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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荷兰和法国的外交思想

更新时间:2002-01-07 18:01:00
作者: 王福春 (进入专栏)   张学斌  

  这引起了法国首相马扎林的不满。马扎林下来驱逐维格尔福特。但维格尔福特不愿离开法国,结果被投入巴士底狱。释放后,他短期到过英国。1659年,维格尔福特返回荷兰海牙。荷兰首相维特命他撰写《荷兰史》。此时,维格尔福特与法国外交大臣朗尼有通信联系,并接受法国津贴,直到1672年法国入侵荷兰为止。维特死后,荷兰新任首相认为维格尔福特是一个危险人物。1676年3月25日,他因叛国罪被逮捕。同年11月20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在狱中,他写作了他的代表性著作《大使及其职能》。1679年2月18日,在女儿的帮助下,他逃离监狱,并得到了布伦瑞克公爵的庇护。1680年在荷兰政府的同意下,《大使及其职能》(两卷本)正式出版。1682年,维格尔福特死在德国的汉诺威,终年85岁。

  维格尔福特的外交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两卷本外交学专著《大使及其职能》一书中,并可概括如下:

  1.关于使节职能的观点。维格尔福特认为,大使的职能主要“包括维持两个王公之间的有效沟通,传递其主公致驻在国王公的书信,并恳求回复……以及实现其主公的目标和维护其利益。” 忠诚是对大使的基本要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曾经将她的两位使节尼古拉.克利富特和安东尼.雪黎投入监狱,因为他们竟敢未经允许便接受法王亨利四世的圣迈克尔勋章。对此女王当时表示,一个圣洁的女人只应该仰视自己的丈夫,而一个臣民除了效忠于上帝指定给他的君主外,不应该私通其他的主权者。对于女王的做法,维格尔福特极表赞成,认为,单单发生怀疑这一点,便至少足以将使节召回并结束其功名前途。

  2.光荣间谍论。维格尔福特提出,大使一方面是“和平的使者”,同时也是“光荣的间谍。”“实际上,大使的职能之一就是回报他的主公,服从委任他的人。因为作为光荣的间谍,他不仅要成为主公的一个可靠的情报来源,而且应该按照主公指示的方向去行事。” 使节以收买手段探听它国秘密的职责是非常重要的,以至可以说,那些没有此种习惯的国家,由于害怕失去5万艾叩,却因而失去数百万艾叩。例如联省共和国就是如此。联省共和国没有设置用于收买行贿之专款,而三级会议拨发此种经费又公开进行,弄得尽人皆知,然而这种事情却要求绝对的秘密。因此,荷兰的外交便掌握在奥兰治公爵们手中,而他们并不讨厌得到法国国王的津贴。亨利四世的大臣冉宁1609年8月11日的训令却有几行耐人寻味的话。在这段话中,冉宁指示法国大使拨付一定数额之款项用以支持奥兰治的摩里斯和其他要人,以增强他们对法国的同情和对法国世仇西班牙的敌意。国王亨利四世在其批示中指定为此目的而动用10万利维尔。

  3.关于大使的任职资格和条件。维格尔福特认为,一个大使最应具备的品质应该是谨慎和节制。其中谨慎主要包括仔细、反应性以及沉默和间接性等。大使的艺术在于,当你极欲渴求某件事情时,在表面上却要不动声色;当你象划船一样推进自己的目标时,你却要从背后来使劲儿。而节制主要指一个人在紧急情况下控制自己的情绪和保持冷静及沉着的能力。相反,某些人的情绪总是一点就着,充满了火药和芒硝,在紧急情况下由于激动易于与对手妥协。因为他们很容易就会失去控制或者勃然大怒,以致于不知道他们当时到底在干什么。维格尔福特说,马扎林的一个卓越才能就是能够使对手失去控制或者晕头转向。在强调上述品质对于从事谈判和起草条约工作的重要性的同时,维格尔福特还表示,大使效能通常取决于他与其主公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大使的忠诚也需要其主公信任和信心的汇报。如果一个大使在谈判没有给予全权,除非象在1644年芒斯特召开的结束30年宗教战争的会议上,西班牙代表未获得全权,其目的在于拖延谈判。

  维格尔福特的外交思想主要反映了17世纪欧洲的外交实践,是对当时外交实践的理论总结。正如他在《大使及其职能》一书序言中指出:与当时出版的大多数外交著作不同,这些著作都充满了关于“完美的大使“的叙述。但这些著作既未了解外交官职务本身,也没有理解世界的本质。因此,他的著作不打算花费时间讨论大使如何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因为在这样一个堕落的时代,这样的大使无从寻觅。因为“使节也是人,也具有平常人的弱点,这就是说,他们也有激情和利益。但是使节应知道他是否愿意为自己和他的主公增添荣誉。” 维格尔福特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对17-18世纪的外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大使及其职能》一书描述了一个使节应该做什么以及怎样去履行其职务,曾多次再版,长期以来是外交官必读的指南。但是,后来他在外交史却被人忘却了,甚至尼科松也忽视了他。然而,作为西方近代外交思想的大师,他把法国的外交方式加以系统总结并推广,其功劳与卡利埃尔不相上下。

  

  第三节:黎塞留的外交思想

  

  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uc de Richelieu, 1585-1642), 枢机主教,法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首相(1624-1642)。

  1585年9月,黎塞留出生于巴黎的一个贵族家庭。21岁时进入纳威尔学院并在1607年4月16日被法王亨利四世提名为绿松城的主教。1614年,他作为教士代表进入三级会议。1616年,黎塞留成为军事和外交国务秘书。他曾是王太后的门徒,1617年王太后倒台,黎塞留随后被流放到布鲁耶斯,不久来到阿维农。1620年,黎塞留成功地安排了王太后玛利与其儿子路易十三的和解。1622年,黎塞留晋升为枢机主教。1623年,通过玛丽王太后的帮助,黎塞留担任国王路易十三的首相。在首相任内,国王本人尽管不喜欢黎塞留,但欣赏他的智力和精力。国王凡事均依靠黎塞留,作为最高行政机关的国务会议徒具虚名,实际权力集中在黎塞留及其助手手中。中央政府向各省派遣一个主计官,其地位高于各省总督。主计官由中央政府任免,官职不能世袭、买卖和转让。为了削弱贵族的势力,加强君主专制的中央政权,黎塞留对胡格诺教派进行了镇压。当时胡格诺教派依据《南特敕令》,在法国南部拥有许多城堡,对抗王权,形成“国中之国”。1628年,黎塞留亲自指挥军队,攻占了胡格诺教派的重要据点拉罗舍尔。次年,又剥夺了该教派享有的政治和军事特权。1631年,黎塞留被封为公爵。1632年,他镇压了奥伦治公爵的叛乱。在30年宗教战争期间(1618-1648),他交替运用谈判和武力的手段保护了德意志的新教徒,目的是使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难堪。黎塞留还在其助手的帮助下,使葡萄牙与西班牙分离。总之,黎塞留在其首相任期内,政治上任用“穿袍贵族”(贵族化的资产阶级),镇压新教徒叛乱,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巩固了法国的王权和中央集权;经济上,他改革财政制度,鼓励发展工商业,建立贸易公司,实行殖民掠夺,为法国君主专制的鼎盛时期奠定了基础;同时外交上,他支持他德意志新教诸侯和荷兰、瑞典等国,反对哈布斯堡王朝,从而建立了旨在确保欧洲和平与法国优势地位的均势体制。在黎塞留秉政不到20年的时间里1624-1643),法国摆脱了奥地利王族的钳制,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同时法国比20年前则强大了许多,法国的版图也空前辽阔。法国国王在被承认的王国国界外,还控制着阿尔图瓦、洛林、阿尔萨斯、萨瓦、鲁西永以及上莱茵地区桥头重镇,在意大利北部也拥有巩固的基地。王国的海军已取得对西班牙的优势,掌握着西地中海的制海权。在大西洋,法国的舰队与英国的舰队势均力敌。在海外,法国在加拿大和安的列斯群岛建立了殖民地,塞内加尔沿岸和马达加斯加已设有法国贸易公司。

  黎塞留的外交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政治遗书》中,该书出版于1688年。尽管有人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但我们认为,这本书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黎塞留的政治信念和思想。

  黎塞留的主要外交思想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利益至上的思想。“国家利益”(raison d’etat),过去翻译成“公益”的概念和思想的出现,是与欧洲民族国家体制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和法国的布丹等人已经涉及到了国家利益问题,但是他们并未明确提出国家利益的概念。严格说来,黎塞留应是较早提出国家利益概念并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黎塞留认为,马基雅维利关于政治的一系列原则并非下流无耻,而不失为真正伟大的原则。“国家”高于一切,国家是一种价值,为了它,一切手段都是好的。他告诫君王说:“对那些以轻视国家法令自诩的人们,应该采取严峻的态度,这就叫为‘公益’办事。基督教徒应该忘记他个人所受的侮辱,但执政者却应记住破坏公益的过错。事实上,不处罚他们,就等于犯双倍的过错……鞭子是司法的象征,任何时候都不应该不用它。” 黎塞留在1624年担任法国首相时,正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企图消灭新教、恢复罗马教会的统一,并妄图称霸中欧。这股反宗教改革的逆流导致了欧洲30年宗教战争的爆发。作为天主教徒和红衣主教,黎塞留本应支持斐迪南二世的宗教目标,但是黎塞留却把法国的国家利益置于宗教目标之上,采取了支持德意志新教诸侯的态度,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称霸中欧,因为这不符合法国的国家利益,一旦斐迪南二世的计划得逞,法国将降为欧洲的二流国家。1629年,黎塞留下令给予法国新教徒以信仰自由。1635年,他说服法王正式加入了30年宗教战争,以武力支持德意志的新教势力,与哈布斯堡王朝分庭抗礼。1648年,30年宗教战争宣告结束,交战各方签订了《威斯特伐里亚和约》。此时黎塞留已经不在人世,但和约的签订是黎塞留政策的胜利,因为该和约确定了德意志的国内制度和政治分裂的局面,并在事实上削弱了哈布斯堡王朝,确立了法国在欧洲的优势地位,葬送了神圣罗马帝国。同时,该和约还确定了欧洲各国的国界,标志着欧洲民族国家体制的正式形成。

  2.追求法国天然疆界的思想。在亨利四世时,法国就出现了所谓追求“天然疆界”的想法。据亨利四世的大臣秀利说,亨利四世有一个“宏伟的规划”,即使哈布斯堡王室降低到比利牛斯半岛一地国君的地位,把土耳其和鞑靼人赶到亚洲去,重建拜占庭帝国,然后再重画整个欧洲的政治地图。欧洲将分为6个世袭君主国家、5个选举的国家和5个共和国。在这一切国家之上设置一个专门的议政府,负责维护普遍和平并审理国与国之间、国君与其臣民之间的一切纠纷。而基督教国家的这个特种共和国的首脑是教皇,其首相则为法国人。黎塞留继承了亨利四世的思想,把追求天然疆界视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并通过削弱哈布斯堡王朝,维持欧洲的“政治均势”来实现这一目标。黎塞留在1633年曾写信给国王路易十三,希望国王同意参加30年宗教战争,因为这样可能兼并洛林,把法国的东部领土推进到莱因河边,取得法国东部的天然疆界。后来在《政治遗书》中,黎塞留则明确表示:“我秉政之目的在于:为高卢收回大自然为它指定的疆界,为高卢人找回高卢人国王,将法国置于高卢的位置上,在原属古代高卢的一切地方建立新的高卢。”

  3.外交谋略思想。黎塞留对马基雅维利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思想深表赞同。他曾授意一些学者用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为他的政策辩护。其中一位学者曾写道:“为求和平而以战争为手段,其后果即使违背个人初衷,亦非出于故意,而是迫于最严苛最残酷之现实需要。开启战端之意图若为正当,便可谓正义之战。因此最主要的考虑因素乃意图而非手段。为除恶以致有时令无辜者流血,此非战之罪。” 从这一思想出发,黎塞留为了维护法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一方面不惜采取强权政治和武力政策;另一方面,也十分强调谈判、宣传等和平手段的运用。在《政治遗书》,我们既可找到他的赤裸裸的强权政治的语言,也可发现他谈判思想。黎塞留指出:“就国事而言,有权力便有权利,弱者仅能勉力顺应强者之意见。” 同时,黎塞留又十分重视谈判的功能和作用。他写道:““深思熟虑的谈判可使一些国家在同另一些国家的日常谈判中得到许多好处。不深信这一点的人,未必能意识到它。由于深信这种说法的正确性,所以我坚决主张,为了国家利益必须坚持进行谈判,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而且要普遍地进行,甚至在谈判不能马上带来好处和多半无法预料未来的结果时也要进行。” 另外为了推行其外交政策,黎塞留十分重视新闻舆论的作用。在他的支持下,法国创办了第一家报纸《新闻报》,建立了“法兰西学院”,黎塞留还亲自组织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写作班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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