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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宗强:嘉靖末至万历前期文学思想的转变

更新时间:2015-01-25 22:40:08
作者: 罗宗强 (进入专栏)  

   一

   嘉靖一朝,文学思想的多元化已经展开。有一个时期文学复古思潮成为主流,影响着一个长时期的文风。但是,就在复古思潮高涨的时候,持批评态度的也大有人在。即使在复古文人内部,他们之间的主张与创作倾向,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而到了嘉靖末,一批与复古思潮异趣的出色作者的出现,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创作风貌,文学思想正在起变化,并且预示着一个新的以自我为核心、重在表现自我情性的新的文学思潮行将到来。起自嘉靖末至万历前期文学思想的变化,是政局、思潮、社会生活情趣变化的反映。

   嘉靖末,朝政已经混乱不堪。嘉靖皇帝沉迷于道教修炼,在宫内举行斋醮,祈求长生,既不视朝政,又靡费无度。有名的奸人严嵩操纵朝政,官场腐败成风,上下贿赂公行,卖官鬻爵。王穉登在《黄翁传》中说,以前好古君子,对古器物图籍不过用以清赏,“以故虽有名物,莫得厚直。今读邸中书,见朝廷迁官晋阶,其在齐鲁燕赵者,远不可数,若吾乡某人为御史,则曰以某器进;某人为监司,则曰以某图入。由是夏王之鼎,石鼓秦经,图史丹青、玉检金匮之书,棼然入市,而其价视昔不翅十倍。呜呼!是古钟鼎金石图书为金钱贿赂用矣”①。由是可见朝廷的腐败,朝政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国库无可用之钱粮,边境无可用之士兵。士人中之正气受到巨大的挫伤。到了万历初张居正进行改革的前夕,各级政府几已处于瘫痪状态。张居正改革十年,整顿吏治,雷厉风行,数十年疲沓腐败,得到整肃,政局有了生机。《明史》本传说他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他减缩开支,增加税收,国库日渐充盈,太仓之粟可支五六年。国防也加强了,南平倭,北稳定了俺答。万历的头十年,确实出现了正德之后从未有过的好局面。但是由于他性格方面的原因,“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深机,结怨于上下”②。有人说他工于谋国,拙于谋身。也由于少年万历皇帝受压抑心态的报复心理,更由于朝廷内部的斗争。张居正一死,对他的清算立刻开始。此次清算,不以事理之是非为准绳,而以是否为张居正所重用划线。凡张居正重用之人,无不遭弹劾处理。一切又回到原来的状态。

   思想潮流也发生变化,阳明心学的发展至此渐入空谈,讲学与谈禅,几无二致。沈懋学在给王畿的信中谈到这一点:

   盖文成王夫子当训诂章句溺心之时,举致良知三字提醒人心,挽回世运。流传渐远,议论渐玄,造诣渐踈,宗旨渐失,以知识为真际而不察其所以为良;以本体即工夫而不思其所以为致。高者借锋于禅幻,卑者射影于利名。……假途托迹,妄拟清谈。甚有恣己猖狂,率人悖乱,机成当祻,大坏师门,不思易之,后将何极?③沈懋学严厉批评由心学入禅者。其实,阳明心学已有禅的成分。阳明后学有的由心学入禅,也就顺理成章。嘉靖末心学与禅修、与道教养生合一已成趋势,进入一部分士人的生活中。修心与养生,都是“为我”,与当时奢靡的社会生活风尚怪异的结合,一为生活的放荡满足,一为心灵的救赎,呈现出一幅士人心态的生动景观。\r

   社会生活风尚奢靡日甚,士风随之放荡不检,游、酒、禅、妓成了他们日常生活所追求的情趣。王穉登在《答朱十六》中说自己十二而游青楼,中间二十年,“未尝不与此曹燕昵”。他十二岁至三十二岁,是嘉靖二十五年至四十五年。孙七政不惟谈禅、游狭邪,时或将妓女带进禅院。嘉靖二十八年他在《春游篇》中就有带佳丽下榻禅房的记载。后来在《休上人房赠美人》中,写得更为露骨:“绣佛斋前香气微,可怜行雨亦霏霏。看来一片青莲色,疑是空花作舞衣。”④ 在禅房而咏行雨,可见其时放荡之风气。卓明卿在其《示儿子书》中,坦然说他年轻时纵欲之情形:

   兼性好豪奢,不能检柙,狎悰逸兴,神往色飞。弱冠以来,词场酒家,罔不为政,曼睩娥眉,投簪堕履,鸡叫月落,脂遗馥剩,既趣尚之风流,或余心之有托。此政非若辈所知也。⑤王百谷、孙七政、王伯稠、莫是龙等人都有不少赠妓诗。他们也谈禅,也拥妓。我在《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中提到,“上自首辅,下至一般官吏,享乐成为一时之时尚。享乐与纵欲一体。妻妾成群为一时之风尚,为了纵欲而服春药。上自皇帝始,习此为乐。即使改革家如张居正,亦姬妾成群,为满足色欲,他也服春药。他之早逝,似与此有关。房中术与春药,为此时纵欲士人之一爱好。达官显宦、富商巨贾,以至下吏布衣,都有崇尚此道者。享乐生活之另一内容,是征歌度曲,燕饮时演出。许多著名人物,家中都有戏班或歌伎歌童,用以自娱或娱客。”⑥

   要言之,自政局言,嘉靖末处于朝政混乱时期,于文学思潮的发展未加干预。万历头十年张居正改革,着眼点在政权运作、经济政策与用人上,他虽然曾毁书院、禁讲学、杀何心隐,那是因为反对言谈有碍他的改革的进行。张居正借《诗》以议朝政,在公开场合,他持有功利文学观。但是张居正自己的创作实践与他的理论言说并不相同,他诗文都写得辞采华丽⑦。而万历十年以后的政治环境,当政者忙于清算张居正与朝廷内部的争斗,无暇顾及文学思潮之变化,给文学思潮的发展留出了空间。

   嘉靖末至万历前期,张扬自我的思潮在士人中影响巨大。这样一种思想潮流与追求自适生活情趣结合,反映到文学上来,就是回归自我,要求表现出人性的本然之真。士人们本能地反对复古。他们的审美趣味与其生活趣味一样,带着世俗的倾向。这种文学思想取向,王百谷、孙七政等人在嘉靖末已在诗文创作中表现出来;屠隆、冯梦祯、莫是龙等人在隆庆、万历前期表现得更为充分。

   二

   这些士人文学思想的共同倾向之一,是反对复古。王百谷、冯梦祯、屠隆、潘之恒、莫是龙等人,都与后七子王世贞辈有交往,也都承认王世贞、李攀龙、汪道昆在文坛上的领袖地位。但是,他们的审美情趣和文学思想倾向,却与王世贞辈不同。嘉靖末,王百谷在《与方子服论诗书》中,对方子服崇尚复古予以批评:

   吴人之诗,大率骄淫绮靡之思多,慷慨激烈之音少。足下毅然欲尽洗其陋,于乡国辞人及当代阐奇发藻之士,举莫当意;而独于关西李氏之作咨嗟击节,命为绝唱。此则鄙人所未喻也。⑧对方子服独尊李梦阳,他表示不解。王百谷从明代诗歌发展史的角度,认为李梦阳在扭转文风、恢复风雅上固有其成就,但是其缺点是意直、情疏、律庸,弊在矫枉过正,弊在“摹仿刻深,陶镕未暇”。由于摹仿太过,所以没有含蕴,没有深情。他批评方子服说;“足下贱家丘之易,而效邯郸之步,舍熊掌之珍,而甘嗜鱼之癖,不已谬乎?”他说应该融情义于两得,而后运之于心。

   后来冯梦祯在《答冯文所》中说:

   今之文人,自谓不作唐以下人语。而区区模拟,句擳字比,尚非叔敖之优孟?即唐以下文人如昌黎、河东、卢陵、临川、眉山父子兄弟诸君子,见之必然呕吐。顾嚣嚣然高自标榜以欺天下,将谁欺乎!⑨冯梦祯对于复古派的欺人之谈,真是批评得极其严厉。

   屠隆对复古派的批评就更多。他认为以古文为榜样,并非不好;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有自己的见解,“见非超妙,则傍古人之藩篱而已。壮夫者,禀灵异之气,挺秀拔之姿,竭生平才智以从事文章家,乃不能高足远览,洞幽极玄,以特立于千载之下,与古人并驱而前,分道而抗旌,而徒傍人藩篱,拾人咳唾以为生活,彼古人且奴视之曰:是为我负担而割裂我者。传之后世,以为如何?”⑩ 屠隆说得实在非常自信:要写文章,就要与古人并驾齐驱;若是只会拾人咳唾,连古人也看不起。他最早写给王世贞的一封信,居然敢于批评李攀龙的诗风太过单一,批评王世贞的诗文太滥,“无所不有,亦必有所无”,是说他涉猎太广,必有所失。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居然对两位文坛盟主提出批评,而且指出的正是他们的要害所在,这表现出屠隆的新的文学思想观念,与他的敏锐的思辨能力与独立意识。

   屠隆指出复古者往往规模《列》、《左》,纵横诸子,古声古色,而索之无味。古人有其事而言之,今人无其事亦言之,“字模句仿,非不俨然似之,而形式虽具,神气都绝。……唐不拟六朝;六朝不拟魏、晋;魏、晋不拟周、汉;周、汉不拟《史》、《左》,不拟《骚》,而皆卓然为后世宗,则各极其至也。何物不传,而必曰吾为某体,过矣”(11)。各个朝代的诗各有其特点,谁也不可能像谁,也不必像谁。“各极其至”,是说各个朝代的诗文都有其最好的成就。他晚年说自己少年时也学古,但后来觉得那样做太难为情。“余少时亦尺寸《史》、《汉》,今每临文,欲用太史公字句,不胜羞缩”(12)。

   邹迪光也厌弃模拟。在《王懋中先生诗集序》中他指出:“今上万历之初年,世人谭诗必曰李、何,又曰王、李。必李、何、王、李而后为诗,不李、何、王、李非诗也。又谓此四家者,其源出于青莲、少陵氏。则又曰李、杜。必李、杜而后为诗,不李、杜非诗也。自李、杜而上有沈有宋,有卢有骆,有王、杨;再上有阴、何,有江有鲍有颜,再上有曹、刘,有嵇、阮,有潘、陆,有左有韦,有苏有李,无暇数十百家,悉置不问,而仅津津于少陵、青莲、献吉、仲默、元美、于鳞六人,此何说也?”(13) 这是说,要师古就应该广师诸家,而不独偏一二家。这个时期的作者们反对复古,主要是主张从复古转而师心。

   三

   王穉登、屠隆等士人文学思想的核心是求真。生活趣味追求任情适意,极重自我,当然也就看不惯随人脚跟的复古派的主张,而张扬个性。他们主张不加粉饰地表现自己的真感受真性情。这样一种文学思想倾向,首先在创作中反映出来。嘉靖末,王穉登的诗已表现出随性而发的趋向,《重阳前一日与方丈兄弟同集泉上》:

   一笑柴门晚,元方复季方。清风吹短发,明日是重阳。野屋山橙落,新霜坂稻香。爱君泉上月,不肯负清光。“方丈”,指方子服、方子时;元方季方,犹言大方二方。重阳前一日与方氏兄弟同游,写来如同随口说出。这一时期他的七律也写得流畅自然,如《新秋感事》:

   信有秋风不厌贫,吹帘入幌转相亲。红颜薄命空流水,绿酒多情似故人。服药难辞星入鬓,闭门长与竹为邻。黄金散尽真堪惜,前日亲知是陌尘。(14)山居而发一种世态炎凉之感慨,谓黄金未散尽时是亲知,黄金散尽之后前日之亲知已成路人。《壬戌除夜》:

   忽忽流光岁屡移,烧灯对酒不胜悲。雨寒山县梅花寂,地僻柴门玉历迟。市上香醪杯上雪,旅中星鬓镜中丝。故人若问庭前竹,叶叶枝枝似旧时。(15)壬戌是嘉靖四十一年,这年王穉登二十八岁,他北游太学,本拟应试,却因父丧回乡守制,诗当是他回乡后所作。守制的悲思,未能应试的失落与无奈交错,“玉历迟”,时光过得慢,一切如故,应试的事又推迟了。把心事表现得很真诚。沈尧俞为百谷的《金昌集》作序,称:“今百谷之诗,读之固不俟艰齿涩舌、侧耳倾听瞬目覃思而后得也。”(16) 沈尧俞是说百谷的诗情思抒发明白晓畅,不像复古派那样艰涩深奥。《金昌集》初刻于嘉靖四十二年,从沈尧俞的《序》,可以看到嘉靖末士人中对字模句仿、艰齿涩舌复古派诗风的不满。

   师心,写出真心,真性情,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屠隆。万历六年,屠隆在颍上县令任上,修筑堤坝,同情生民疾苦,受到爱戴。同时他又是一个性情中人。万历七年末,他调青浦县令。在青浦任上,与吴越间名士沈懋学、冯梦祯、莫是龙等交往,青帘白舫,泛舟置酒,诗歌酬答。沈懋学、冯梦祯与屠隆都是万历五年同榜进士。沈懋学因反对张居正“夺情”而引疾归,放浪西湖苕霅间。冯梦祯也因“夺情”事件愤而病归,这时正在西湖一带。他们三人“以文章意气相豪,纵酒悲歌,跌宕俯仰,声华籍甚,亦以此负狂简声”(17)。这段时间,他们的诗文都纵情而发。屠隆无论是写民生疾苦的诗文(如《发颍阳记》),还是写日常生活,都十分真诚、亲切。《发颍阳记》写万历七年冬他从颍上县令移青浦县令路上所见:

是夕宿茅屋中,上漏下湿,床头积雪盈尺,朴被如冰。旦起上马,行数里,见山谷中群褴褛号哭而来。屠子停辔问之,皆答曰:吾侪小人,皆大梁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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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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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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