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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的子女也难当

更新时间:2005-08-21 00:07:01
作者: 正华  

  

  晓丹,著名老革命家、政论家、作家、书法家李尔重的爱女。任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干处副处长。她没在办公室坐班,主要是作为李老的生活秘书,照料她父亲。

  由于有父女这一层关系,他是很尽职、尽责的,有时还做得严厉无情。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马司令,早年曾是李老的下属,每到武汉必来看望,老战友见了面,就畅谈忘倦,晓丹则在旁“提醒”客人:“好了好了,再谈下去,李老身体受不了啦!”特别当马司令向尔重提出写文章的建议时,晓丹就更出面阻止了。弄得两位战友都扫兴。我也曾多次碰到这样的尴尬。有次,李老为了浏览网上的信息(他自己经常在网上发表言论),特意买了一台电脑,叫我帮他装好,接上宽带。我作好了这一切准备之后,准备找一位专家上门来设定一个简单的上网程序,让李老能方便地打开网页。但晓丹就“挡驾”了。她说:“李老这么大年纪,还学那么复杂的技术么?他身体也受不了!”一下子把我们努力了多时的事,砸了。没有办法,我们只好经常下载一些有代表性的信息,送给他看。李老很不满意这种做法,我们也不好把此事原由戳穿。

  今年七月五日,李老要我去他家,交给我两本书稿:一本是《几许疏钟一三农问题》,一本是《论社会主义革命》。他要我赶紧校勘好后,送到出版社。

  书稿中有一些变动之处,我必须到他家中去请示。七月上旬,至少去李老家三次,但都没有见到晓丹,是由一位老太太接待我们。李老介绍说:“这是院内一位干部家属,志愿来照顾我的”。我也不好直接问晓丹哪去了?

  七月十八日,北京马司令给我来电话,说“寄给你一份材料,复印一份送李老,你一定亲自送去,当面看看李老”。我说:“近半月来,我去他家几次,出什么事了?”马司令说:“他家出大事了,你不知道吗?晓丹去世了.......”。我说:“司令员,是晓丹‘出事’还是‘去世’啊?”他肯定地回答:“死了”。我真大吃一惊,这些时,没看见晓丹,但李老家显得那样宁静,他交给我两本书稿,又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要我发到网上去,完全不像出了大事的样子啊!

  七月十九日,下午,我陪同贺教授到李老家中,他对约见,早有准备,从资本主义的兴起产生转化,一直到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如何解决农民问题的,特别是毛泽东可以说是倾毕生精力解决农民问题,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半小时的谈话,简直把贺教授折服了,他握着李老的手说:“李老,在现任的党政高级领导人中,他们的学位都很高,但我从来没遇到像您这样博学多才,又有丰富实际斗争经验的老领导。我真是十分佩服您......”李老打断了他的话,连连摆手说:“敬仰就不值得了,今后我们一起探讨吧!”

  坐下来,作这样的长谈,要是晓丹在家,简直是不可能的;但说晓丹不久前死了,我完全看不出一点迹象来。几十万字的两本书,好几篇文章写出要上网,还有这次长谈的准备……仅这些繁重的工作,是一位九十二岁老人发生丧女之痛后能完成的吗?

  临别时,张秘书来了,我与他交情颇深,关于晓丹的事,我可以问问他。我把他请到另一个小客厅问:“张处长听说晓丹出事了?”他反问我:“你从哪里知道的?”我说:“马司令告诉我的,我有些不相信”。张秘书严峻的说:“真的,去世了”。我问他:“怎么死的?”张说:“起先,头脑不正常,怀疑她有抑郁症,送到医院,不几天,人不见了,找回家后,把她看起来,不叫出门。哪知第二天清晨,就从卧室的窗口跳下去了(她家住6楼)”。

  事情发生在七月二日,到今天才十七天,这十七天里,我共四次到李老家,他总是异常的宁静,可以说是“超负荷”地在工作。我常对人说:“九十二岁的人,完成比年轻人还多的工作,李老身体比以前更健康了”。原来,他是在用紧张的工作排除着心头的巨大悲痛。这位92岁的老人能承受这般生活之痛吗?我又怎么能帮他排遣心头忧伤呢?

  我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我想到曾护理过李老夫人的两位陪护。李老很满意她们的工作,还为她俩每人赠了一幅字。我告诉她们李老今日的处境,请她们留在李老身边,给他拉家常,讲民众的故事,拉他去打网球(这都是李老的爱好)。这样也许帮他度过困难。

  七月二十三日,我与两位陪护一块到李老家。一进门,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对李老说:“李老,我给你带来两位客人,她们来看你来了”。他很热情地与她们握手:“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帮助我家解决了很大的困难”。一面笑着,一面眼角里漓着泪水,因为她两人曾和晓丹也建立了很亲近的感情。他转过身来,瞅着我:“正华,你知道了吗?”这老人真敏感,一下子就察觉了我们的来意。我哽咽着说:“知道了”。他这才掉下眼泪,坐下来,面色严峻,对我们说到:

  “这不仅是我和家庭的悲剧,也是当今社会和国家的悲剧。整整一代人都被资本的浪潮所淹没。晓丹害的是抑郁症,不是生理上的病,而是社会压抑的病。她已经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处于绝望和崩溃的境地。对我当然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我们流血牺牲,创立了一个新社会,这个社会慢慢地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又向我们反扑过来。有些共产党人,当了俘虏,成了牺牲品,我们的子女像晓丹,也成了牺牲品。我决不会倒下来,而且要给予以更大的反击。”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在“出事”后的半个月内,他拿出了这样多的作品来。他婉言谢绝了志愿陪护者的请求,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我受得起沉重的打击,我决不会倒下!”

  离开李老家,因为天气酷热,我们找了一家冷饮店,喝点饮料。两位陪护向我讲了晓丹曾同她们断断续续讲述的“心事”。可能这些都是压在晓丹身上从不对旁人讲述的心头之痛:

  “在这个省级干部住宅大院内,可能要数我爸爸的官职最高,也可能算是最穷的了。我管这个家,真难。李老每月四千元左右,我妈长期住院,自己的工资扣医药费都不够,还要请两个人轮流陪护,一个人每月800元。这一笔是一千六百元,家里还要请一个人做饭,每月最少也得六百元,每人每月伙食费平均二百元,这就得一千四百元,总计开支三千六百元,剩下四百元每月水电和其他杂用,够吗?逢到开学,李老的侄孙要上学,得要寄一些钱去,他亲弟弟七老八十了,还要种田顾一家人生活,没有钱让孙子上学……”

  “我爸从解放以来,在武汉、广州、海南、陕西、河北等省、市都是领导干部,有些地方还是‘一把手’,在最后任职的河北省,还是‘一肩挑’(省长、省委书记),可我们家兄弟姐妹没有安排一个人当官。我算是沾了他的光,按组织上的规定,他应有一个生活秘书,我是他女儿,就成了子女中唯一的副处级。我曾问我爸说,‘人家省长的秘书起码是正处,你向组织部门打个招呼吧,让我老了少出点医药费’!我爸说:‘我李尔重一生没打过这样的招呼!’本来我想顶撞他一下:‘这院内谁谁谁,不都是正处,副厅的么!’可是我不敢讲出口,怕惹他生气。”

  清官难当!清官的家难当!清官家的子女也难当!

  2005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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