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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放 袁行霈:姚崇、宋璟与盛唐诗坛

更新时间:2015-01-20 21:09:56
作者: 丁放   袁行霈 (进入专栏)  

   唐代诗歌在唐玄宗即位前的近百年内,进展缓慢,可是唐玄宗即位不久,就出现了质的飞跃,李白、王维、高适、王昌龄等年轻诗人横空出世,年长一些的如张说、张九龄等人,也于此时达到创作的高潮。这个变化太大、来得太快。其中的缘故,固然有四杰和陈子昂对唐诗内容的开拓,以及沈、宋使律诗定型,李峤、刘希夷、张若虚等人推动了七言古诗的发展等原因①,但仅以这些来解释初唐诗到盛唐诗的巨大变化,我们感到还不够。本文试图换个角度,以开元贤相姚崇、宋璟的活动及其与诗坛的关系为中心,对这一问题作出新的探索。

   一

   姚崇、宋璟并称开元名相,是开元之治的缔造者和功臣,他们为相的时间总共不到八年②,却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讨论姚、宋与盛唐诗坛的关系,首先应当肯定的是:他们所开创的良好政治局面为盛唐诗人提供了宽松的创作环境,以及他们刚直的人格魅力对盛唐文人的影响。

   姚崇在武则天朝、睿宗朝和玄宗朝三度为相,一直以刚正不阿著称。睿宗朝,姚崇和宋璟都是站在太子李隆基(即后来的唐玄宗)一边,反对太平公主专权的,二人皆因此被罢相③。由于太子考虑自己当时的势力不及太平公主,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奏贬姚、宋,但对他们的忠心与才干,在内心深处一定深为嘉许。所以他即位当年,就将姚崇召回朝中,委以重任,姚崇则上奏十条治国方略,即著名的“姚崇十事”。吴兢《开元升平源》(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引)记姚崇上“十事”之始末云:

   姚元崇初拒太平得罪,上颇德之。既诛太平,方任元崇以相,进拜同州刺史。……上方猎于渭滨,公至,拜马首。……上纵辔久之,顾曰:“卿行何后?”公曰:“臣官疏贱,不合参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公不谢,上顾讶焉。至顿,上命宰臣坐。公跪奏:“臣适奉作弼之诏而不谢者,欲以十事上献,有不可行,臣不敢奉诏。”上曰:“悉数之,朕当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公曰:“自垂拱已来,朝廷以刑法理天下,臣请圣政先仁义,可乎?”上曰:“朕深心有望于公也。”又曰:“圣朝自丧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请三数十年不求边功,可乎?”上曰:“可。”又曰:“自太后临朝以来,喉舌之任,或出于阉人之口,臣请中官不预公事,可乎?”上曰:“怀之久矣。”又曰:“自武氏诸亲猥侵清切权要之地,继以韦庶人、安乐、太平用事,班序荒杂,臣请国亲不任台省官,凡斜封、待阙、员外等官,悉请停罢,可乎?”上曰:“朕素志也。”又曰:“比来近密佞幸之徒,冒犯宪纲者,皆以宠免,臣请行法,可乎?”上曰:“朕切齿久矣。”又曰:“比因豪家戚里,贡献求媚,延及公卿、方镇亦为之,臣请除租、庸、赋税之外,悉杜塞之,可乎?”上曰:“愿行之。”又曰:“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观,皆费巨百万,耗蠹生灵。凡寺观宫殿,臣请止绝建造,可乎?”上曰:“朕每睹之,心即不安,而况敢为者哉?”又曰:“先朝亵狎大臣,或亏君臣之敬,臣请陛下接之以礼,可乎?”上曰:“事诚当然,有何不可?”又曰:“自燕钦融、韦月将献直得罪,由是谏臣沮色。臣请凡在臣子,皆得触龙鳞,犯忌讳,可乎?”上曰:“朕非唯能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吕氏产、禄几危西京,马、窦、阎、梁亦乱东汉,万古寒心,国朝为甚。臣请陛下书之史册,永为殷鉴,作万代法,可乎?”上乃潸然良久曰:“此事真可为刻肌刻骨者也。”公再拜曰:“此诚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年一遇之日,臣敢当弼谐之地,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又再拜,舞蹈称万岁者三。从官千万皆出涕。④

   姚崇所上“十事”,系统地总结了武则天、中宗以来朝廷的种种弊政,提出了改革的措施,这些建议的核心,就是要推行开明政治,形成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十事”既是姚、宋的施政纲领,也为开元诗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司马光对“姚崇十事”的真实性与可信度提出怀疑:“似好事者为之,依托兢名,难以尽信。”⑤ 我们认为,司马光的说法未免武断。吴兢(670—749)是唐代著名史学家,居史职近三十载,所撰史书叙事简核,直言不讳,号为良史,其历史著作见于著录的就有十六种之多,最著名的当数流传至今的《贞观政要》十卷,《开元升平源》亦为其著作之一,此书在唐人文献中罕有记录,但我们在唐诗中发现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材料,晚唐诗人顾云(?—约894)有《池阳醉歌赠匡庐处士姚岩杰》,姚岩杰是姚崇的后裔。诗云:“时时说及开元理,家风飒飒吹人耳。吴兢纂出《升平源》,十事分明铺在纸。裔孙才业今如此,谁人为奏明天子。……”(《全唐诗》卷六三七)诗中既指出吴兢纂写了《升平源》,又明确地说其中记有姚崇的“十事”。顾云与杜荀鹤、殷文圭同在九华山读书,大中(847—859)、咸通(860—873)中,谋试于长安,为令狐绹赏识,乾符元年(874)进士及第,他能诗能文,大顺(890—891)中,曾参与撰写《宣懿僖三朝实录》。这条材料有力地证明了吴兢所记“十事”绝非虚构⑥,我们不能根据司马光的猜测来否定“十事”的真实性。“十事”是姚宋的施政纲领,在唐玄宗的全力支持下,加上姚崇的果断和宋璟的刚正,这一纲领大部分都得以实现。“开元之治”的形成,和“十事”的提出与实施是分不开的。

   唐玄宗给姚、宋以极高的礼遇和信任,《次柳氏旧闻》曰:“玄宗初即位,体貌大臣,宾礼故老,尤注意于姚崇、宋璟,引见便殿,皆为之兴,去则临轩以送。其他宰臣,优宠莫及。”该书又记载姚崇入相后,向玄宗请示郎吏等低级官员的任用问题,玄宗故意不回答,姚崇恐惧。高力士认为玄宗这样做不妥,玄宗曰:“朕既任崇以庶政,事之大者当白奏,朕与共决之。如郎署吏秩甚卑,崇独不能决,而重烦吾耶?”高力士将此意告诉姚崇,姚崇“且解且喜”。“朝廷闻者,皆以上有人君之大度,得任人之道焉。”⑦《旧唐书•姚崇传》说:“是时,上初即位,务修德政,军国庶务,多访于崇,同时宰相卢怀慎、源乾曜等,但唯诺而已。崇独当重任,明于吏道,断割不滞。”《旧唐书•姚崇传》记载他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是“令有司隐括僧徒,以伪滥还俗者万二千余人”。唐中宗时,公主外戚等皆度人为僧尼,或出私财造寺。富户强丁,皆以此为借口,躲避徭役,寺庙人满为患。姚崇认为信佛并不能安邦定国,不宜妄度奸人。姚崇此举,对抑制当时的佞佛之风、促进经济发展和人口繁衍具有积极的作用,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好事,是其所上“十事”中“止绝”建造寺观宫殿一事的具体行动。二是开元三、四年主张捕杀蝗虫事。当时山东等地蝗虫大起,姚崇力主灭蝗,并提出了具体的灭蝗方法,遣御史分道捕蝗。但此举引起朝野一片反对声,时人认为蝗虫是天灾,应当向天祈祷,而不能扑灭之。如宰相卢怀慎以为杀虫太多,恐伤和气;汴州刺史倪若水反对捕蝗,“仍拒御史,不肯应命”。唐玄宗就此事询问姚崇,姚崇则以不畏天命的精神,力主捕蝗。在姚崇的坚持下,捕蝗得以继续,“蝗因此亦渐止息”。我们仅从这两件事即可见姚崇的魄力与才干。此外,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一记载,姚崇为相时,曾惩治不法外戚薛王业之舅王仙童,“由是贵戚束手”。宋王成义请将其亲信由流外官变为流内官,也在姚崇的反对下失败,“由是请谒不行”。他还成功地取消了诸王贵戚的政治军事实权,实现了他与宋璟在睿宗时提出而又未能完成的目标。他执政虽仅四年,却对唐玄宗政权的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开元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处事公允而干练,与他同时为相的卢怀慎、源乾曜诸事皆推让之。宋人范祖禹认为唐玄宗如此信任姚崇,是“开元之治”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⑧。

   开元四年姚崇辞去宰相职务,荐宋璟自代。宋璟(663—737)是姚崇政治路线的积极执行者。他“少耿介有大节”(《旧唐书•宋璟传》),调露二年(680)举进士,在武则天和中宗时即以刚正不阿著称,睿宗朝与姚崇同任宰相。玄宗开元初,任京兆府尹,进御史大夫,出为睦州刺史,徙广州都督。在广州期间,宋璟安抚了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教育当地百姓变茅屋为瓦房,发展了内地与岭南的贸易,安定了边疆的政治局面,改良了当地居民的生存环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⑨。开元四年末,宋璟被召回朝,途中即显示其刚正与威严,“宋璟为广州都督,玄宗思之,使内侍杨思勖驰马往追。璟拜恩就马,在路竟不与思勖交一言。思勖以将军贵幸殿庭,因诉于玄宗。上嗟叹良久,即拜刑部尚书”⑩。宋璟此举,对抑制宦官专权起到示范的作用,而抑制宦官,便是姚崇的“十事”之一。宋璟要将姚崇的治国方略继续推行下去,首先也是要告诫唐玄宗励精图治,他将记载周公劝成王勿耽于享乐的《尚书•无逸》手写一过,并绘成图献给唐玄宗,唐人崔植《对穆宗疏》对此事评价甚高,认为其关系到唐玄宗政权的兴衰:“明皇守文继体,尝经天后朝艰危,开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为政。此二人者,天生俊杰,动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于道。璟尝手写《尚书•无逸》一篇,为图以献。明皇置之内殿,出入观省,咸记在心,每叹古人至言,后代莫及,故任贤戒欲,心归冲漠。开元之末,因《无逸图》朽坏,始以山水图代之。自后既无座右箴规,又信奸臣用事,天宝之世,稍倦于勤,王道于斯缺矣。”(11) 宋璟禁恶钱,是其执政期间的重大举措,这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且对唐朝经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宋璟力主此事,无可厚非,但由于用人不当,操之过急,引起民怨沸腾。宋璟为相,坚持姚崇“十事”中提出的基本国策,不赏边功也是一例。《新唐书•宋璟传》曰:“璟为宰相,务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职。圣历后,突厥默啜负其强,数窥边,侵九姓拔曳固,负胜轻出,为其狙击斩之,入蕃使郝灵佺传其首京师。灵佺自谓还必厚见赏。璟顾天子方少,恐后干宠蹈利者夸威武,为国生事,故抑之,逾年,才授右武卫郎将,灵佺恚愤不食死。”(12) 此即“十事”中“臣请三数十年不求边功”的具体表现。所以姚、宋执政期间,虽然唐军力量强大,但从未轻启边衅。宋璟立身刚正,名闻朝野,其刚正与才干,深得时人推许(13)。同时为相的苏颋既对宋璟十分尊敬,又与之配合默契,这对“开元之治”的形成也有一定帮助(14)。

   姚崇、宋璟两人为相的时间总共只有八年,他们凭借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杰出的行政能力,以及刚正廉洁的人格、对唐玄宗的耿耿忠心,深得玄宗的信任和朝野的拥戴,故在拨乱反正、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安定边疆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唐人郑綮《开天传信记》曰:“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15) 他们的继任者张嘉贞、张说、张九龄等亦堪称贤相,故“开元之治”得以形成。尤其是人们将姚崇、宋璟与天宝年间执政的李林甫、杨国忠对比时,愈益显出姚、宋的可贵。《新唐书》卷一二四赞曰:“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然唐三百年,辅弼者不为少,独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盖难矣夫!”杜甫《忆昔》诗中对“开元全盛日”的礼赞,元稹《连昌宫词》中将姚崇、宋璟与李林甫、杨国忠的对比,都是对姚、宋缔造的“开元盛世”的充分肯定。

   姚、宋执政期间的社会大环境是相当稳定而宽松的,在他们的努力下,没有出现中宗末年那样的政局动荡。姚、宋关心百姓,姚“忧国如家,爱民如子”,宋被誉为“有脚阳春”(16),从皇帝到姚、宋等大臣,都崇尚俭朴,力戒骄奢,中宗时太平公主之类奢侈跋扈的情形并未重现,各种文化建设也相继施行,群臣敢于直谏,皇帝从谏如流,这种局面,与“贞观之治”的前期颇为相似。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盛唐诗人,生活上有保障,自信心高涨,对前途充满憧憬,具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条件,再加上初唐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的准备,到此时已被充分利用,故盛唐诗人才能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李白《古风》其一)。唐诗高潮虽然在姚、宋时未能出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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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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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京)2007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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