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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宗强:读《沧溟先生集》手记

更新时间:2015-01-25 22:54:09
作者: 罗宗强 (进入专栏)  

   明代嘉靖后期再度兴起的文学复古思潮,应作何种之评价,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此一思潮再起之原因;它的价值取向、思想实质;它在文学和文学思想发展过程中具有何种之价值,学者们都作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种种的看法。这些研究成果使我获益非浅。最近几个月,我重读了这一思潮的主要人物李攀龙的《沧溟先生集》。李攀龙的文字“聱牙戟口”、思路展开曲折隐约、表述晦涩,要理解他的真实想法,需要反复地思索。因之,这《沧溟先生集》也就读得很慢,读得兴味索然,每每不能终篇。常常是读了一半就放下,过一阵又硬着头皮重读。读这样的著作,实在是一个并不愉快的经历。这部不大的别集,虽然读了几个月,我仍然无法把它所涉及的问题都弄清楚。我只是就其涉及文学思想的问题,作了一点零碎札记,以就正于研究李攀龙卓有成就的方家。

   一

   关于第二次文学复古思潮的首揭者与起因问题。

   《沧溟先生集》卷一六有一篇《送王元美序》。这篇序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文学复古思潮之再起谁是首倡者与领袖人物;一是复古思潮再起之原因。

   关于第一个问题,《序》有如下一段话:

   先是濮阳李先芳亟为元美道余。及元美见余时,则稠人广座之中而已心知其为余。稍益近之,即曰:“文章经国大业,不朽盛事。今之作者,论不与李献吉辈者,知其无能为已。且余结发而属辞比事,今乃得一当生。仆愿居前先揭旗鼓,必得所欲,与左氏、司马千载而比肩。生岂有意哉?”盖五年于此,少年多时时言余。元美不问也,曰:“世贞奈何乃从诸贤大夫知李生乎!”自是之后,少年乃顾愈益知余。齐鲁之间,其于文学虽天性,然秦汉以来,素业散失。即关洛诸世家,亦皆渐由培植,俟诸王者。故五百年一名世出,犹为多也。[1]

   攀龙此《序》作于嘉靖三十一年。这年七月,王世贞以刑部员外郎奉使决狱庐、扬等四州,攀龙为序送行。这段文字在逻辑上有点混乱。《序》先是回顾与世贞结识之因由,说两人结识是由于李先芳的推荐。接着说初见面时即神遇而心许。接下引出“即曰”一段话。这几句话是谁说的呢?是攀龙自己,还是世贞?前文既言“及元美见余时”,“稍益近之,即曰”,自行文之逻辑言,应是世贞的话。但是,说话者其实是攀龙自己。是他在这送行序中回忆两人初识时即向世贞表明自己将要充当复古旗手的意向。这可以从世贞后来的回忆里得到证明。王世贞在《王氏金虎集序》中,也记此事:“而是时有濮阳李先芳者雅善余,然又善济南李攀龙也。因见攀龙于余。余二人者,相得甚欢。间来约曰:‘夫文章者,天地之精,而不朽之盛举也。……诗书,吾窃有志焉,而未之逮也。诗变而屈氏之《骚》出,靡丽乎长卿,圣矣。乐府,三《诗》之余也。五言古,苏、李其风乎!而法极黄初矣。七言畅于燕歌乎,而法极杜、李矣。律畅于唐乎,而法极大历矣。书变而左氏、战国乎,而法极司马《史》矣。生亦有意乎哉?’于是吾二人者益日切劘为古文辞。”[2]“间来约曰”,明确说这是攀龙来相约提倡复古。“生亦有意乎哉”,与攀龙《序》中的“生岂有意哉”都是攀龙对世贞说话的口气。自行文之逻辑言是世贞的话,而说话者其实是攀龙自己。攀龙文章常常夹缠着说。

   攀龙与世贞相约为古文辞,并且自称要当揭旗者与鼓吹者。究竟谁是文学复古的首倡者与领袖?此一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是其时与后世,都承认攀龙为此次文学复古之领袖人物。说复杂,是细辨起来,似有一些问题须加说明。

   诗宗盛唐,此时再被提起,是否起自攀龙,有待证明。谢榛《诗家直说》有如下一段记载:

   予客京时,李于鳞、王元美、徐子与、梁公实、宗子相诸君招予结社赋诗。一日,谈初唐、盛唐十二家诗集,并李、杜二家,孰可专为楷范。或云沈、宋,或云李、杜,或云王、孟。予默然久之,曰:“历观十四家所作,咸可为法。当选其诸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诸君笑而然之。[3]

   我们知道,其时有诗学初唐一派。从谢榛这段记载中,他们六人对于应学初唐还是盛唐并未有明确之认识。谢榛并取初、盛,且得到诸人认同。同书还记载嘉靖二十八年谢榛与攀龙、世贞赏月谈诗的事。谢榛侃侃而谈,攀龙暗示他不要再谈下去,说:“子何太泄天机?”所谓“太泄天机”,是说不要把关键的问题说透。这次谈的究竟是什么问题,未有明确的说出,但其中已谈及盛唐,则是无疑的。这两则材料,或可说明京师谈诗,最初可能谢榛是主角。梁有誉作《五子诗》,是把谢榛排在第一位的。这当然与谢榛年长有关,但也可以理解为其时六子论诗谢为首。李庆立先生在笺注上一段记载时,引钱谦益、陈伯玑、吴乔诸人评谢榛此一则论述,都公正指出攀龙对唐诗的理解,实自谢榛发之。[4]钱谦益认为其时执牛耳者乃是谢榛。吴乔更明确说谢榛的论述“成七才子一路”。或者由于谢榛的布衣身份,或者由于谢榛论诗而未及文,未涉及文学复古之整体问题,或者更由于谢榛没有王、李辈之大肆张扬,故旗手的称号没有落在他身上,让攀龙得以称自己才是揭旗鼓者。

   至于复古思潮展开之后,谁是领袖的问题,似亦尚有细说处。王世贞在《书与李于鳞论诗事》中记嘉靖三十八年两人的一次对话,颇可窥测两人在此一问题上之心态。攀龙说:

   吾起山东农家,独好为文章,自恨不得一当古作者。既幸与足下相下上,当中原并驱,时一扫万古,是宁独人间世哉!奈何不更评榷所至,而令百岁后傅耳者执柔翰而雌黄其语也。……其不以吾二人更标帜者几希,请为世人实之。

   这是说,两人并驱文坛,可一扫万古。但两人上下之论定,不应由后来人雌黄其间;也不应由当世之人评说。“请为世人实之”,“实”,事实,应该由我们两人根据事实来论定。在攀龙这话里,已经含有与世贞争谁为旗帜的一种心态。以下是攀龙论自己与世贞之间各体诗文之优劣:

   吾于骚赋未及为耳,为当不让足下。足下卢柟俦也。吾拟古乐府少不合者,足下时一离之。离者,离而合也,实不能胜足下。吾五言古不能多足下,多乃不胜我。歌行其有间乎,吾以句,若以篇耳。诸近体靡不敌者。谓绝句不如我,妄。七言律遂过足下一等。足下无神境,吾无凡境耳。[5]

   这是说,在诗的各体中,只有拟古乐府与绝句不如世贞,其余均比世贞好。更重要的是说世贞之作品属凡境,而自己之作品已进入神境。在攀龙心中,就诗而言,他在世贞之上。世贞回答说:

   吾于足下,即小进,固雁行也。岂敢以秦齐之赋而匹盟主。吾之为歌行也,句权而字衡之,不如子远矣。虽然,子有待也,吾无待也。兹其所以埒欤。子兮雪之月也;吾风之行水也。更子而千篇乎,无极我之变。加吾十年,吾不能长有子境矣。

   世贞表面谦称自己不如攀龙,若小有进步,或可与其雁行。但其实是说我比你强。用《庄子》有待无待之说,以拟自己与攀龙之不同。有待是有所凭依,无待是与道为一,入于化境;说自己的诗是风行水上,行于所当行而止于不可不止;又说攀龙的诗极少变化;若再加十年,则我不会停留在目前你所达到的境界上。表面谦逊中其实是说自己的诗在攀龙之上。接着论文。世贞又把攀龙吹捧了一番,但仍然是面服心不服。“又一日,于鳞因酒,踞谓余曰:‘夫天地偶而物无孤美者,人亦然。孔氏之世,乃不有左丘乎。’”把自己比为孔子,而以世贞为左丘明。对于此一比喻,世贞非常的不高兴:“余瞪目直视之,不答。”[6]世贞的内心其实对攀龙在他之上并不许可。攀龙也称世贞为“一代辞宗”。[7]在攀龙于隆庆四年(1570)逝世之前,或者由于其时攀龙名声甚大,世贞一直尊攀龙为领袖。反复言说,类于吹捧,但又不忘将自己与攀龙并列。《喜于鳞视关中学,因寄二首》之二称于鳞为人中龙:“人龙自起中原卧,天马争从西极来。”[8]《于鳞有重寄余兄弟作,再答》:“客有将归金错刀,暮云寒色动江皋。故人知未驯龙性,小弟凭谁与凤毛。”[9]以攀龙为龙,己为凤。《与宗子相书》说:“早夜韦弦之佩,以嘉承君之大贶,抑世贞有言,向者吾与足下僇力矫志,实左右济南,以启不朽。龙凤之喻,中心藏之。”[10]对于以己与攀龙为龙凤的说法,心许而且不忘。《于鳞自浙藩迁长汴臬时,予实为代有赠》:“盛世词坛牛耳在,中原宦迹凤毛多。”[11]承认攀龙执文坛之牛耳,而自己为凤。《过德州不及访于鳞,有寄》:“我自可无衰凤叹,君今仍作卧龙看。”[12]婉转地把自己比之于孔子,而把攀龙拟之于诸葛亮。《秋思》:“天涯岁月终衰凤,海内文章有似龙。”[13]他一会儿比攀龙于李白,一会儿比攀龙于屈原,一会儿又说自己与攀龙“即古所著屈宋、苏李、扬马、甫白之俦”。[14]他们之间,互相激赏,亦互相标榜。世贞在给吴国伦的信中说:“于鳞再发关中书,大赏仆诗,以为秦汉来二三千年,仅见此物耳。知言哉!”[15]“知言”,知音,意谓自己的诗作确是二三千年来所仅见。世贞也吹捧攀龙,说他的《太华山记》为“千古第一记”[16]。这些诗和记,我们今日冷静读之,衡之于其前或于其当代,“二三千年所仅见”与“千古第一”之赞誉,也就让人一笑了之而已。以攀龙为领袖,为其时之一种普遍言说,尤其在攀龙的追随者中。徐中行《重刻李沧溟先生集序》说:“自汉而下千五百余年,擅不朽之业以明当日之盛,孰如于鳞者?所成不既多乎哉!”[17]《滇南闻于鳞讣,哭之》四首之二:“燕台绝迹惊图骏,鲁国遗书叹获麟。”[18]也是把攀龙比为孔子。攀龙死,世贞有《哭李于鳞一百二十韵》,其中提到:“念尔千夫俊,生操万古权。”“春秋获麟日,庚子鹏来年。”[19]庚子,嘉靖十九年,攀龙举于乡,比攀龙为鲲鹏,为孔子。他们两人,都视对方为唯一知己。在世贞《四部稿》的四千五百五十首诗中,写给攀龙的就有一百六十九首,在他有诗往来的数百人中,是最多的[20]。有意思的是,攀龙死后,领袖问题有了变化。世贞开始指出攀龙作品的缺点。他开始吹捧汪道昆,要与道昆共同主盟文坛。《别汪仲淹序》:“仲淹念以李于鳞没,独吾与伯玉不废操觚业,而两家兄弟为之左持右挈,以狎主齐盟,夫亦能不视我伯也。”[21]仲淹,汪道贯,道昆之弟。汪道昆在攀龙生前给攀龙的信中,也说过“足下主盟当代”的话[22]。后来在为世贞的《四部稿》作序时,把攀龙与世贞,比为汉代两司马,又比为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与晋文公:“于时济南则李于鳞,江左则王元美,画地而衡南北,递为桓、文。”[23]攀龙与世贞,就成了文坛两领袖了。攀龙死后,世贞要以己与道昆并为文坛领袖。若就嘉靖末至万历初之文坛状况言,则两人地位甚高,似合事实。而吹捧太过,则亦言语俱在。攀龙自其才气,狂傲不可一世,别人称其狂生,他就说,我而不狂,谁为狂者。世贞后来以文坛霸主自居,仿佛登坛命将,点出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四十子等等。这些人中,不少人创作倾向与他并不一致,也不能拢入复古思潮之内。此一种之行为,不能不说带有炒作之成分。

攀龙作《送王元美序》之嘉靖三十一年,“主吴中风雅三十余年”,地位甚高之文征明,博学多才地位同样甚高之杨慎都还在世。当此之时,攀龙暗示自己为五百年一出之人材,自称将要与世贞为左、马,为文坛之揭旗鼓者。此一种之言说,故可视为自信,或亦与再次复古之动因有关。上面不惮辞费,引述他们互相标榜之种种言说,意亦在于提出一个问题:明代第二次文学复古思潮之原初动力除了再次提出诗必汉魏、盛唐,文必秦、汉的主张之外,是否在于为自己在文坛争地位,是否存在炒作的问题。前辈学者多次指出此时互相标榜之风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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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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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京)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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