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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田幸隆:日本死刑适用中公共舆论的影响

更新时间:2015-01-22 17:02:44
作者: 内田幸隆  

   【提要】日本是保留有死刑制度的国家,对此日本公共舆论一直保持着支持态度。同时,公共舆论对日本死刑相关制度的改正和具体适用也产生了具体影响,例如因公共舆论的影响在立法上改正了死刑之公诉时效的限制等。但公共舆论对死刑制度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公共舆论是在对死刑制度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做出的,政府当局情报公开的不充分性,使公共舆论并不十分清楚死刑制度的全貌尤其是死刑执行制度。未来,日本应更加推进关于死刑的情报公开,使公共舆论在充分了解死刑制度的基础上迈向对死刑废除的支持。

   【关键词】日本;死刑;公共舆论;民意调查

  

   在日本刑法中将死刑作为法定刑的犯罪有内乱罪(第77条)、外患诱致·援助罪(第81条、第82条)、现住建筑物等放火罪(第108条)等罪名,但实际上被作为有罪判处死刑的犯罪大多集中在故意杀人罪(第199条)和强盗杀人罪(第240条)这两个罪名上。在这两个罪的具体量刑中,历来在被杀人数为1人时判处死刑是极其例外的情况,当被杀人数为2人以上时,才会进行是判处死刑还是无期徒刑的判断。例如,在只有法官进行的杀人事件的量刑中,当被杀人数为复数时,其将成为能够判决死刑的重要加重因子;当被杀人数是1人时,其则成为能够判决无期惩役的重要减轻因子。①关于在个别的刑事案件中是否应该适用死刑,并不存在明确的公共舆论态度。但关于上述“量刑基准”,一般国民也并不持有特别的异议。然而,2009年日本开始实施由一般国民参与刑事审判的裁判员审判制度,由此今后是否会摆脱“量刑基准”进而大量出现死刑判决,值得关注。因为,很容易想象与职业法官相比,作为一般国民的裁判员极易受到公共舆论的影响,公共舆论的动向也会通过裁判员进而影响到个别刑事案件的量刑上。实际上,从比较只有职业法官的审判和裁判员审判这两种审判模式的量刑分布来看,在杀人未遂罪(刑法第199条、第203条)、伤害致死罪(刑法第205条)、强奸致伤罪(刑法第181条第2项)、强制猥亵致伤罪(刑法第181条1项)、强盗致伤罪(刑法第240条)中,裁判员审判则显示出重罚化的倾向②,这表明判决反映了一般国民的感觉。而在关于杀人既遂罪(刑法第199条)的量刑分布中,只有职业法官的审判与裁判员审判之间没有特别的差异[1],在关于杀人既遂罪的量刑上,裁判员也大体接受了历来的量刑基准。

   以上是日本近年来关于死刑制度的现状。在下文中,笔者首先要概观一下日本的一般国民是如何理解死刑制度的,在此基础上,再探讨一下公共舆论动向如何直接或间接影响死刑制度。

  

   一、公共舆论对死刑制度的支持

   根据日本内阁2009年实施的《关于基本法律制度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5.7%的人认为应该彻底废除死刑,有85.6%的人认为根据情况死刑也是不得已的选择。此民意调查是针对全日本20岁以上的3000人进行的,有效回收数(回答者数)为1944人。[2]在1994年、1999年、2004年也进行过同一问题的调查问卷,当时,认为根据情况死刑也是不得已的选择的人1994年为73.8%[2]、1999年为79.3%[2]、2004年为81.4%[2]。实际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80年代一直持续进行过关于死刑制度的民意调查,尽管多少有些上下浮动,但支持应该废除死刑制度意见的比例从未超过50%以上。③

   如此,国民大多历来支持死刑制度,尤其这20年支持的比例还有所增加。如果解释这种现状,我想应该是与刑事犯的认知件数的增加背景有关,即从1996年开始增加直至2002年,达到最高点的刑事犯的认知件数已经达到3693928件。然而,近年来认知件数每年有所减少,杀人罪和强盗罪的认知件数的增减也呈现出同样的状况。[3]3,12而且,媒体只会报道恶性犯罪案件的发生或其数量的增加,对于恶性犯罪的减少则几乎不予报道,即使给予报道一般国民也不会太留意。因此,尽管在统计上犯罪的认知件数在减少,但一般国民并没有感觉到自身的生活环境比较安全,进而茫然的不安感导致支持死刑制度的见解在增加。[4]

   近年来,随着犯罪被害者、遗属团体活动的活跃,媒体对其相关活动的报道也促使对犯罪被害者问题的社会关心度大大提高。由此,即使在政府或司法机关中也开始推行援助被害者的相关政策。④由于一般国民比起犯罪加害者更容易对被害者的主张引起共鸣[5],所以这也是支持死刑制度的比例上升的原因之一。实际上,比较2004年与2009年的民意调查,作为存置死刑制度的理由,选择如下选项的人数已有所减少,即“恶性犯罪应该以命来抵偿”,“如果废除死刑,恶性犯罪将会增加”,“如果放生实施恶性犯罪者,存在再次实施相同犯罪的危险”。相反,选择“如果废除死刑,则无法抚慰被害人或其家属的心理”这种选项的人则有所增加。针对近来重罚化倾向的公共舆论背景,松原芳博指出:其存在有些人试图借助被害者、遗属的心情将自身的攻击欲求进行正当化的情况。[6]确实,对犯罪者进行重罚,也许能够成为一般国民对社会不满的宣泄口,但仅此并不能切实地解决被害者或遗属具体问题。然而,问题是即使在刑罚制度之外的其他框架之下充分实现对被害者或遗属的金钱上的或身心上的问题之解决,也并不因此而丧失对犯罪者科处刑罚的必要性。如果处罚犯罪者能够呈现某种实践意义,甚至只要一般国民确信有时若非死刑就无法实现其实践意义,那么一般国民对死刑制度的支持就不会动摇。

   而且,民意调查中死刑制度的高支持率的背景还可能是因为一般国民并不知晓死刑制度的实情,甚至根本无法知晓的缘故所致。在某具体事件中是否出现死刑判决,根据“量刑基准”是能够进行某种程度的预测的。但是,关于死刑判决确定者的处遇或在何时对其中的谁决定执行死刑的基准以及实际死刑执行的现场等,由于法务省当局实行所谓“密行主义”,所以不甚明了。近年来,日本推进了死刑执行的情报公开制度,2010年当时的千叶景子法务大臣就亲赴自己签署命令执行死刑的现场并向媒体公开了执行死刑的刑场。在日本,所认可的唯一死刑执行方法是绞刑(刑法第11条第1项)。尽管近来有批判者指出绞刑符合宪法第36条所禁止的“残酷刑罚”⑤,但日本最高裁判所根据现行宪法一贯主张绞刑的合宪性(例如最大判昭和30年4月6日刑集9卷4号663页),即使在近期的裁判员审判中也重新认可了合宪性。⑥当然,如果今后更加广泛公开关于死刑执行的情报,使绞刑的实情透明化,那么由此可能会带来一般国民对死刑制度的支持率的降低。另一方面,由法务大臣、法务副大臣们成立的法务省政务三要务会议已经决定对美国药物注射的死刑执行方法进行相关情报的收集。[7]然而,即使日本改变死刑执行方法由原来的绞刑变为药物注射,也会有人指出药物注射自身的问题性,甚至有可能受到废除死刑的欧盟(EU)所作出的限制执行死刑所需要的药物出口的规制。⑦总之,即使情报公开非常充分,只要一般国民对死刑制度存在确信,大多都不会支持废除死刑。但随着情报公开的不断深化,必将会产生与现状不同的关于死刑制度进行理性探讨的环境。

   另一方面,一般国民关于将来是否应该维持死刑制度,其状况也是不同的。在2009年的民意调查中,针对回答“根据情况死刑也是不得已的选择”的人询问将来是否应该存置死刑时,回答“将来也不应该废除死刑”的人为60.8%,回答“如果情况变化,将来废除死刑也可以”的人为34.2%。这说明,在现阶段尽管一般国民支持死刑制度,但也不是完全否定将来存在废除死刑的余地。而且,死刑原本就不是理想的刑罚,因此可能国民也考虑应该慎重适用。从以上内容来看,当前日本不会出现大量的死刑判决,据此实际的死刑执行数也不会增加。然而,无论哪一党派主政,政府或国会都不会在此数年间违反民意而突然废除死刑制度。

  

   二、公共舆论对制度·实务的影响

   上述这种民意调查或公共舆论的影响也波及了关于死刑的法制度改正或个别刑事案件的处理上。本文具体探讨如下三方面内容:公诉时效制度;裁判员、法官的量刑;基于法务大臣之命令的死刑执行。

   1.公诉时效制度的改正

   首先,关于公诉时效制度,公共舆论的影响已经在2010年刑法、刑诉法改正中呈现出来。对于造成他人死亡且符合死刑的犯罪,以前作为公诉时效的对象,在犯罪行为终了后经过25年的,将被认定为时效终了。⑧然而,在前述法改正中,对于造成他人死亡且符合死刑的犯罪,却废除了公诉时效。此法改正的背景在于,以犯罪被害者或遗属为核心要求改正公诉时效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的缘故。⑨在前述介绍的2009年的民意调查中,除关于死刑制度的问卷外,还进行了关于公诉时效制度的问卷。在此民意调查中,关于杀人罪等可能判处死刑的严重犯罪,其时效期限为25年的规定,回答“过于短”的人占总人数的54.9%(包括回答“总之是过手短”为19.8%和回答“过于短”为35.1%)。针对前述问卷回答为“总之过于短”、“过于短”、“不好说,不能一概而论”的人(共计回答人数占67.5%),询问应该如何改正关于杀人罪等可能判处死刑的严重犯罪的公诉时效时,回答“应该废除可能科处死刑的最为严重犯罪(杀人等)的公诉时效制度”的人为45.1%,回答“无论怎样也应该延长25年的公诉时效期限”的人为19.8%,回答“如果存在一定条件,应该延长25年的公诉时效期限”的人为25.7%。此民意调查的结论在前述法改正之际提交给了法务部法制审议会刑事法(公诉时效相关)部会[8],对法制审议会部会中法改正的议论产生了影响。[9]在此审议会部会中决定废除关于杀人罪等的公诉时效制度,其最后作为法务部的原案成为国会法改正的审议对象。

   原本公诉时效制度的旨趣在于:1)因时间过久证据消失;2)包含被害人在内的社会一般人的处罚情感淡化;3)犯罪后犯人没有得到处罚经过一定期限时,就应该尊重这种事实状态。[9]对此,2010年法改正的意义在于,重视人的死亡这一结果,当该当犯罪的法定刑中规定有死刑时,便否定公诉时效制度的正当性。[10]即,当生命受到侵害时,与其他法益受到侵害的场合相比较,即使经过一定的时期,处罚感情的淡化程度或事实状态的尊重必要性也不会弱化,如果从此种观点来看,因时间经过的长久一律进行不起诉就是不妥当的。⑩

   在这里,如果关注社会的处罚情感,那么可以视为其是一般国民的民意在个别刑事案件中的变形。确实,刑法的目的不仅在于实现报应的正义或犯罪预防,而且还在于通过平息社会的“激愤”来谋求案件的终结。[11]如果是这样,只要残存有社会的处罚情感,就有必要确保将来对相当于死刑的犯罪进行处罚的可能性。然而,如果说谋求实现观念上的正义还罢,但一旦将事实上的社会处罚情感置于前提之下,针对已经成为历史事实的犯罪或者说至少与现实社会生活失去接点的犯罪,是否真的存在处罚价值是存有疑问的。(11)即使是相当于死刑的“凶恶或重大犯罪”,终究会失去社会的处罚情感,所以不应以社会处罚情感的强烈为理由废除公诉时效制度。

   2.裁判员、法官的量刑

针对个别的刑事案件的量刑,并不存在国民整体的明确舆论。但在审判过程中有时也会收到要求严惩或减刑的请愿书。例如,2001年发生的大阪教育大学附属池田小学事件中,针对儿童的无差别杀害共导致8名儿童被杀害,13名儿童和2名教员受伤。在第一审中遗属们提出了要求严惩被告人的80万人份请愿书。[12]该第一审做出了死刑判决并最终得到确定(大阪地判平成15年8月28日判例时报1837号第13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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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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