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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

更新时间:2015-01-20 20:55:42
作者: 袁行霈 (进入专栏)  

   享年问题是关于陶渊明的一大疑案,聚讼纷纭,由来已久,至今仍然没有圆满解决。其中以主六十三岁说者最为普遍,自(宋)王质《栗里谱》以来至(清)陶澍《陶靖节年谱考异》、今人逯钦立《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均主此说,当今许多学者以及许多中国文学史教材也采用此说,不必一一胪列,郭银田虽主此说而稍游移〔1〕。此外, 还有倡七十六岁说者(张縯)〔2〕, 倡五十一岁说者(吴挚甫)〔3〕,倡五十六岁说者(梁启超)〔4〕,倡五十二岁说者(古直、赖义辉)〔5〕,倡五十九岁说者(圣旦、邓安生)〔6〕等等。研究这个问题而有冀于发现新的资料几乎已不可能,但是如果能用更严谨的方法重新审视认真考辨或许有希望得出较为公允切实的结论。所谓更严谨的方法,主要指以下四者:

   一、对已有的全部资料加以系统的整理、通盘的考察,不以枝节害全体。

   二、对有关其享年的资料依据可信程度加以分级,尽量使用可信程度高的资料,不以次要的资料轻易否定重要的资料。

   三、陶渊明的作品应以各宋本为准,宋本互异者应考察其刊刻先后择善而从,也可以理校,但决不臆改。

   四、以准确理解陶渊明的作品为基础,以对其作品的胜解求其享年的实际。

   本文即运用以上方法,放弃成见,重新探讨,以期得到比较圆满的结论。

  

  

 陶渊明像

     一、颜延之《陶征士诔》与沈约《宋书·陶潜传》

   六十三岁说最有力的证据是沈约《宋书·陶潜传》:“潜,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7〕沈《传》当然是研究陶渊明生平的重要根据,但不可不加辨别一概轻易相信。就陶渊明享年而言,《文选》颜延之《陶征士诔》说:“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寻阳县之某里。”〔8〕只言其卒年而未言其卒岁。颜延之是陶渊明生前好友, 撰写诔文一定在陶渊明卒后不久,于其享年尚且阙疑,而晚于颜延之的沈约又从何得知?据《宋书·自序》,其书乃齐永明五年(487)春被敕撰, 永明六年(488)二月毕功,此时距陶渊明去世已六十一年, 其可信性当然在颜《诔》之下。两相比较,我们宁可相信颜《诔》而怀疑沈《传》。

   《宋书》全部写作时间才一年,不能保证没有问题,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又会增加一些错误。梁启超先生《陶渊明年谱》首先指出其所记陶渊明享年之误,这种大胆怀疑的精神值得钦佩。虽然梁氏所倡陶渊明享年五十六岁之说多有主观牵强之处,难以服人,但他重视运用陶渊明诗文中的内证,是可取的。因为梁氏所倡五十六岁说,学术界多不能接受,连带着他不迷信《宋书》而另求内证的这种态度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于是《宋书》所记陶渊明享年六十三岁之说仍然未能动摇。兹仅就我本人研究所及举例说明《宋书》所记人物享年多有可疑乃至错误之处,从而证明《宋书》所谓陶渊明享年六十三并非不可动摇的定论。

   且看《宋书》卷九十三《雷次宗传》:“(元嘉)二十五年(448)卒于钟山,时年六十三。”〔9〕以此推算, 其生年为晋太元十一年(386)。但根据同传所录雷次宗《与子侄书》的内容推算, 其生年和享年与《宋书》的记载出入很大。《与子侄书》说:“暨于弱冠,遂托业庐山,逮事释和尚。……自游道餐风,二十余载,渊匠既倾,良朋凋索,续以衅逆违天,倍尝荼蓼,畴昔诚愿,顿尽一朝,心虑荒散,情意衰损,故遂与汝曹归耕垄畔,山居谷饮,人理久绝。日月不处,忽复十年,犬马之齿,已逾知命。”由此可知,雷次宗于二十岁入庐山事慧远,在庐山二十余年后,慧远逝世(“渊匠既倾”)。慧远逝世的年份是可以考证的,据谢灵运《庐山慧远法师诔并序》,慧远逝世在义熙十三年(417)〔10〕; 据(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六《晋庐山释慧远》〔11〕、《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张野《远法师铭》〔12〕,其逝世在义熙十二年(416),相差只有一年。慧远逝世的年份(兹取416年),是我们推算雷次宗生年和享年的重要依据。根据慧远的卒年和雷次宗《与子侄书》所记他本人的行藏,可以有三种方法推算他的生年,推算的结果,《宋书·雷次宗传》所载其生年及享年深可怀疑。第一种算法,如果以《宋书》所记雷次宗生年为准,二十岁入庐山,时在晋义熙元年(405)。后二十余年慧远逝世,此二十余年倘若指二十一年, 在宋元嘉二年(425),若指二十六年则在元嘉七年(430),均与慧远实际的卒年(416)相差颇多。如果以慧远卒年为雷次宗四十一岁, 则其生年在晋太元元年(376)。如果以慧远卒年为雷次宗四十六岁, 则其生年在晋太和六年(371)。与《宋书·雷次宗传》所载生年(386)相差也很多。第二种算法,《高僧传》卷六《晋庐山释慧远》:“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并弃世遗荣,依远游止。远乃于精舍无量寿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乃令刘遗民著其文曰:‘惟岁在摄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师释慧远,贞感幽奥,宿怀特发。乃延命同志息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庐山之阴,般若台精舍阿弥陀像前,率以香华敬廌而誓焉。”〔13〕《尔雅·释天第八·岁阳》:“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四部丛刊》本)慧远建斋立誓在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壬寅。 据雷次宗《与子侄书》,他于二十岁入庐山,参加建斋立誓或即在是年,则他生于太元五年(380),与《宋书》所记不合。 若相信《宋书·雷次宗传》所载生年,他参加慧远等人建斋立誓的这一年才十七岁,年岁对不上。第三种算法,《与子侄书》说:慧远逝世后“良朋凋索,续以衅逆违天,倍尝荼蓼,畴昔诚愿,顿尽一朝。”于是携子侄“归耕垄畔”。既曰“续”,则距慧远逝世不会太久,姑以二年计算,时当418年。 又经十年,于宋元嘉五年(428)雷次宗“已逾知命”。 所谓“已逾知命”,如以五十一岁计算,其生年当在晋太元三年(378); 如以五十六岁计算,其生年当在晋宁康元年(373)。 这都和《宋书·雷次宗传》所记生年(386)相差很多。综合以上三种算法所得出的结论, 雷次宗生年当在371到380之间。《宋书》所记雷次宗卒于元嘉二十五年(448)当不致有误,因为元嘉二十五年有诏加雷次宗散骑侍郎,其卒年不会早于此。以元嘉二十五年计算,其享年当是六十九岁至七十八岁之间,不应当如《宋书》所记六十三岁。总之,无论以何种方法推算,《宋书》所记雷次宗享年都深可怀疑。倒是《南史》卷七十五《雷次宗传》所说:“(元嘉)二十五年,卒于钟山。”(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868页)没有说享年多少,态度更为审慎。

   沈约《宋书》中人物享年有误,不止雷次宗一例。如《宋书》卷四十七《孟怀玉传》附其弟《孟龙符传》:“高祖伐广固,以龙符为车骑参军,加龙骧将军、广川太守,统步骑为先锋。……众寡不敌,遂见害,时年三十三。”(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408页)张森楷校勘记云:“龙符是怀玉弟,怀玉于义熙十一年卒,年三十一。龙符卒于伐南燕,则更在前六年,不应年三十三,疑当是二十三之讹。”(同上1419页)又,《宋书》卷六十六《王敬弘传》:元嘉“二十三年,重申前命,又表曰:‘……年向九十,生理殆尽,……’明年,薨于馀杭之舍亭山,时年八十。”(同上1731页)《南史》作“八十八”《南史》卷二十四《王裕之传》(案:裕之字敬弘)。张森楷《校勘记》云:“按敬弘表自云年向九十,当以《南史》为正。”(《宋书》1739页)又,《宋书》卷七十二《始安王休仁传》:“其夜,遣人赍药赐休仁死,时年三十九。”(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873页)孙虨《宋书考论》云:“当作二十九。”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曰:“按明帝是休仁之兄,同年明帝卒,年三十四,则休仁是弟不得是三十九, 疑作二十九是。”(同上第1888页)又,《宋书》卷七十八《萧思话传》:“孝建二年卒,时年五十。”(同上第2016页)《殿本考证》云:“按思话年十八,除琅琊王大司马行参军,逾年,父源之卒,是为永初元年。至元嘉五年,任青州刺史,称年二十七是也。自元嘉六年己巳,至孝建二年乙未,又历二十七年。思话卒时,年五十四,今云五十,盖脱‘四’字。”孙虨《宋书考论》云:“按思话任青州,依本纪实元嘉三年,年二十七。若五年年二十七,则其年十八时,当晋恭帝元熙元年,琅琊王已为帝,何自除琅琊王大司马参军邪?以此推之,思话卒年盖五十六也。”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曰:“按《文帝纪》系思话任青州于元嘉三年,是,传云元嘉五年任青州刺史,实误。元嘉三年,思话年二十七,则其卒年亦当是五十六,而非五十或五十四。”(同上第2022页)

   如上所述,《宋书》所记人物享年问题如此之多,《陶潜传》所记享年岂有必信之理!宗室、显宦之享年尚且有误,隐士(如雷次宗、陶渊明)之享年更可怀疑。既然沈约《宋书》所记陶渊明享年并非不可动摇,我们就应当另找更可信的证据以作出更可信的结论。如果不相信陶渊明生前好友颜延之当时所撰《诔》文,又不考察陶渊明诗文本身所提供的更可信的内证,拘守《宋书》所谓享年六十三岁,凡不合此说者辄改易文字,或曲为之解,恐怕不是严谨的态度。

   有没有这种可能:被昭明太子收入《文选》的颜延之《陶征士诔》,因年岁并不重要而将“六十三”简化为“若干”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六十三”化为“若干”于字数仅仅省略了一个,于笔画反而增加了三笔。而且享年决不是不关重要的文句,《文选》所录诔文多有明言享年者,如潘安仁《杨仲武诔》:“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卒。”(《文选》卷五十六)潘安仁《夏侯常侍诔》:“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寝疾卒。”(同上卷五十七)不但说明年岁,而且说明卒月卒日。与颜延之同时的谢灵运所撰《庐山慧远法师诔》也明言“春秋八十有四,义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薨。”〔14〕可见颜《诔》没有明说渊明年岁,并不是简化,而是不能确知。

   《南史》成书虽在《宋书》之后,其《陶潜传》却没有因袭《宋书》,《南史》只载陶的卒年而不载陶的享年〔15〕,态度更为慎重。《莲社高贤传》成书年代待考,其《陶潜传》也是只载卒年而不载享年〔16〕。昭明太子《陶渊明传》见于曾集本《陶渊明集》所附者, 虽有“时年六十三”的话,但校记曰“一无六十三字”。这都值得注意。

   还有一点必须交代,汲古阁藏《陶渊明集》十卷本及其以后的一些陶渊明集所附颜延之《静节征士诔》,有“春秋六十有三”这样的话。但《文选》所录《陶征士诔》是没有享年的。我们相信《文选》呢,还是相信《陶渊明集》的附录呢?当然相信前者。因为《陶渊明集》所附《静节征士诔》中的享年很可能是根据《宋书》添加的。而《文选》所录《陶征士诔》删去“春秋六十有三”的可能根本没有。我们当然只能以《文选》为准。朱自清先生说渊明年岁“只可姑存然疑而已。”(《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宋云彬先生说:“渊明得年六十三之说,仅见于沈约《宋书》,盖无明据。颜延之《陶征士诔》只云‘春秋若干’,萧统收入《文选》;作‘春秋六十三者’,乃后人据《宋书》改之。”(《新中华》复刊第六卷第三期)所论极是。

     二、《游斜川》及其异文

上文说过,考证陶渊明的享年应将有关资料按重要程度加以分级,不能不分轻重笼统运用,更不能以次一级的资料否定前一级的资料。在各种资料中,最重要的是陶渊明自己的诗文,其次是陶渊明生前友人的叙述,复次是后人的说法。本文第一部分,取颜延之《陶征士诔》而舍沈约《宋书·陶潜传》,除了因为《宋书》本身所记人物享年不尽可信之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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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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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京)199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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