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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耀基:寻求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

更新时间:2015-01-21 19:47:12
作者: 金耀基  

   传统的家族主义成了追求实际物质名利的实用价值,这可看到传统儒家文化的韧性,可以配合现代的制度而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儒家的文化信念和价值,在非儒家式的制度环境里,找到了显示一种新的和再生的表达方式,这些信念和价值能够作为一种实现现代化的资源而被有效地利用。我在1955年夏威夷的东西哲学家会议中,曾提出《儒学、现代性与亚洲的民主》的论文(原文为英文),就是讨论儒学在民主建构中的可能作用。

  

   《大师》:佛教传统如何在现代化中发挥作用?

  

   金耀基:佛教,像基督教、回教一样,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必然会受到冲击,现代化的基本精神是理性,理性中最强音的是科学理性,而宗教最根本的精神是信仰,因此,科学与宗教无可避免地会有冲突。人类文化的演变,整体上看,理性的壮大与扩张,社会就会出现“释魅”现象。凡是迷信,绝对反理性的宗教成分,都会被释魅,而有“世俗化”的趋势。自十七世纪科学革命以还,科学一步步升起,宗教是一步步退缩,但这不是说科学将会取代、消融了宗教,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宗教,包括佛教,有超自然的一面,有“未可知”或有科学不能证其为非的领域,这就不是科学可以取代的。大哲托尔斯泰,社会学家韦伯,都指出关于生命的意义问题,人生价值的选择问题,都不是科学所能提供答案的。所以,在现代化的社会,不止看到“世俗化”有其制限,也看到世界“再魅化”的现象。讲到底,科学求真,宗教求善。宗教在人类寻“善”的道路上,亦即在道德伦理秩序的建立上,像儒学一样,所展示的是科学知识外的一种知识系统。科学是“知性之知”,儒学讲的是“德性之知”,是成菩萨成佛,是成贤成圣的学问,这是人类文明中不可或缺的知识,这也是佛教(及其它宗教)与儒学为什么在现代化中仍会存在,仍会发挥作用的原因所在。台湾的当代宗教,星云、圣严与证严法师所建立推动的是一种“人间佛教”,它们与台湾的现代化同步推进,它们最大的价值,恐怕不在为信众提供一个来世登上彼岸的极乐世界为保证,而毋宁为信众提供一条此生此世活得更有意义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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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您还有一个很精辟的见解:转型期社会最突出的现象就是恶性循环,转型期社会无法作“面”的趋进,而只能作“点”的突进,而“点”的突进常融消在“面”的阻碍中。

  

   金耀基:当然了。一个社会发展,开始是有几个突破点,但点的突进常被融消在面的阻碍中,但是如果改革气候好,突破点慢慢可能变成线,最后是全面性发展。中国在过去30年,有好多突破点,然后慢慢成一条线型,现在在经济领域上,也有重大“面”的发展。经济面里牵扯到政治面很多,中国经济发展从某个意义上讲,根本上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决定,走向开放改革、市场经济。

  

   未来30年,必须在政治层面,多一些想象,加力发展民主化的基本机制,不是空口白话说我们多一点民主,必须落力于具体作为,使政府这部大机器成为了解与尊重民意、能积极回应民意,且向民意负责的治理体系。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设立和加强各级政府的民主机制。在中国党国一体的情形下,各级人大的各级代表必须有公开、公正选举产生的民主正当性,这是中国一党统治走向民主的必要一步,唯如此,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第一步。中国温家宝总理近年来不止一次提到经济改革后,必须有政治改革来保障经济改革。这是充满忧患意识与谋国的远见。

  

   下篇:大学是现代化基本的最后的动力

  

   现代大学教育在保存人类文化传统,与建立现代文明秩序的工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夸大地说,大学之发展方向关乎到一个国家的文明之性格。我们应该建立怎样的一个现代文明秩序?这就不能不牵涉到教育的伦理观和价值观,必须思考大学教育的定位与定性问题。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特别在大学教育上,如何一方面大力推广科学技术的知识,一方面如何有力的宰制科技对人文价值的威胁,并彰显传统的人文价值(中国的及西方的),这应该是关心中国文化与教育前途的人深思熟虑的课题。

  

   《大师》:能否谈谈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区别和功能?

  

   金耀基: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是当时知识界最受欢迎的。德先生的命运不是那么顺利,更不是飞黄腾达,而赛先生一到中国就不得了了,变成万能博士,人人都崇拜它。赛先生成了新的神,当然也影响到大学的整个知识的结构。其实,科学自1905年,清廷下诏“废科举,设学校”后便渐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的主位了。民初,大学中去了理学,科学更取经学之地位而代之。我认为从经学到科学,是中国百年现代化三大主旋律之一,也是中国传统的文明转为今日正形成中的现代文明体的根本动力。科学之重要与对人类的贡献是不待言的。今日的问题是对科学的迷信,是科学主义。

  

   我这里只想强调的是,在科学大胜之下,大学里的知识结构已成为一个“认知性的复合体”,出现一种排他性的“知识的科学典范”。即是说,什么都以科学为尺度,一定要是属于科学的东西才算“知识”,对科学的崇拜导致了“科学主义(scientism)”,把知识与科学等同起来,科学即知识,知识即科学。不仅在中国有此现象,在全世界都有这种趋势,这当然是不合理的。哈佛大学人文学者布什(Bush)说,今天的人文学者好像是跟在凯旋的知识队伍中的一个步履蹒跚的落后者,也像一个空荡荡的博物馆中的一个孤独的看门人。

  

   我认为人文思考是对人生意义与价值之寻求。科学是寻求“真”,而人文学科毋宁说更在寻求“善”与“美”。中国过去大学之道讲止于至善,今天大学之道是“止于至真”了。托尔斯泰讲过一句很重的话,他说“科学是没有意义的”。当然,他不是说轻视科学,更不是说科学本身没有意义,他是说科学对“我们应做什么?我们应如何活?”这样的问题,就答不上来了。

  

   对于科学的了解与体认,很少有人比20世纪初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更深刻。他在一篇《科学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指出,科学与理性不能够为“意义”的问题提供答案,科学与理性只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手段”,而“目的”则是由我们的价值来决定的。关于意义的问题,只有凭自己的良知与信仰来决定,所以价值是最后决定的声音。对人本身,对人间社会的理解与掌握,对美、善的品味与体认,对信仰、价值的承诺与执著,这些恰恰是人文知识、人文教育能够提供的。换言之,大学除了提供“知性之知”以外,也应该肯定德性之知,审美之知。一个现代的文明之创造是不能单靠科学的。

  

   《大师》:您1977年任新亚书院院长,书院在中文大学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近年来大陆一些高校也效仿成立书院,但似乎形似神不似。

  

   金耀基:我了解你的意思,内地有一些书院我听到过,但是不是像中文大学的书院,我不大知道。新亚书院1949年创立于香港,新亚的诞生孕育了钱穆先生等几个书生的文化理念:为中国文化继绝学,开新命。取名为新亚,实含有建设和期待一个新的亚洲文化的雄心大愿。

  

   1963年,新亚书院被邀与崇基、联合书院合组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大成立之后,又加了一个书院,最近几年又加了五个书院。问书院之作用,我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中文大学的学生,他毕业得到一些东西是不是别的没有书院制的大学所没有的,如果没有add value的话,就没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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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意耶士培的说法,大学在研究与教学之外,尚应有“创造性的文化生活”。实际上,第一流的大学,特别是历史悠久的大学,无不有意在培育一种文化生活,我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一种有文化气质、有文化情调、有生命意义的生活方式。大学的文化生活之形成,靠多种不同的力量,但老少学者居息一堂,不时有面对面的对话,显然是有力的因素之一。牛津和剑桥的书院生活是典型的例子,牛津有将近40个书院,剑桥有30多个书院。

  

   今天的大学,已经渐渐成为“综集大学”,是一个庞大复杂的多元化“城市”。在一个几万,乃至超过十万人的大学,的确更有可能网罗师资、发展研究的能力,但要想出现一个有整体性的有机性文化生活是不可能的。牛津经济学者舒美克的《小的是美丽的》中认为,巨型组织在今后是少不了的,但如何“在大组织中获求精小”。把大学转为许多师生有多方位、乃至全方位的对话互动的小型书院的联合体,是个理想模型,香港中文大学亦可说是依此而组织的。

  

   我以为规模较小的书院,在师生经常接触的基础上,提供较多的机会,使不同专长的教师间有对话,使师生间有对话,使不同学科的同学间有对话,这种对话是经常的,是较不拘形式的,也因此自然会形成一种知识性、社群性与文化性的沟通,这不但有更多的可能性使书院成为一有机的“学人社会”,且有更多的可能性帮助学生发展其“德育”。无可置疑,品性教育的成功不能靠“说教”,而必须靠“身教”,这只有在一个心灵与一个心灵真诚相遇的时候,才能彼此发生感染力,书院的理念,诚如邱白勒所说,是为年轻人“提供一个可以获得整个生命的最大可能的快速成长的情境。”

  

   《大师》:现代大学作为现代制度建构中的重要一环,在您看来,到底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承担哪些职责?香港的大学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金耀基:人类文明的精华应该都是在大学里,前几天我看到昂山素季回到她的母校牛津讲了一句话,“我在牛津学到了人类文明的精华。”这就可以看出大学这个制度提供给青年人成长的机会,当然我不能夸大说每个大学都做得到。

  

   香港有几个大学包括中文大学算是发展得不错,这跟香港的崛起,跟整个亚洲的崛起息息相关。香港的大学是独立的,在争取财源上,是通过第三者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来裁决,这些是保持香港的大学有相当独立的一种自治机制,香港大学没有政府干预的问题,香港的校长也不必要太大的勇气就可以做蔡元培,因为没有蔡元培面临的问题,学生自由没有问题,跟国内相比,我们这方面要容易得多。

  

   中文大学创校校长李卓敏博士提出“双文化”、“双语言”的政策,主张“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显然,自成立以来,中文大学有意识地要一方面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大学,一方面又要是一个中国人的大学。在一定意义上,中文大学所做的是一所华人大学对现代教育所面对挑战的一个回应。我不敢说中大的回应是绝对成功的,但中大确是作了有意识的努力。

  

   大学是整个现代化基本的最后的动力,国家需要的硬实力、软实力根本上都来自大学。今天中国大学遇到了百年来未有的机遇,未来30年,如果我们的大学(当然包括其它层次的教育)做得好的话,对构建出一个中国的现代文明将会有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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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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