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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星:当代文学中的“农民性”问题

————“当代思想史”片断

更新时间:2015-01-20 17:47:13
作者: 樊星 (进入专栏)  

  

   摘要  农民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基本主体。因此,对中国农民的认识实际上就体现了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潮批判了农民性中蒙昧、麻木的一面,影响至今。另一方面,毛泽东关于农民革命的思想也证明了农民性的不可低估。这两种不同的农民观昭示了中国国民性的复杂。而当代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经济巨变对农民的伤害也迫使作家对“农民性”问题进行了重新的思考:该如何认识“农民性”的复杂?这样的思考不仅催生了一批立足于深刻理解“农民性”的文学作品,而且呼应了随着改革深化产生出的关注“三农”问题的迫切呐喊。

   关键词 农民性;当代文学;当代思想

   在漫长的历史时段里,农民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主体。因此,“小农经济”就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体现到文化品格上,“农民意识”自然就成了认识中国民族性的一个关键词。只是,虽然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有“重农”的传统,可大概自从有了“工业化”和“工人阶级”这些代表先进文化的词汇产生以后,“小农经济”和“农民意识”就常常成了“落后”、“封建文化”的代名词。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社会奇观:一方面,中国是个农业国,另一方面,中国不能不急起直追现代化、工业国的伟大目标;一方面,现代的中国革命从根本上是一场农民革命,另一方面,这场革命在取得了胜利以后却为了“继续革命”而严重伤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一方面,在政治上,“贫下中农”被看作“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具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他们的实际生活和经济地位却长期得不到改善;一方面,他们的淳朴、勤劳、善良、坚韧一直是许多文艺家讴歌的品质,另一方面,“农民意识”又是日常生活中明显带有自私、狭隘、目光短浅等特定指涉的一个贬义词……“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潮批判了农民性中蒙昧、麻木的一面,影响至今。另一方面,毛泽东关于农民革命的思想也证明了农民性的不可低估。在这些矛盾现象的深处,埋藏着一个文化课题:该如何认识“农民性”?在当代政治家、文艺家关于“农民性”的矛盾论述的后面,又可以看出怎样的文化奥秘?在一连串伤害农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革命”过去以后,重新认识“农民性”也已经成为了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主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就是重新认识“国民性”的问题。因为中国至今仍然是农民占了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因此,中国的“国民性”在很大程度上就不能不是“农民性”。

   毛泽东论农民

   毛泽东出身农民,青少年时期因为当上学生而进入小知识分子阶层。在成为职业革命家以后,又担当起了中国革命领袖的重任。正是这样的多重文化背景,使他关于农民的论述也常常因时而变,显出矛盾的内涵来——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是把农民和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都划入“小资产阶级”中的,但又把他们看作“我们最接近的朋友”。[①]在《中国革命和共产党》中,他认为:“中农……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中农态度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因素”。[②]到了《论联合政府》中,他还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是中国军队的来源”,“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③]但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入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④]这,便是他不遗余力地发动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出发点。他当然是了解农民的。因此他预感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因为“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⑤]然而,搞了二十多年的合作化,他没有想到,结果是农民的贫苦、农村的凋敝、农业的萎缩一直没有得到改变。显然,问题的症结不是“教育农民”的设想解决得了的。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农民的态度是矛盾的:他知道,他需要依靠农民进行革命,但也深知农民与他期望的“无产阶级”有很大的距离。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⑥]这样的评价在今天看来,显然过于理想化了。至少对于他领导的现代这场最伟大的人民革命来说,革命的主体是农民;革命的领导者也大部分不是工人。而当他在解放以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实际上起领导作用的,显然也不是“工人阶级”。虽然他一度有过“在几年内……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⑦]但一系列反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激进运动却不可避免地使农民的命运更加贫困化。

   出于激进的革命考虑,毛泽东在解放后对农民的批评远多于肯定。这样,在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思想”的背景下,“农民意识”就成为了一个贬义词。农民不仅在经济上由于城乡差别、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差别长期处于贫困之中,而且在文化上也成了受歧视的对象——不仅被先进的“工人阶级”所歧视,而且被因为享受到城乡差别带来的某些“特权”(从城市户口、购粮证、计划供应物资到“八小时工作制”)而当然自视高于农民的一般城市居民所歧视。

   “十七年”文学中的“农民性”

   “十七年”文学中,既有讴歌农民英雄的主题(例如《红旗谱》、《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中那些英勇革命、积极走合作化道路的先进农民形象),也有批评落后农民的主题(例如《红旗谱》中严志和的懦弱,《创业史》中郭世富、梁三的自私和王二直杠的僵化,《山乡巨变》中盛佑亭的动摇、张桂秋的狡诈、王菊生、陈先晋的自私,《艳阳天》中马同利的为人深不可测、马连福的头脑简单)。这样的双重主题当然打上的是那个时代的烙印,但批评落后农民的主题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五四”文学“改造国民性”的主题。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当时那些有才华的作家满腔热忱,可在无意中都写出了无情的现实:真正积极走合作化道路的,是少数具有共产党干部身份的先进农民(如《三里湾》中的王金生、《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山乡巨变》中的刘雨生、《艳阳天》中的萧长春等),而且那些先进农民又常常给人以模式化(“高、大、全”)、概念化、个性也相当单薄的印象;大多数农民对于合作化运动都是犹豫、怀疑、动摇、甚至抵触的。事实上,当时中国的大多数农民都是不愿意走那条“穷过渡”、带有“乌托邦”色彩、并且最终被时间证明是一条失败之路的合作化道路的。虽然因为政治运动的压迫,他们终于不得不随波逐流(“十七年”文学中许多后进农民在先进人物的帮助下转变的故事,其实常常显得牵强);入社以后,他们也因为生活水平的下降长期鼓不起生产的热情来。到了新时期,高晓声的小说《李顺大造屋》、张一弓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周克芹的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韩少功的小说《月兰》、智量的小说《饥饿的山村》都再现了那一幕悲惨的历史,诉说了极左政治给农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如此说来,那些怀疑合作化、出于保守、“落后”的本能犹豫彷徨的农民们,他们的怀疑和犹豫在今天看来虽然不一定是出于对极左灾难的预感,但至少显示了“农民性”与极左思潮的根本对立。农民的本能,虽然是谨小慎微,“目光短浅”,但在激进的社会思潮面前,那谨慎、保守、自私、“狭隘”,却恰恰体现出一种比较稳健、务实的人生态度。只是,在强大政治压力的催迫下,他们至多只能以入社以后消极怠工的方式去显示他们的不满。在经历过一场相当漫长的“乌托邦”噩梦以后,反思往事,回过头来再看那些“落后”的农民,真是可以令人感慨系之的!

   新时期作家:为农民鸣不平

   新时期之初,“为民请命”的呐喊成为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高晓声就因为发表了《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等反映农民疾苦的作品而成名。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的小说常常被评论家读出了“改造国民性”的主题,[⑧]他的本意却不在此。他告诉人们:“象陈奂生这样的人,是我多年在农村中见到的一种农民类型,可以从很多农民身上看到他的某些影子……他们善良而正直,无锋无芒,无所专长,平平淡淡,默默无闻,似乎无有足以称道者。他们是一些善于动手不善动口的人,勇于劳动不善思索的人;他们老实得受了损失不知道查究,单纯得受到欺骗会无所觉察;他们甘于付出高额的代价换取极低的生活条件,能够忍受超人的苦难去争得少有的欢乐;他们很少幻想,他们最善务实。他们活着,始终抱定两个信念,一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相信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二是坚信共产党能够使他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他们把根子深埋在现实之中,始终对现实抱着无限的希望,并且总是尽一切努力去实现那种希望。”因此,“我对陈奂生们的感情,绝不是什么同情,而是一种敬仰,一种感激。……我确确实实认识到,我能够正常地度过那么艰难困苦的二十多年岁月,主要是从他们身上得到的力量。正是他们在困难中表现出来的坚韧性和积极性成了我的精神支柱。”[⑨]高晓声这样的认识在许多像他一样经历过政治坎坷的作家(例如李準、王蒙、刘绍棠等)笔下,都曾经出现过。在这样的声音中,显示了当代作家的民本情怀。

   出身农民的莫言也曾经猛烈抨击过歧视农民的言论,他指出:“我认为许多作家评论家是用小市民的意识来抨击农民意识”。他对农民意识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农民意识中那些正面的,比较可贵的一面,现在变成了我们作家起码变成了我个人赖以生存的重要的精神支柱,这种东西我在《红高粱》里面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而说到农民的“狭隘性”,他认为:“狭隘是一种气质……农民中有狭隘者,也有胸怀坦荡、仗义疏财,拿得起来放得下的英雄豪杰,而多半农民所具有的那种善良、大度、宽容,乐善好施,安于本命又与狭隘恰成反照,而工人阶级中,知识分子中,‘贵族’阶层中,狭隘者何其多也。”因此,他提出“要弘扬农民意识中的光明一面”。同时,他也认为:“无产阶级意识在中国是变种的,是烙着封建主义痕迹的”。[⑩]他的这些议论是很有道理的。而当他的《红高粱》因为弘扬了中国农民的“酒神精神”和“精忠报国”事迹而感动了中国乃至世界时,他也的确弘扬了中国“农民性”—“国民性”的另一面:“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11]

   像高晓声、莫言这样熟悉农民的作家理直气壮为农民鸣不平的声音,与画家罗中立那幅以“领袖像”规模画成的名画《父亲》一起,代表了当代人一扫对于农民的成见的新思潮。

事实上,至少在作家中,一直有一个讴歌农民的传统:或者像沈从文那样自诩“乡下人”,讴歌农民的淳朴与爱情(如《边城》);或者像孙犁那样讴歌村姑的勤劳与坚贞(如《荷花淀》);或者像周立波、柳青那样讴歌农民的革命业绩(如《暴风骤雨》、《铜墙铁壁》);或者像赵树理、周立波、李準那样讴歌农民的新生活(如《三里湾》、《山那面人家》、《李双双小传》);或者像李杭育、郑万隆、贾平凹那样讴歌农民的坦荡、豪放、浮躁(《最后一个渔佬儿》、《老棒子酒馆》、《浮躁》);或者像路遥、张炜那样讴歌农民的自强不息(《平凡的世界》、《古船》)……这些对于农民的讴歌不仅体现了中国作家的乡土情怀,而且在冥冥中贯穿了一个主题:弘扬农民的美好品德。显然,这样的主题与以鲁迅作品为代表的“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是迥然不同的。从这个主题,我们能够很自然联想到中国文学史上那些讴歌农民的不朽篇章——从司马迁的《陈涉世家》、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到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孟浩然的《过故人庄》、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还有,鲁迅的散文《阿长和〈山海经〉》也是属于这一主题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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