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邓立军:新刑事诉讼法视角下技术侦查的法律监督

更新时间:2015-01-23 21:41:30
作者: 邓立军  
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要确保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不仅要有一部好的法律,更重要的是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执法检查的目的,就是要纠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督促公安、司法机关依法治国、公正司法。

   但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只于2000年9月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唯一的一次执法检查,根据其检查后发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来看,这次执法检查主要针对超期羁押、刑讯逼供、保障律师依法履行职务三个方面来展开的[6]。这就有力证明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没有对技术侦查开展过执法检查,这就使技术侦查成为执法检查的“禁区”,至于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就更不敢触碰技术侦查这一“雷区”。毫无疑问,在执法检查越来越成为各级人大常委会不可或缺的法律监督形式的当下,在技术侦查的法律监督上缺位是导致技术侦查滥用的重要原因。

   由于技术侦查具有高度隐蔽性、封闭性、长期性、技术性等特征,它所蕴含的易侵权的风险是其他任何常规侦查行为都无法比拟的,因此更有必要加强法律监督的力度,然而由于新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忽略了法律监督的制度建设,导致滥用的风险骤增。笔者认为,加强技术侦查法律监督必须处理好两个相互关联而又至关重要的问题:一是观念革命。执政党和国家必须抛弃“阶级斗争工具论”和“侦查神秘主义”的陈腐观念,适度增强技术侦查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因为“公开性原则,乃是法治国家原则,而不容许仅以‘真实发现’之空洞理由,即予以限制或剥夺人民知情的权利,更不容许成为侦查密行的怪招。毕竟,对于人民而言,国家的行为必须是公开的,亦即可预见的及可评估的。尤其是对于侦查机关(检察官)或其辅助人(警察)的行为,更是要守着‘公开性原则’,因为侦查机关对于涉嫌犯罪人所为之行为,系有侵及人权之危险,而你我大家均有可能受到此种危险之侵害。而公开性原则乃是确保国家行为的可监督性。”{5}二是制度创新。必须创制出适合技术侦查的并且独具特色的监督制度来,继续沿袭过去的老一套监督措施是不可能取得什么成效的。因此着力于制度创新应该是加强技术侦查法律监督的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切实建构科学而合理,系统而可行的技术侦查法律监督制度,最大限度地减少技术侦查的随意性,对技术侦查从启动到终结构建无缝隙的全程监督体系是推进技术侦查法律监督的基础和前提,否则法律监督就会因缺乏法律依据而无所适从。

  

   二、加强事前监督——实现技术侦查的适用审批由行政审批向司法审查的转轨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148条规定,技术侦查的适用审批是一种“各自为政、互不干扰”的审批机制,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法定范围内的案件适用技术侦查时只需要经过公安机关负责人和检察长审批即可,表现出强烈的“行政令状”属性。“行政令状”在提升侦查效率和保守侦查机密方面虽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一方面它将检察机关挡在了法律监督的门外,使得检察机关无法对公安机关的技术侦查活动行使监督权,另一方面也使检察机关自身的技术侦查沦为法律监督的真空地带,从而使技术侦查在启动环节就丧失了最重要的制度屏障。这是此次技术侦查立法的重大缺陷,为技术侦查的滥用埋下了隐患,改革势在必行。

   (一)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应当是技术侦查启动机制改革的终极目标

   技术侦查启动机制改革的终极目标应当是摒弃“各自为政、互不干扰”的行政审批机制,建立司法审查机制,这是加强技术侦查事前监督至关重要的、无可替代的抉择。这是因为:首先,技术侦查的行政审批机制违背了“分权制衡”的法治精神。分权制衡是西方法治国普遍适用于政治体制和其他国家管理活动中的重要法理,形成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当时尚未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为了同封建主分享统治权并反对封建主的专横,便提出了分权制衡学说,主张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项权力应当分别由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去行使,形成三项权力间的相互牵制和相互约束的格局,以保持国家权力间的平衡状态,防止某个机关或某个人的独断专行。分权制衡理论辐射到技术侦查领域则表现为强调法官拥有对技术侦查启动程序的裁判权,以使技术侦查权受到司法权的制约,防止其在运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和偏差。其次,技术侦查的行政审批机制违背了程序正义理论。刑事诉讼的本质是代表国家的侦控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一种冲突,如果允许侦查机关有权自行决定是否适用技术侦查并对控辩之间的争议进行裁决,实际上是允许诉讼争议的一方有权对涉及争议双方利益的事项进行裁决,是允许行政官同时享有司法官的权限,也即出现了“担任自己案件法官”的现象,这将使争议的相对方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此外,技术侦查从决定到执行完毕始终都是侦查机关的“独角戏”,犯罪嫌疑人没有任何表达异议的机会,这显然违背了“平等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的古典自然正义的标准。再次,技术侦查的适用遵循司法令状原则是法治国的普遍做法。从世界各法治国或地区技术侦查的立法来看,技术侦查的实施必须获得法定机关的批准方能实施,而这里的法定机关就是指法院。举例来说,为了防止侦查机关在实施过程中侵犯公民权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均规定技术侦查的适用必须经侦查机关提出申请,法官审查批准后才能适用。在美国,无论是申请对有线通讯、电子通讯、口头通讯进行监听的授权还是对紧急监听的事后追认,都必须以书面为之,且应该在有管辖权的法官面前宣誓或者确认,并述明申请人有提出监听的申请之职责[7]。在加拿大,侦查机关不能自行决定是否窃听,而必须由侦查机关向法官提出申请,法官经审查后认为符合司法窃听条件的,才允许侦查机关实施司法窃听{6}127、129、130。在新西兰,任何警察根据高等法院所颁发的令状,基于法定确信,可以通过窃听器材对个人通讯内容进行窃听[8]。在日本,请求监听令状,应当由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员向地方法院的法官提出申请[9]。在法国,在预审法官认为有侦查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决定监听电讯。此种决定不具有司法权裁判性质,不得经任何途径对其提出任何上诉。此外,预审法官还有权对监听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10]。在德国,对电讯往来是否监视、录制,只允许由法官决定。在延误有危险时也可以由检察官决定。检察官的命令如果在三日内未获法官确认的,失去效力[11]。在意大利,当存在重大犯罪嫌疑并且为进行侦查工作必须实行窃听时,检察官应该向负责初期侦查的法官提出申请,由该法官采用附理由命令的形式给予批准[12]。由此来看,由司法权对技术侦查进行监督和控制,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普遍确立的一项基本制度。西方法治国家之所以通过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对技术侦查予以审查和监督,最根本的原因是充分认识到技术侦查具有膨胀性和扩张性,存在随意侵犯公民权利的巨大隐忧,而由中立、超然的法官对技术侦查的启动加以审查,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小和抑制这种隐忧。保护公民免受政府权力的不法侵犯,此乃法官之天职。

   (二)我国建立技术侦查司法令状原则的路径

   基于上述分析,我国技术侦查必须遵循分权制衡的法治精神与程序正义理论,在借鉴西方法治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推行“批准权与执行权分离”的改革思路,实现由行政审批向司法审查的转轨,这是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技术侦查权运行机制的根本路径。然而对于由哪一个机构来行使司法审查权的问题,国内学界存在较大争议,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批准权应该由法院来统一行使,这是当前法学界的主流观点。第二种观点主张,在我国的诉讼文化背景和检警分立模式下,不具有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基础和条件,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我国法的本土资源,结合《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建立由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行为进行法律监督的机制,所以赋予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的批准权,在我国现有法律体制下能减少对刑事司法制度的冲击,有着合法性和合理性依据{7}。第三种观点主张公安机关适用技术侦查由检察院来行使批准权,而检察院侦查自侦案件适用技术侦查由法院行使批准权{8}135。笔者认为,虽然我国的检察机关也属于司法机构的范畴,但是由于其本身负有侦查自侦案件的职责,客观性、中立性严重不足,若将技术侦查批准权统一交由检察院来行使,仍然存在自我审批的问题,难以实现有效监督,因而第二种观点是不妥当的。至于第三种观点虽然解决了自我审批的问题,但是由于审批权交由不同机构行使,极易造成审批标准不统一,不利于法律的统一实施等弊端。所以,第一种观点更具有合理性,具体建构思路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实施技术侦查必要时,应当制作“呈请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报告书”,并提交呈请立案报告书、立案决定书的复印件以及有关的案件证据材料,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人民法院收到申请以后应当立即进行审核,根据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做出是否批准的决定。未获人民法院批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均不得擅自实施技术侦查,但在紧急情况下,侦查机关可以先行实施技术侦查,尔后必须在法定期间内(一般为24小时)申请法院的追认。如果未获法院追认,所获证据材料不具有证据能力。

  

   三、加强事中监督——现场检察制度和见证人制度的全新构建

   自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技术侦查的法律监督基本上等同于检察监督,而所谓的检察监督只不过是像过去一样局限于对公安机关移交的审查批捕或者审查起诉案件的证据材料和法律文书进行的事后审查,这种事后审查很难发现滥用技术侦查的蛛丝马迹。为了防范技术侦查事后监督的弊端,加强风险防范与控制,有必要建立现场检察制度和见证人制度,以突破目前技术侦查绝对封闭的神秘空间,从而使技术侦查的法律监督由“事后监督”向“事中监督”转轨。

   (一)现场检察制度的全新建构

   所谓“现场检察”,是指人民检察院向公安机关派驻专门的监督机构——“技术侦查检察监督工作办公室”或者指派合适的检察官直接到辖区内公安机关技术侦查部门的办公场所或者执行现场对技侦侦查办案、审批程序、手段管理、侦控数据及信息保存、重点工作场所以及装备器材管理等方面进行检查,通过核实和查清非现场检察或者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中发现的问题和疑点,以达到全面深入了解和判断公安机关是否严格遵守技术侦查法律制度的一种实地检察方式。

从加强检察监督工作的实效出发,技术侦查的现场检察应当遵守以下基本流程:第一,人民检察院根据非现场检察以及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后,应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综合分析以后作出是否进行现场检察的判断。第二,制作现场检察方案。人民检察院要根据从各种渠道获悉的公安机关违法实施技术侦查的信息,在认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具体的现场检察方案,明确现场检察的主要领域及重点,同时确定具体的现场检察工作时间、检察人员及具体分工。第三,人民检察院如果决定有必要进行现场检察时,应该制作《现场检察通知书》,并在进场时向被检察的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出示。《现场检察通知书》的内容主要包括:现场检察的时间、内容,应当准备的有关案卷材料、法律文书以及相关证据材料,以及需要谈话的技术侦查人员等。第四,进入现场开始检察。根据制定的现场检察方案和确定的检察重点,通过查阅案卷、文件、法律文书、各种报告,核查证据材料,比对数据,播放视听资料,个别谈话等方式重点检察以下事项:(1)技术侦查措施的工作日志及其门禁管制情况;(2)技术侦查仪器设备的使用是否存在详细记录,该记录与有关案件的批准决定书是否吻合;(3)技术侦查措施的启动时间是否在立案之后;(4)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有无合法的申请与批准决定书;(5)技术侦查措施是否按照批准的措施种类、适用对象和期限实施;(6)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是否逾越法定案件范围;(7)技术侦查措施所得证据材料是否严格依照规定保管、交付和销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hongj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3011.html
文章来源:《暨南学报》2014年第10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