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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东燕:结果无价值逻辑的实务透视:以防卫过当为视角的展开

更新时间:2015-01-26 19:47:08
作者: 劳东燕  
被二审法院认定具有正当防卫的性质,但其在使用刀具进行防卫的过程中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的结果,则被认定构成防卫过当。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业务庭在对该案的裁判理由进行解说时明确指出,本案被告人为预防不法侵害的发生携带防范性刀具,不能阻却其在遭遇不法侵害时运用该刀具实施的防卫行为成立正当防卫。只要其行为对不法侵害者所造成的损害与其保护的合法权益之间的价值之间不明显失衡,且防卫的效果又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就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15]可见,该案之所以被认定为防卫过当,也主要是缘于死亡结果的出现,在二审法院与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业务庭人员看来,这种结果的出现,使得所造成的损害与所保护的权益相比存在明显的失衡。

   实务的这种做法,得到结果无价值论者的支持。张明楷教授与黎宏教授在具体界定“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时,都明确要求“权衡防卫行为所保护的法益性质与防卫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也正是基于此,他们才会不约而同地断言,不存在所谓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但没有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16]在此种意义上,结果无价值论可谓为实务的“唯结果论”做法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以实际出现的损害结果为基础来思考“必要限度”的问题,对结果无价值论者自然也是顺利成章的。在对前述蔡某某假想防卫过当案的评论中,黎宏教授便提出,在误认存在抢劫的情况下,对于没有借助其它任何工具或者手段(如开车或者骑摩托车)实施抢劫,并且已经结束暴力加害行为、正处于逃跑状态的“抢劫犯”,使用车辆作为工具进行拦截,有防卫手段不合适的嫌疑。[17]当黎宏教授宣称使用车辆作为工具进行拦截的行为属于防卫手段不合适时,他分明以裁判时查明的客观事实与情节作为判断的基础:(1)“抢劫犯”已经彻底结束暴力行为,对“被害人”的人身权利不再具有威胁;(2)假想防卫人想要保护的只是他人的财产权利,而实际导致他人死亡的结果,两相权衡,防卫行为所保护的法益与实际所造成的损害之间差距悬殊。据此,他得出蔡某某的行为属于故意的假想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致死)罪的结论。

   笔者以为,黎宏教授的前述评论及相关的判断未免有“事后诸葛亮”的嫌疑。一则,案发当时“抢劫”并未结束而仍处于过程之中,在“被害人”追赶的情况下,随时存在“抢劫犯”使用暴力进行反击的现实可能,因而,很难说,除财产权利之外,“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包括重大身体健康)已不再受到威胁。二则,就当时的具体情境来看,既然抢劫行为未结束,“抢劫犯”随时有动用暴力的可能,则应当认为使用车辆作为工具进行拦截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三则,黎宏教授的意思似乎是,蔡某某应当下车徒步去追赶逃跑的“抢劫犯”。但是,设身处地从蔡某某的处境考虑,徒步追赶不仅使自身的人身安全面临重大的威胁,而且大大降低其防卫行为的有效性。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无论是从自身安全的考虑,还是从制止“不法侵害”的有效性出发,使用车辆拦截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采取的措施。要求蔡某某不是坐在车上驾车撞击,而是冒着被“抢劫犯”袭击的危险下车追赶,不仅强人所难,而且根本不符合日常生活的逻辑。

   采取“必要限度”的判断取决于实际造成的损害结果的做法,必然使有关行为限度的判断丧失应有的独立性;同时,它也意味着,在“必要限度”的问题上,解释者不是根据行为时一般人认识的事实为基础,而是采取行为后的判断标准,即以事后查明的包括结果在内的所有客观事实作为资料,来判断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如此一来,无异于是以结果的相当性作为防卫限度的判断方法。这样的见解,只怕同属结果无价值论阵营的学者也难以认同。支持结果无价值论的西田典之便明确主张,对于防卫限度中相当性的判断,还是应采取行为的相当性的判断方法。这也是日本判例的一般立场。其理由在于,只要认为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在于,“‘正’不必向‘不正’让步”这种作为权利行为的法律性质,那么,能要求遭受侵害者的,就应该限于在当时的具体状况之下,在能够采取的防卫手段之中,尽量选择侵害性相对要小的防卫行为。结果的相当性虽然并非全无意义,但其意义主要限于,避免将行为本身不相当而结果属于相当的防卫行为,不合理地排除出正当防卫或仅认定成立防卫过当。[18]简言之,在防卫限度的界定中,即使按照日本的刑法理论,行为相当性的考虑也是第一位的,结果的相当性因素虽需顾及,但后者仅处于补充性的地位,且主要应做有利于被告人的考虑。可见,在防卫限度的判断中,倘若以结果的相当性作为首要的考虑因素,则不仅违反我国有关正当防卫的立法宗旨,而且存在主次完全颠倒的弊端。

  

   四、防卫意识与伤害故意

   防卫过当的罪过认定,涉及对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的故意概念如何理解的问题。根据该条规定,犯罪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这意味着,刑法上的犯罪故意有别于日常生活中的故意或心理学上的故意概念,关键的差别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结果的指向性。刑法上的犯罪故意,其认知与意欲的对象是结果,而非行为本身。基于此,行为的有意性绝不等于犯罪故意,只有针对结果的有意性,才存在成立犯罪故意的余地。当然,对结果的有意性,只是构成犯罪故意的必要条件。二是所指向结果的特定性。刑法上的犯罪故意,其认知与意欲的对象是特定的、受到刑法否定评价的结果,即“危害社会的结果”,而不是泛指的、任何意义上的结果。相应地,排除危害性或违法阻却的行为,行为人虽对结果的发生具有有意性,但因相关结果为刑法所容许,故其并不满足犯罪故意的成立条件。假想防卫或假想避险之所以普遍被认为至多成立过失犯罪,也是因为行为人虽对相应的结果存在认识与意欲,但误认为结果为刑法所容许,并未满足犯罪故意所认知与意欲的对象必须是“危害社会的结果”的条件,所以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由此可见,对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故意,不应采取形式的理解,而必须做实质的解读。

   如果承认对犯罪故意必须做实质的解读,则在防卫过当的场合,防卫意识的存在,一般会具有阻却犯罪故意的效果。防卫人虽对结果的发生具有有意性,但由于其往往误以为自己的行为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相应的结果为刑法所容许,故并不满足犯罪故意的所指向结果的特定性的条件。认为防卫过当一般成立故意犯罪的观点,很难站得住脚。在绝大多数情形中,防卫人是在突然遭遇不法侵害的情况下本能地展开反击,其防卫行为往往在短暂的瞬间之内完成,认为在防卫行为实施的瞬间,防卫人的主观犯意发生了从无到有的急剧转变,是难以想象的。当然,这不是说防卫过当绝对地不能成立犯罪故意。在蓄意滥用权利的场合,如为保护微小利益而有意杀死或重伤他人,应当认为防卫人有构成故意犯罪的余地。

   莫某某故意伤害案中,法院在认定莫某某的行为构成防卫过当之后,随即便得出莫某某构成故意伤害罪的结论,并不认为有进一步论证的必要。在实务人员所提供的有关裁判理由的解说中,其内容也仅止于阐释为什么构成防卫过当,而对缘何按故意伤害罪定性未予任何说明。实务人员的这种想当然,无疑是因为这样的定性符合司法的处理惯习。对防卫过当按故意伤害罪处罚的立场,甚至为最高人民法院所明确认同。包括李尚琴等故意伤害案、李明故意伤害案、范尚秀故意伤害案、胡咏平故意伤害案在内的涉及防卫过当的示范性案例,被告人均被认定构成故意伤害罪,而这些案例均刊登于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刊物。[19]

   探究实务立场的由来,可能有两个技术性因素直接促成了前述惯习。一是将整体的防卫行为进行割裂评价的做法,使得实务人员下意识地认为防卫人存在两个行为,其中过当的行为既是有意为之,相应的结果又遭到刑法的否定评价,故其顺理成章地会得出过当的行为构成故意犯罪的结论。二是对犯罪故意做形式的理解,致使将防卫的有意性与刑法上的犯罪故意混为一谈。从技术层面而言,这两个因素可以对实务的立场做出一定的说明,不过,它们显然并未触及根源问题。一则,对防卫行为的割裂评价,本身只是方法论上所使用的手段,它虽然可能为实务将防卫过当论以故意伤害罪的做法提供了一定的逻辑依据,但不足以成为支撑实务立场的实质性基础;更何况,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方法论本身是一个中间性的结论,而无法构成基本的理论前提。二则,实务界也并非在所有场合都对犯罪故意持形式的理解。在假想防卫的场合,实务界便没有将防卫行为的有意性与犯罪故意相混淆,同样认为假想防卫要么成立过失犯罪要么成立意外事件。在一起假想防卫的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业务庭在裁判要旨中明确指出:“不能把刑法理论上讲的故意与心理学理论上所讲的故意等同、混淆起来。……假想防卫虽然是故意的行为,但这种故意是建立在对客观事实错误认识基础上的,自以为是在对不法侵害实行正当防卫。行为人不仅没有认识到其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而且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法正当的,而犯罪故意则是以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为前提的。因此,假想防卫的故意只有心理学上的意义,而不是刑法上的犯罪故意。”[20]

   若要真正解释其间的原委,恐怕还是要追溯到实务中“唯结果论”的倾向。在防卫过当的判断中,人们习惯于以结果作为关注的核心与思考的起点,采取的是“结果→行为”的思考进路。这也是结果无价值论的思考方式,即首先考虑行为对被害人造成了什么样的危害结果,然后由此出发,追溯该结果是由谁的、什么样的行为所引起的,由此来判断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就好像是将一部记录片倒过来看,从结尾回溯所发生的事件的全过程。[21]因而,只要认定客观上存在过当的结果,而过当的结果具有“危害社会”的性质,便很容易认为已具备犯罪故意的结果指向性与所指向结果的特定性的两个条件,由此而得出防卫过当构成故意犯罪的结论。反之,在假想防卫中,人们自始便将关注重心放在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之上,采取的是“行为→结果”的思考进路,即首先考虑行为人出于什么样的意图、实施了什么样的行为,然后再考虑该行为引起了什么样的结果,也就是按照记录片的正常顺序,从头开始观看事件发生、发展以及最终结果的全过程。[22]这是一种行为无价值论的思考方式,自然就会得出假想防卫至多成立过失犯罪的结论。可见,实务将防卫过当论以故意伤害罪的做法,与其说是对犯罪故意的形式理解所导致,不如说是“结果→行为”思考进路的惯性所使然。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未断言“结果→行为”思考进路在逻辑上必然得出防卫过当构成故意犯罪的结论,而只是说这样的思考进路容易将防卫过当引向故意犯罪的轨道。本来,危害结果的发生与否,充其量只能影响犯罪的既未遂,不可能成为行为是否构成故意犯罪的根据。犯罪故意的认定,理应着眼于行为时的判断,取决于行为人在行为时的认识与意志因素,而不依赖于事后出现的结果。然而,在防卫过当的判断中,适用“结果→行为”思考进路,由于改变了故意的判断标准与时点,几乎难以避免由结果反推故意的倾向,更不用说是得出不成立犯罪的结论了。也正是基于此,有时结果无价值论者口头宣称的主张,会与其实际的结论不尽一致。比如,黎宏教授一方面主张,由于缺乏预见可能性或期待可能性,防卫过当多半不能构成犯罪,因为在防卫人慌乱之际,根本想不到还有什么更温和的方法可以使用的场合,并没有超越限度的预见和预见可能性,故其对所造成的结果既无故意也无过失,不成立犯罪;[23]另一方面,在具体个案中,他却往往得出不仅构成犯罪而且构成故意犯罪的结论。蔡某某假想防卫过当案中,在蔡某某误认为存在抢劫的情形下,处于紧张、慌乱之中的蔡某某作为一名司机,几乎不可能想到除了用车撞击之外,还有其他更为合理、更为温和的方法来制止不法侵害,但黎宏教授却坚定地认为,蔡某某用车撞击的行为作为防卫手段并不合适,故理应以故意伤害(致死)罪来定处。[24]

  

   五、结果无价值论的问题

如何把握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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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zhaoke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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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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