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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星:深入剖析“国民劣根性”

————试论新时期文学中“改造国民性”的主题特色

更新时间:2015-01-20 17:42:07
作者: 樊星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新时期文学中产生了许多反思“文革”武斗、揭示“人性恶”、重新认识土匪及军人身上的匪性的作品,还有许多文学作品中留下了关于各地土匪活动的记录。这些足以表明,在中国的民族性中,崇尚暴力与匪性的传统根深蒂固。虽然其中有不少作品旨在揭示暴力的心理根源、匪性的社会根源,但仍然足以发人深省:传统的“礼教”与酷刑为什么遏制不了暴力的频仍、匪性的可怕?如果“国民劣根性”的问题其实是“人性恶”的表现,改造它又谈何容易!

   【关键词】“国民劣根性” “暴力叙事” “匪性” “人性恶”

   二十世纪的中国经过战争、革命(从农民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经济建设大潮的轮番改造,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沧桑巨变。在这样的剧变中,国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也明显发生了巨变。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品中发现:我们的国民性在巨变中仍有所未变。虽然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韩少功的《回声》、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那样的作品足以使我们联想到鲁迅的《阿Q正传》同时又感到有所不同,虽然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已经打开了个性自由的广阔天地,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在率性而活、我行我素中远离了“改造国民性”的道路,而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进程也将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挤上了为生计奔波的老路,可我们仍然能在当代文学思潮中发现当代作家对“改造国民性”的新思考。例如,对于“国民性”中残忍性、匪性的描写与沉思。

   暴力叙事与“人性恶”主题

   新时期文学开始于“伤痕—反思”思潮。而在这一旨在清算“文革”罪孽的思潮中,就有相当一批作品从不同的角度触及了“文革”中武斗的恐怖、反思了“革命暴力”的可悲——例如路遥的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郑义的小说《枫》、金河的小说《重逢》、韩少功的小说《回声》、礼平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和顾城的诗《永别了,墓地》。其中,《惊心动魄的一幕》在紧张的情节推进中着力刻画了武斗的荒唐:“怎么人民和人民打起来了?……好人打好人,坏人打好人,这成了什么社会了!”《枫》通过一对恋人在武斗中的生离死别暴露了武斗的难以理喻:“双方都认为自己一方是左派,是革命造反派,是为维护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的”,可双方却同室操戈、血溅校园。《回声》则将“造反派”的分裂与历史上的家族械斗联系在一起,意味深长写出了“几十年后人们戴着红袖章,又要重演往日一幕”的历史悲哀,惹人想起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内战的悲剧,可谓别有洞天。《重逢》写出了红卫兵的悲哀:“难得的小将啊!在战争年代,他们会成为忠诚的将士!”可“文革”中,他们的热情却被虚掷了。一样的革命热情,为什么结果截然不同?!命运是如何捉弄“革命小将”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更站在“文明与野蛮”的哲理高度去审视当年的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强大的革命暴力”为什么伤害了无辜的弱者?“强大的革命暴力”又怎样在弱者的心中催生了皈依宗教的情感?如果那些红卫兵没有被“强大的革命暴力”所召唤、裹挟,“文革”也许会另是别样的局面?还有什么比在和平年代里以“革命”的名义去破坏、分裂、打斗、流血、牺牲更令人惋惜的!应该说,“文革”以“革命”的名义引爆的“全面内战”对于参与者和过来人都是一场深刻的教训。那疯狂、那代价,都无疑是一场启蒙:那样的悲剧再也不应该上演!

   然而,历史常常不那么简单。老鬼的长篇非虚构小说《血与铁》就深刻揭示了红卫兵暴力的心理根源与教育根源——

   小孩打起人来,非常可怕。他们把打人看成像斗蛐蛐一样,是一种消

   遣,一种享受,毫无道德上的顾虑。比扔瓦、跳绳、夹包、玩牌、踢足球

   都刺激得多。尤其是让老师互相打,互相搧耳光……常把他们逗得哈哈大

   笑。

   小孩们爱互相比,看你打得狠,我要打得更狠,否则好像我的思想就

   有问题,阶级感情不及你的深。反正对阶级敌人越残酷越好。

   这是过来人的切身体验。于是,“革命传统教育”就阴差阳错成为仇恨的根源。然而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消遣”和“享受”的心理:那是一种“天真”的表现吧!可在那“天真”中,闪烁着怎样的变态心理——将自己的“乐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心理!即使抛开《血与铁》的“文革”背景,我们仍然可以在许多小说中看出当代作家对变态的童心、“童心恶”主题的关注——其中,汪曾祺的小说《钓人的孩子》寥寥几笔就生动勾勒出那个“小魔鬼”在战乱中以钞票钓人为乐事的无聊嘴脸;苏童的小说《黑脸家林》强调家林天生性格古怪,不讨人喜欢,浑浑噩噩,到处惹是生非;王安忆的《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也在刻画了一个小女孩天生的恶习的同时提出了无人能够回答的遗传之谜:“她那些恶习,究竟秉承谁而来?”刘恒的《黑的雪》将一个青年的罪与死追溯到少年时期性心理的压抑、梦的折磨;铁凝的《午后悬崖》中的童年韩桂心将小朋友推下滑梯的恶行也完全是出于生性自私、心胸狭隘,得不到小朋友的玩具就执意报复,犯下大错以后仍不思悔改。而艾伟的小说《迷幻》也相当深刻地揭示了两个少年莫名的自虐、自残冲动:他们“经常有一种毁坏自己的欲望”,时而在被父亲殴打时竟然感到“饱胀的身体有一种释放的快感”,时而竟然用刀划破自己的皮肤,因为“感到他的身体是那么渴望刀子,对刀子有一种无法遏制的亲近感”。他们在自残中得到变态的快乐,甚至使得他们的同学疯狂地竞相模仿……这些作品,与《血与铁》一起,共同凸现了当代小说中“人性恶”—“童心恶”的主题。是的,“国民劣根性”其实是“人性恶”的表现,而“人性恶”又是可以追溯到童心中的。虽然自古以来,关于“人性恶”还是“人性善”就一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可人世间一直就存在着“天生的坏种”(Bad seed),[1]是不争的事实。而当作家们不约而同地揭示了那些“天生的坏种”的黑暗内心世界时,他们也就表达了对“人性恶”的浩叹、无奈。同时他们的这一立场显然与当年鲁迅那一代人企图“改造国民性”的立场已经相去甚远。

   另一方面,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在作品中揭示了糟糕的生存环境对于“人性恶”的塑造作用:矫健的中篇小说《天良》讲述了一个忍无可忍的农民天良铤而走险、反抗那些“只会欺侮老百姓”的土皇帝的悲剧故事;方方的中篇小说《风景》既写了社会底层的“夫妻打架,父子斗殴,兄妹吵闹”与“打码头”的风气之间的联系,更凸现了“该责难和痛恨的是生长七哥们的土壤”的批判现实主题;[2]刘恒的短篇小说《杀》讲述了一个农民王立秋的悲剧故事,他“脾气浮躁,办事不够豁达”,因为在挣钱的路上一再受挫而绝望、想不开,迁怒于无辜的同乡,犯下杀人罪;马原的中篇小说《旧死》追溯了家庭的溺爱使海云心理变态、最终在“变态的激情”的驱使下犯下乱伦罪恶、并被母亲击杀的人生旅程,也特别写到了“文革”期间初中男生讲下流故事对于海云心理变态的重要影响;王朔的中篇小说《动物凶猛》既写了幼儿园生活中“并未受到任何成人和淫秽书刊的影响”也有了“不间断地更换钟情对象”的早熟天性,更突出了“文革”中因为学校停课、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在偷窃、斗殴、强暴女同学中取乐的社会影响;卫慧的短篇小说《艾夏》也将一个少女的颓废、放荡与她父母的离异,与她对于父亲缺席的痛苦体验联系在了一起;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是从两个纯朴农民突然变成杀人犯的过程中发掘出了社会地位之间的巨大差别所埋藏的可怕悲剧意义;而阎连科的长篇小说《丁庄梦》则写出了丁水阳亲手击杀祸害乡民的儿子的冲动是出于义愤……如果说,《风景》对于底层的家庭暴力悲剧还抱有改良的希望(例如二哥偶尔受到上层社会生活的影响而决心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旧死》、《动物凶猛》和《艾夏》纷纷将悲剧溯源到青春的激情(尤其是性心理的勃发、压抑和扭曲),其实还是从社会因素回到了人性本身。而将人生的悲剧溯源到心理深处,是可以看出佛洛依德心理学对于新时期作家的深刻影响的。至于《天良》、《杀》、《马嘶岭血案》和《丁庄梦》这四部作品不约而同揭示了好人突变为杀人罪犯的环境压力(其中,《天良》甚至还突出了宿命的神秘意味),正是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主题。

   这样,就显现出了一条思想的线索:从对于“红卫兵”“革命暴力”的反思到对于“人性恶”的叩问。这样的反思与叩问又足以使人想起前人关于“国民性”的思考——梁启超就曾经指出:“国家之战乱与民族之品性最有关系。”“凡内乱频仍之国,必无优美纯洁之民。当内乱时,其民必生六种恶性”,即“侥幸性”、“残忍性”、“倾轧性”、“狡伪性”、“凉薄性”、“苟且性”。[3]鲁迅也说过:“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然则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4]据许寿裳回忆,鲁迅还说过:“别国的硬汉为什么比中国多?是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5]周作人也由1927年的政治株连感慨:“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仿佛中国人……就把杀人当做目的,借了这个时候尽量地满足他的残酷贪淫的本性。……我相信这在中国总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遗传病,上自皇帝将军,下至学者流氓,无不传染得很深很重”。[6]储安平也在比较研究中国人与英国人的民族性时指出:中国人“在实际的政治生活及社会生活中,理性的痕迹极其微弱。……多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实以强力为核心。……中国内战之多,实开现代国家之最高纪录”,这足以表明“中国人不以理性而以感情驾驭一切”,“中国人无论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尽量放纵他自己的意志和感情,而毫不知有所约束。”[7]这些论述,都揭示了中华民族性格中好冲动、好斗狠、喜倾轧、心地残忍的劣根性及其形成的历史、政治方面的原因:好冲动的性格造成了动乱频仍,动乱频仍中弱肉强食的历史记忆进一步强化了人与人斗争的偏激与残忍。虽然,中国有许多的老百姓和文化人、社会活动家是生性平和、热爱和平、与世无争的,可中国历史上战争之频繁、政变之频仍、起义之多发、家庭暴力和刑事犯罪之常见的举世罕见依然表明:无论在政治斗争中还是日常生活中动辄诉诸暴力,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突出的劣根性。

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当代作家在描写暴力时的渲染笔墨。莫言和余华无疑是当代在作品中渲染暴力最多的作家。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枯河》、《檀香刑》中充满了对暴力的渲染,这与他从小“感受不到人世间的温暖”、[8]“确实没有感到人间有什么爱”的体验[9]显然有关。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难逃劫数》、《一九八六年》中对于暴力的渲染也十分强悍,也与他从小多梦,甚至“在梦里杀人”,“他的梦却比生活中的残忍更为残忍”的经历密切相关。[10]然而,当作家执着、痴迷地渲染暴力场面时,是否也传达出了某种社会信息呢?一方面,在我们的社会上,一直就不乏对暴力场面津津乐道的好事者(我们可以从历史书上有关“血流漂杵”、“杀人如麻”、“满门抄斩”的叙述以及《水浒传》中李逵、武松杀人时“不问军官百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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