不同观念共存的想法出发,我以为文学史的编写,还应该容许历史还原这样的方法存在。只要文学和人分不开,历史的还原就有必要。只要历史还原存在,社会背景与作者的情况就有价值。问题只在于怎样去研究。

在历史还原的基础上,我们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从某个层面描述出文学的史的发展面貌。当然,这样的历史面貌,也只具有相对的真实性。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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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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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京)199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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